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抗战时期日本在中国西藏的间谍战
2018-08-09 14:16:41  来源：中国西藏网   点击：  复制链接

　　自19世纪末叶，日本推行“大陆政策”，日本当局利用各种手段，从事了一系列旨在分裂中国西藏的活动，妄图将西藏纳入“大东亚共荣圈”中。日本佛教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亦以与我国西藏地方政权及藏传佛教界接触的方式参与其中。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考虑到西藏重要的战略地位，日本侵略者采取接近和拉拢西藏宗教上层、利用藏人和直接派遣特务潜入西藏刺探情报等各种手段，加快了对我国西藏的渗透步伐。这些侵藏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其情况仅见于日本军部及外务省等部门的秘密卷宗里，因此不为公众所知，中国社科院藏学及西北民族史专家秦永章根据日文原始档案以及“旅藏”日本人的秘密报告等资料，揭开了抗战时期日本染指我国西藏活动的黑幕。

　　接近和拉拢西藏宗教上层

　　日本统治者深谙藏传佛教上层的政治倾向不仅对日本的对藏政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对同属藏传佛教圈的蒙古地区(包括“满洲”部分地区)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因此，自20世纪初，日本当局即把拉拢西藏宗教上层作为其对藏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抗战时期，日本当局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宗教上层，尤其是对驻在内地的西藏上层的拉拢活动。引诱他们到日本“观光”、“访问”则是其重要手段之一。当时曾奔波于西藏与祖国内地之间的西藏高僧安钦呼图克图以及雍和宫住持旦巴达扎成为日本当局接近和拉拢的重点。

　　关东军曾谋划邀请安钦活佛到日访问 最后取消计划

　　安钦活佛(1884—1947年)，原名丹增晋美旺秋，法号“安钦多杰锵”(意为大密宗师金刚持)。

　　1937年12月班禅大师圆寂后，安钦呼图克图成为班禅集团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因此日本当局对他的拉拢活动进一步加强。 1937年11月，“为了对满洲帝国的成立表示祝贺”，日本当局曾斡旋安钦活佛“谒见”了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另据日本陆军秘密档案资料，关东军甚至计划邀请安钦活佛到日本访问。

　　但他们担心，如果让外界知道安钦访日一事的话，会给安钦的返藏活动带来不便，以至影响日本军方利用安钦返藏之机进行的其他图谋。日本关东军最后取消了邀请安钦访日的计划。

　　日本政府酝酿新阴谋 丹巴达扎等一行访日

　　1942年5月，日本军队侵占缅甸以后，西藏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更为突出，日本对西藏的兴趣也迅速增强，他们认为进一步将势力延伸到西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有一份题为《西藏政府代表访日成果及对西藏问题调查的看法—西藏代表招致报告》的档案资料。在这份报告中详细记录了丹巴达扎一行的访日时间、访问机关、访问感想以及日本拟对西藏采取的“调查”计划等。

　　丹巴达扎原是拉萨哲蚌寺郭芒扎仓的格西喇嘛，1935年接替原雍和宫堪布、札萨克贡觉仲尼出任雍和宫札萨克堪布。

　　与丹巴达扎一起到日本观光的另一位藏族人士是雍和宫喇嘛拉布吉，俗称“杨喇嘛”。他是青海塔尔寺著名活佛、六世阿嘉呼图克图罗桑隆多晋美丹贝坚赞(1910—1948年)的驻京代表。关于邀请丹巴达扎一行访日的目的，青木文教毫不避讳地说：“随着大东亚战争的进展，本省(即外务省)为了获取西藏现状形势的情报，派遣笔者到中国出差。当我听说西藏代表驻在北京后，与之接触，建立了联系。邀请他们访日，这除了满足他们的访日要求外，同时可以成为我国对西藏进行调查的良好开端。由外务省邀请西藏代表访日，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

　　丹巴达扎一行的访日活动结束后，青木文教撰写了上述题为《西藏政府代表访日成果及对西藏问题调查的看法—西藏代表招致报告》，他在该报告中进一步赤裸裸地指出：“我们应该探讨如何诱导西藏对我方采取协同工作，加强我国国防外围线的方策。西藏的向背关乎到我国的利益，无论从地理上、政治上、宗教上、还是军事上都不能轻视西藏的特殊地位。西藏是否对我方进行协力，对我国的国策带来不可预料的影响。这是彼此进行提携(合作)乃至开拓国交的必要性”。为了推进以上工作，青木文教提出了具体的《西藏调查要纲》，该《要纲》的方针是“为了确立大东亚共荣圈，乘邀请西藏政府代表访日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对西藏的调查研究。”具体要纲是：”1、当前西藏调查的重点是搜集准确的情报及进行恰当的宣传;2、为进行以上调查设立特别机关;3、设置特别调查机关后，要培养从事特务工作的调查员。”在另一份报告中，青木文教曾建议日本政府，“应该通过以上的西藏政府代表，积极与西藏本国建立联系，指导他们切断西藏政府与重庆政府之间的关系。”以上这些赤裸裸的言论似乎只是个人意见，实际上表明日本政府正在酝酿新的侵略阴谋，其险恶用心在这里暴露无遗。

