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人当年如何支援抗日
2017-11-12 11:00:40  来源：藏网文摘  点击：  复制链接

　　1932年1月,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得知日寇在上海的暴行,愤怒之余,立即令西藏各大寺庙数十万僧人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祈诵经文,诅咒侵略者,“冀中央政府取得最后胜利”。在这期间,他还多次派僧俗官员到南京,加强与国民政府之间的联系,“发表了坚决支持中央政府,呼吁全国团结共同抗日的主张”。图为大清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坐床龙旗明信片贴法国客邮女神像二仙1枚实寄片。

　　正在内地的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便想到内蒙邻近东北,日寇早已垂涎,必然从中捣鬼,侵我国土,当即从海拉尔赴锡林郭勒盟,揭露日军的暴行,号召内蒙的广大僧俗群众奋起抗战,保卫家园。1932年，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尼玛在给中央政府的电报中说：“班禅目击时艰,忧愤无已,虽身属空门,而于救国图存之道,何敢后人!”。1932年后,九世班禅巡视上海、北平、察哈尔、绥远、甘肃、青海等地,沿途向僧俗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在巡视期间,适逢日寇企图染指我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他闻讯立即致电国民政府,严正声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九世班禅还通电全国,呼吁中央安抚蒙民。

　　1933年5月，九世班禅闻知热河失陷、内蒙存亡危在旦夕时，痛心疾首，立即通电斥日寇暴行，并毅然跋涉两月之久到达热河前线念经祈祷抗战胜利。1938年又解囊捐助抗龘日将士医药费3万元，并带头认购救国公债2万元。抗战前夕与初期,九世班禅还多次在内蒙、青海、四川等地召集各大寺庙的喇嘛修建坛城,虔诵靖国消灾大经,公祈和平,超荐抗日阵亡将士,自己亦晨夕默诵,未曾稍懈。如1934年5月13日至18日,他在杭州灵隐寺主持了宗旨为祈祷世界和平,超度阵亡抗日将士的“时轮金刚大法会”。

　　九世班禅还慷慨解囊,捐助前线抗日将士。早在抗战前夕,他就曾数次捐赠政府及军委会战马数百匹。1937年10月28日,他捐赠医药费3万元,并带头认购救国公债2万元。11月8日,他再次为赈济前线伤员及难民,捐款2000元。为了祈祷抗战胜利,诅咒日本侵略者,他还曾捐款数千元,修建坛城。

　　1937年,全面抗战已经开始,九世班禅回藏无端受阻,在青海玉树忿郁成疾。九世班禅在重病中还想到康定召集全康高僧,启建大威德金刚降魔定乱大经,以仁慈之心求全国人民共免劫难。他在圆寂的前几天,得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忧国忧民,夜不能寐,不顾病重,即命人起草了一份汉藏合璧的《告西陲民众书》,希望广大同胞团结一心,巩固后方,以完成抗日救国之大业。他还下令将所属部分枪支捐出以助抗战。

　　1939年5月,班禅大师行辕暨西藏僧俗民众又组织了以丁杰佛为团长、拉敏益西楚臣为副团长的14人代表团风餐露宿,赶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

　　当时的晋察冀边区银行为筹集抗日款项发行了救国公债，因为五台山当地农民比较贫困，发行极端困难，五台山的僧人们在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感召下，积极购买公债，仅台麓寺的喇嘛庙在当时就认购了2000元。

　　1938年4月，五台山台怀镇内48座青庙和21座黄庙的1700余名各族僧侣联合成立“佛教救国同盟会”，首开全国宗教界抗日的先例。从1938 年秋至1939 年春,大约有100余名五台山僧人参加了八路军,其中包括菩萨顶等10 处藏传佛教寺庙僧人30 余人。他们被编入晋察冀二分区四团,人称“僧人连”。

　　藏族人民捐献羊毛支援抗战。1939年冬，康定各界发起了征募寒衣运动，以支援前线。尽管广大藏族同胞并不富有，他们仍节衣缩食，自动将各种土特产、皮毛、药材等送到征募地点。青海省藏族及其他兄弟民族也踊跃地参加了募捐，他们一次捐献羊皮衣就达10万件之多。

　　拉卜楞寺五世嘉木样活佛曾派兄长黄正清在兰州成立了“藏民文化促进会”，两次组团赴抗日前方慰问抗日将士，并捐献出可购30架飞机的巨资30万元银币。

　　炉霍、道孚、甘孜等藏区57 寺僧人还联合致电国民政府,表示:“暴日入寇,五族同仇。僧伽等分属国民,爱护国家,利乐有情,未敢后人。谨于每月东日举行月会时,虔诚挚心,增诵经课,面向三宝,为国家民众祈求胜利。”

　　西藏驻京(南京)总代表兼西藏驻京办事处处长的贡觉仲尼，于1938年4月在徐州前线的一次献礼仪式上，以藏族高僧的身份向世人说明“日本纯是违反佛教的侵略性。他指出:“宗教是本于公理正义的,日本人从前有不少的到拉萨来学密宗,现在他们根本违背了教义。就宗教方面来说也应该制裁。”

　　西藏昌都地区类乌齐寺著名活佛诺那呼图克图，除了呼吁“驱彼倭奴,还我故土”,表示“宁作战死鬼,不为亡国奴”的心声外，还多次在上海、南京等地主持“大白伞护国法会”上传授旨在镇护国家，退却强敌，息灾解难的大白伞盖坚甲咒等经咒、仪轨。

　　1939年3月,国民政府官员戴传贤、屈映光等人发起在重庆再次举行护国息灾法会,请藏传佛教大师贡噶主坛,追悼阵亡将士和死难同胞。

　　国民政府为持久抗战，修建了新津-康定、康定-玉树简易公路和理塘、营官、漳腊等军用机场。川康藏族同胞积极参加了这些工程，仅修机场一次就征调当地民工2300人。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寇切断我国的海路运输，对大西南实行战略封锁，我后方物资非常匮乏。川康藏族人士邦达多吉等策划并开辟了印度经西藏直通川、滇完全依靠骡马运输的陆路国际交通线。邦达家族在印度设商业机构，以拉萨为转运中心，先后在昌都、玉树、甘孜、康定、雅安、成都、昆明、丽江、中旬等地设商号或转运站，从印度购进大批商品运至抗战大后方。输送抗战物资总值达1.5亿美元，对急救和繁荣战时后方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8年夏天，藏族人士青攘呼图克图、贡嘎呼图克图、格桑泽仁等发起组织“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和“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赶赴重庆和各大战区慰劳前线抗龘日将士，并把从藏区募集来的金银首饰一并献给国家，以应战时之需，还表示将“倾康藏人力、物力，分期分批贡献国家”。翌年，代表团团长格桑泽仁等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向周恩来敬献锦旗和哈达，对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表示慰问。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12 11: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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