【战场回眸】抗战时期的重庆兵工业
2018-08-11 15:02:43  来源：文史天地  点击：  复制链接

　　为了适应抗日战场的需要，中国重庆兵工业发愤图强，励精图治，工作成绩斐然，所生产的兵工业武器在战场上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兵工企业 内迁重庆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兵工署立即就派遣技术司司长杨继曾率团入川。勘察各兵工企业可以迁移建造的地点，同时还调查重庆附近的綦江铁矿和南桐煤矿。1937年10月29日，兵工署着手部署将相对先进的设备和兵工厂，一律迁往重庆或重庆附近的地区，在大后方的湘、桂、黔、滇也适当布点。1940年，兵工单位内迁基本结束。直属兵工署的17家兵工厂有11家驻扎重庆，这些兵工厂均为兵工署所管辖的重点厂家，生产高科技的战斗产品。

　　1938年，兵工署迁往重庆后，除兵工企业外，兵工署的其他附属单位也大多迁到了重庆。其中，兵工署的3个专业兵工研究机构中的弹道研究所和百水桥精密研究所，是从南京迁到重庆的。应用化学研究所从南京迁往四川泸县，军政部兵工专门学校也从千里之外的南京经过艰难跋涉迁移到重庆。因此重庆就成了中国大后方兵器工业的中心。

　　中日交战，战斗激烈，在这种极其险恶的情况下，一大批能生产各种械弹、其数量上也居绝对主导地位的兵工企业内迁到重庆，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中国兵工企业的精华。为抗战提供了武器弹药。

　　国家兵工企业内迁后，为尽快恢复兵工生产，兵工署署长俞大维1938年3月呈准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决定各兵工厂迁移用地按照军事征用法进行。由于国民政府对兵工政策的全面倾斜和各厂奋斗牺牲的精神，各兵工厂在极短时间内就恢复了元气。

　　潜心研制 步枪机枪

　　步枪和轻重机关枪，是中国步兵作战必备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武器，也是消耗量最多的武器，为了抗日战场的需要，兵工业的专家们生产出抗日战场急需的武器。

　　1938年3月1日，中国重庆正式生产出了马克沁重机枪等武器运送抗日前线。这是在金陵兵工厂厂长李承干的示范与带领下，夜以继日地安装机器、调整设备所生产出来的。

　　1940年10月开始，兵工署第21工厂奉命令筹建了中正式步枪和捷克式轻机关枪的生产线。他们将原汉阳兵工厂制造的汉阳式步枪改造成中正式步枪，月产量达到数千支。与汉式步枪相比较，中式步枪在性能与质量方面有明显的改进。枪筒较短，使用灵活，更便于在战壕内使用;调整了识别标尺，瞄准更为便利;闭锁部分采用双保险，使用更为安全可靠。

　　1942年捷克式轻机枪达到科学标准化。各种零件均可以互换、使用灵活，性能优越，能立射、跪射、卧射，还可以高射打击低飞的飞机，每分钟实际射速约250发至300发。中正式步枪和捷克式轻机关枪成为了中国军队在抗战中使用的优良兵器，其生产线的建成和生产，基本上满足了战时步枪和轻机关枪的消耗补充。

　　战防之炮 研制成功

　　抗战时期，武器装备处于低劣的中国军队，在日军装甲车的进攻下，伤亡惨重。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中国兵工署派人员到德国购买三七战车防御炮(简称战防炮)一百门的材料和制炮机器，于1940年3月分批起运送回祖国。

　　后来因为欧战爆发，日寇侵占越南，航运阻滞，运输口岸被封锁，所定购的机器大多未运出，仅有部分造炮材料几经周折，于1940年5月陆续运到重庆。

　　兵工署第50工厂接受了研制战防炮的任务。早在德国材料没有到达之前，50工厂就已经开始了对战防炮的重要部件，譬如炮管、炮闩等的研制工作，并设计制造了造炮所需要的特种机器和工具。经过数月努力，第一门样炮于1941年3月试制完成。经过反复试射，其性能和进度都合乎规定，因此立即投入批量生产，每月可以生产三七战防炮2门。

　　到1942年，由于在机器设备、制造技术和工作制度方面进行了改进，提高了工作效率，50工厂将三七战防炮的月产量提高到5门。

　　国产战防炮投入战场之后，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有效提高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填补了国内不能生产反坦克炮的空白。

　　二七弹筒 试制成功

　　掷弹筒是近代战争中最重要的步兵曲射兵器，是解决所谓“最后三百公尺距离之问题”的最适当武器。抗战初期，由于中国军队没有这种武器装备，每一次遇到两军对峙接触时，一开始就受到日军掷弹筒的猛烈轰击，中国军队因此伤亡惨重。鉴于这种情况，中国重庆兵工署紧急命令第30工厂立即研制生产。30工厂接到命令后，最初完全仿造日式，但日式结构复杂，使用起来很不方便，而且还不能大量生产。为此重庆兵工署带领30工厂开始自行研究试造中国掷弹筒。30厂全力组织技术力量，争分夺秒，夜以继日，攻破难关，经过缜密研究和反复试验，终于在1938年底试制成功。经过兵工署验收为优秀兵器，定名为二七式掷弹筒。