　　利用藏人搜集西藏情报

　　抗战期间，刺探和研究相关西藏方面的情报是日本外务省“西藏工作”的重要内容。外务省嘱托青木文教认为，印度大吉岭的噶伦堡、中国上海、蒙古等地是搜集西藏方面情报的重要基地。在搜集西藏情报的诸多手段中，最有效的方法是秘密潜入西藏，但这种方法具有很大的危险，不是最好的手段。因此，派遣西藏人入藏或从滞留在内地的西藏人中获取情报成为他们得到西藏情报的重要手段。

　　1942年2月，日本外务大臣东乡茂德指示驻北京、上海，以及内蒙古地区的领事，要求加强搜集西藏方面的情报，派遣熟悉西藏情况的当地人进藏。配合东乡的指示，驻在中国的日本使馆人员开始物色合适人选，并派遣入藏，从事搜集西藏情报的工作。这时，一名重要的西藏人“蒙那昌”出现在上海等地。据1942年4月的一份日本外务省档案资料记载，“蒙那昌”系“西藏政府的两大御用商人之一”，当时34岁，他于1939年冬离藏，1940年9月，赴重庆会见了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的友人，并会见了蒋介石、吴忠信，与他们进行了商谈。

　　1942年4月7日，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派遣谍报人员将他带到上海。专门负责西藏调查工作的外务省嘱托青木文教与他同行抵达上海。抵沪后，青木文教与上海领事馆副领事、专门刺探我大后方情报的“特别调查班”负责人岩井英一一起，与蒙那昌进行了详细的商谈。

　　1943年，蒙那昌经华北从陆路返藏，岩井派特别调查班的谍报员李淇将他送到北京，并与当地陆军特务机关联系，给蒙那昌通过日占区提供方便。日本最高当局接到报告后，拟定日后若占领西藏，就让岩井英一任最高顾问，即最高指挥官。不久，岩井、青木文教返回东京，向外务省汇报了与蒙那昌接触的结果。

　　派遣特务潜入西藏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为刺探情报，日本的间谍特务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其间谍特务活动几乎涉足中国所有省区，其中包括西藏。日本的间谍特务活动，大致分为由军部指挥的军事间谍特务系统，由外务省领导的外交特务系统，以及由一些右翼团体组成的民间特务系统，但以前两种为主。

　　抗战时期，日本情报特务机关曾多次试图派遣特务秘密进入西藏，其中成功潜入西藏的共有3人：野元甚藏、木村肥佐生、西川一三。

　　第一名潜入西藏的关东军特务—野元甚藏

　　第一名潜入西藏的是属于陆军系统的关东军特务野元甚藏，他1917年3月生于日本鹿儿岛。1935年8月，从县立农校毕业后，经人介绍，前去投奔担任关东军天津特务机关长的大迫通贞。同年10月，以“蒙古研究生”的身份，被分派到内蒙古的关东军“阿巴嘎”特务机关，并入住到一个蒙古族牧民家庭，学习蒙古语。

　　1938年10月，特务机关长泉铁翁向野元甚藏转达了派遣他潜入西藏的决定，并叮嘱他在西藏“不能暴露自己日本人的身份，始终要装扮成蒙古人，尽可能长时间潜伏在西藏，对西藏的实际状况进行观察，不需要作记录”

　　1939年4月底，安钦活佛及其随行王明庆、罗崇嘉一行抵达加尔各答。5月9日，野元随同王明庆父子，以及前来迎接的拉萨贵族凯墨?索南旺堆离开噶伦堡，经亚东、帕里、江孜，于5月24日抵达日喀则，住在王明庆家中。野元在这里被王明庆等人介绍成前来西藏巡礼的蒙古人。野元抵达日喀则以后，潜伏了一年半左右，伺机进入拉萨是野元潜行西藏计划中的主要内容之一。10月中旬，野元利用王明庆等人前往拉萨经商的机会，一同前往拉萨，住在位于布达拉宫东南侧的西藏贵族凯墨家中。11月底，野元结束了他短暂的拉萨之旅，随同王明庆返回日喀则。