　　炮弹枪弹 保障供应

　　迫击炮是步兵作战的一种有效的压制兵器，是步兵极为重要的常规兵器。在抗日战场上，迫击炮几乎是由重庆的3家兵工厂(即第10工厂、第21工厂、第50工厂)生产制造的。抗战期间迫击炮的平均每月损耗数是59门，而平均每月生产数是144门。其中，重庆的第21工厂所生产的八二迫击炮的平均每月生产数是79门，完全满足了抗战的需要。重庆的这3家工厂也是生产迫击炮弹的重要厂家。抗战期间迫击炮弹的平均每月损耗数是62997颗，平均每月生产数是62411颗，在很大程度上保障满足了抗日战场的需要。

　　抗战期间枪弹的平均每月生产数是1115万粒，第20工厂、第25工厂和第21工厂每月生产数分别是1070万、530万和数百万粒。粗略概算，重庆的3家兵工厂所生产的枪弹数与重庆之外的兵工厂所生产数之比约为10∶1。第1工厂、第21工厂生产的步枪月生产数分别是0.54万支、0.8万支，两家兵工厂所生产的步枪数是重庆之外的兵工厂产量的8倍。

　　抗战期间，重机枪的平均每月损耗数是119挺。第21工厂的拳头产品马克沁重机枪在抗战期间平均每月生产数是188挺，是重庆之外的兵工厂所生产数的三分之一。

　　重庆的第30工厂是手榴弹专业生产厂，这个厂和重庆的另一家兵工厂在每年的手榴弹月生产数是重庆之外的5家兵工厂所生产数的三分之二。重庆的第30工厂又是掷弹筒、掷榴弹的专业生产厂，该厂生产的掷弹筒、掷榴弹数供应中国军队抗日战场使用完全绰绰有余。

　　云集专家 振兴兵器

　　为了提高抗战武器的科技水平，兵工署设立了专门的兵工研究委员会。1928年1月，兵工署成立的初期，军政部政务次长张群兼任署长。为了招揽兵工专门人才，积蓄发展兵工业的力量，在兵工署成立的同时，设立了兵工研究委员会。事实上兵工研究委员会也确实聚集了一大批留洋深造归来的学子和兵工专家。随着兵工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战时兵工企业的争夺，这些兵工委员就陆续被派往各厂，或任厂长、或任总工程师。譬如：兵工署第28工厂厂长周志宏，第30工厂厂长李世琼等，均为留洋学成归来者。

　　对于战时兵工研究与技术进步，兵工署也是十分重视的。因此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政策和奖励措施。1940年9月，特设置了兵工新发明评奖委员会，专门负责管理兵工新发明的相关工作。凡是属于武器弹药机器的发明与改良、制造武器弹药及其附件的机械工具机物料的发明与改良，均属于该评奖委员会的评奖范围，因此凡是有发明创造和贡献的专家和技术人员都能受到一定的奖励和鼓励。

　　抗战期间，重庆兵工业研究成果累累。重庆兵工界云集的像俞大维、李承干、陈哲生、杨吉辉、庄权、丁天雄、杨继曾、李维诚等兵工界出类拔萃的专家。他们掌握了重庆兵工企业的生产和管理的领导层，在他们的带领下，重庆兵工企业的主要部门或主要职位也大多数由兵工专家出任，就是基层生产的管理权也由技术骨干掌握。这样有力地保障了战时兵器的技术改良、创制、新技术的开发应用和工艺的改进。在那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重庆兵工急需的科研成果可说是层出不穷。如第1工厂在厂长李维诚的主持下，仅1944年就取得技术改进研究成果18项，被兵工署下令推广的有7项之多。如坩埚提制纯钨即为战时重要科技成果之一。第30工厂研究改良的27式掷弹筒、掷榴弹、枪榴弹皆为战时中国创制的优良兵器。创制了一二0迫击炮、六0迫击炮、三七战防炮(御敌坦克、装甲车之主要武器)。统一了步枪、轻机枪、重机枪的制式，枪类制造工艺及性能均有很大改进，适应战场需要。

　　重庆集中了大后方军工和民用的主要企业，如枪炮、弹药、钢铁、机械、化工、纺织等行业，建立起四川的近代工业体系，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军工和民用物资的主要生产基地。

　　兵工方面，先后内迁重庆的各个兵工企业，都是中国兵工企业的精华;加上国民政府兵工署接收、改造、征用的原川军兵工与兵工相关企业，经过配套整合，形成重庆军工生产基地，造就了抗战时期中国军事工业的中心。它为抗战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

　　重庆是英雄的城市，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兵器是抗战的兵器。抗战时期重庆20万人投身于兵工业，制造了大批大量武器弹药保障抗日战场的需要，消灭了践踏中国领土的日本侵略者。

　　重庆兵工业制造的兵工产品，如今虽然进入历史博物馆几十年了，看上去它们已经长满了红锈，但它们却凝聚了重庆人民的劳动智慧和力量，闪烁着抗战胜利的光芒!

　　(作者系重庆市文史馆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11-16 09:4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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