　　1940年1月，国民政府特使吴忠信一行抵达拉萨，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事宜。安钦呼图克图担心其随带日本人入藏之事败露，不久将野元转移到日喀则西80公里的乌坚宗，野元便在这里开始了长达半年的潜伏、蛰居生活。后来因有人怀疑到野元的身份， 10月5日，野元与王明庆一起离开日喀则，经由江孜、帕里、锡金，于11月10日抵达加尔各答。11月14日，野元搭乘一艘日本船只从加尔各答出发，于12月6日抵达日本神户港，他一年半的西藏潜入生涯宣告结束。不久，他返回哈尔滨，在关东地区防卫司令大迫通贞的建议下，开始撰写他的西藏潜行报告《入藏记》，1941年5月撰写完成，提交给关东军司令部、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等部门。日本战败后，于1945年9月返回日本，结束了他在中国长达10年的间谍生涯。

　　从野元的入藏报告中可知，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西藏人民对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他一年半的潜伏生活是在惶惶不安中度过的。时任日本外务省特别调查员的青木文教也说：“从当时受满洲国特命、得到安钦活佛协助、经由英印路线秘密进入西藏、1940年归国的某位日本青年(指野元甚藏—引者)那里获知，整个西藏对日本人警戒严重，理所当然他未能公开自己的日本人身份，不仅如此为免于发觉自己的身份，他未能展开任何调查，在流浪、潜藏之中耗去了一年半的时间”。

　　木村肥佐生、西川一三潜入西藏

　　抗战时期，继野元甚藏之后潜入西藏的日本特务是木村肥佐生和西川一三2人。他们2人最初的目的是潜入新疆，搜集国际援华路线方面的情报。后来因情况发生变化，他们先后改道潜入了西藏。

　　木村肥佐生，1922年1月生于熊本县，1939年3月，毕业于熊本九州学院。1940年5月，被录用为日本政府兴亚院的蒙古留学生，前往设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特务培养机构—兴亚义塾(第二期生)学习蒙古语，1942年3月毕业。

　　1943年9月，木村肥佐生、西川一三接受西北潜行的任务后，开始了各自的准备活动，并先后分别踏上了潜行旅途。2个月后的12月15日，抵达内蒙古西部日占区的中公旗(今乌拉特后旗)，后经阿拉善定远营进入甘肃境内，经裴家营、永登、青海乐都、西宁，于次年2月4日，抵达塔尔寺，停留了1周。不久，他们离开了塔尔寺，越过日月山，经过青海湖，于2月19日抵达柴达木进行短暂停留。

　　木村行抵柴达木时，他被留守在这里的回民军怀疑为逃匿的内蒙古喇嘛，将他软禁起来，要他等待西宁方面的查询结果，因此，木村在柴达木的蒙古部落中不得已度过了1年时间。

　　1945年5月18日，木村一行加入到商队中，从柴达木出发，越过唐古拉山，于9月2日抵达拉萨。他从当地蒙古人那里获知日本战败的消息，还见到了这里的汉人举行的庆祝抗战胜利的游行活动。在拉萨八廓街遇见了自己在内蒙古的实验牧场工作时认识的蒙古人，因此他极其担心自己的身份被发现，于是急欲离开拉萨，决定到印度核实事态发展的情况。他在拉萨仅停留了19天，9月20日从拉萨出发，经江孜、帕里、亚东，于10月16日抵达印度噶伦堡。

　　西川一三比木村晚1个月出发。1943年10月23日，他装扮成一个蒙古喇嘛，与返回故乡途中的3名青海土族喇嘛一起，于10月抵达塔尔寺，在该寺停留4个月。1945年2月初，受一个藏族商队之雇，西川赶着骆驼离开了塔尔寺。7月13日，西川加入到西藏巡礼的藏族人中，从尚格出发，于10月抵达拉萨，这比木村晚了近1个月左右。

　　1946年5月上旬，西川决定北赴拉萨，谎称自己是从内蒙古土默特旗来的喇嘛，进入拉萨哲蚌寺，被安排到该寺郭芒扎仓罕东康村，在这里度过了近1年的喇嘛修行生活，他的身份没有暴露。

　　1949年5月中旬，受拉萨“驱汉事件”的影响，木村返回噶伦堡。不久抵达加尔各答，木村向印度当局自首，公开了自己的日本人身份。9月26日，他被印度当局作为政治犯关进监狱。西川一三亦随之被捕，在加尔各答度过了8个月的监狱生活。1950年5月12日，西川与木村一起，从印度遣送回国，6月13日抵达神户。2人长达8年多的潜行生活宣告结束。此后，根据自己的这段特务经历，木村肥佐生和西川一三分别写成了《潜行西藏十年》、《秘境西域的八年潜行》(3册)两书。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从对中国侵略的政策出发，凯觑中国西藏，从事了一系列染指西藏的侵略活动。这些活动对西藏上层集团个别人的政治倾向产生了一定影响，无疑也对当时西藏分裂倾向的增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本文节录自《抗战时期日本染指我国西藏秘史》，《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8-09 14: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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