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延安：到过延安的名人，直观感受如何？最意外却是稿酬
2023-07-19 10:29:02  来源：网易  点击：  复制链接

　　1、民主——延安新的名片

　　西安事变前后，在陕北的中共中央除了强调“抗日”，就是“民主”。赴延知青大多是民主青年，认为在延安可得到“民主、自由、平等”。

　　1936年2月上旬，范长江采访陕北，中宣部长博古、抗大教育长罗瑞卿亲往西安迎接。

　　毛泽东在窑洞对范长江说：

　　共产党的要求是希望中国走上民主之路，以民主求统一求和平;和平统一之后始可言抗日，为实现民主政治，共产党当可放弃土地革命、苏维埃和红军的名义;中国将来当然会成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多次提及民主：

　　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

　　1942年5月，毛主席在高层会议上∶

　　和我们合作的知识分子不但是抗日的，而且是有民主思想的、倾向于民主的。没有民主思想，他们根本就不会来。

　　此时入党的大学生谢韬：“共产党关于民主的政治主张，使我们感受到强大的亲和力与吸引力，促使我们下定决心成为共产党人。”

　　在延安办报纸刊物，只须征得单位同意，再向中宣部申请报告即可，几无不允。经费通常为募集或设立专项基金，或从单位经费中划拨。

　　2、访问延安的国内知名人士的切身感受

　　中外记者对延安的采访报导多传递正面信息，最早进入的美国记者斯诺、国统区记者冒舒湮(1914~1999，明末四公子冒辟疆后人)，认定中国共产党正在致力民主政治。

　　1938年初，汉口《抗战三日刊》连载冒舒湮《边区实录》：

　　总之，边区的行政制度是要向着“使早达到宪政时期”这一目标前进!”，“共产党虽然声明不放弃马克斯列宁主义，然而这并非说就是主张阶级斗争。改善政治机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抗日，而非夺取政权。”认为中国共产党对内赞同民主政治、对外从事抗战，“放弃苏维埃而无遗憾”，连士兵都会说：“我们非放弃各种形式的苏维埃权力不可，日本的侵略已强使国民党恢复了革命的倾向，所以我们能够和它合作了。”

　　台湾名士丘逢甲之子丘琮(1894~1976)，1938年2~4月以广东中山大学教授身份访问延安，盘桓二月余，发表观感：

　　他们从上到下，各机关各部门办事效率极高……上级没有官僚架子，下级敢于负责办事，公务从未互相推护，与国民党的腐朽的衙门作风真是迥然不同啊!……延安诸公，谦恭下士，喜闻摘过，邦纳善言，彬彬有若古贤之理想境界，殊出外界意表。”

　　1940年5月31日~6月8日，南洋侨领陈嘉庚访问延安，对边区风气、治安极为满意。

　　回重庆后发表演讲：

　　生活比前较好，至公务员如贪污五十元者革职，五百元者枪毙。县长则为民选，公务员等每日工作七小时，加二小时学党义。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他断言：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整个抗战时期，延安得到华侨及各路爱国人士资助8899340元，仅1938年10月~1939年2月，经香港转来的侨捐就有50万元。宋庆龄从菲律宾汇来六千元。1938年总共得侨捐近200万元，1940年550万元。

 

　　抗战后期，延安通过“改造二流子运动”及努力消灭乞丐，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武道在《我从陕北回来》中盛赞：“老百姓生活进步。”

　　当时延安只有四名警察，依靠严密的基层组织与路条制，“小股土匪不易存在，社会秩序已趋安定。”

　　1944年7月，延安开展“十一运动”：

　　一、每户有一年余粮;二、每村一架织布机;三、每区一个铁匠铺，每乡一个铁匠炉;四、每乡一所民办学校或夜校、一个识字组和读报组、一块黑板报、一个秧歌队;五、每人识一千字;六、每区一个卫生合作社，每乡一个医生，每村一个接生员;七、每乡一个义仓;八、每乡一副货郎担;九、每户一牛一猪;十、每户种一百棵树;十一、每村一眼水井，每户有一处所。

　　1945年7月黄炎培访延观感：

　　政府好像对每一个老百姓的生命和他的生活是负责的;中国共产党今天的局面，是从艰苦中得来的。他们是从被压迫里奋斗出来的。他们是进步的，他们在转变，他们现在望着“不扰民的目标上尽力做去。”

　　回渝后，黄炎培撰写“一看就感觉到共产党完全为人民服务”的小册子——《延安归来》，并违反书报检查制度径直印刷，表示：我不是替谁宣传，乃受“良心的使命”。《延安归来》初版两万册，几天之内抢购一空，添印十几万册，畅销一时。

　　3、到访延安的国际友人的切身感受

　　1939年6月，毛泽东对北美客人讲：

　　虽然中国共产党认为共产主义是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一定会实现。但只有在中国完成资本主义民主以后才能实现，而且国共两党继续目前的合作，新的社会制度便可能通过不流血的投票方式实现。任何人都不得把新的社会制度强加给中国人民，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会逐渐认识到一个新社会制度的需要，因此会自然而然实现社会主义。

　　毛泽东这番“新民主主义论”，使全国乃至全世界都认为中共已经是代表中国未来希望的新方向。

　　1938年4月，美国驻华参赞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去了一趟陕北、华北根据地。

　　向蒋介石汇报：

　　“”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实行代议制政府所采取的步骤。他对中国人的整体判断竟是：“中国人基本上是个人主义者”、“这个国家的民主意识是很强烈的”，他称延安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源头”，评价毛泽东“他提供了中国现代的自由思想的基础”，“这是一位谦虚的、和善的天才。在黑沉沉的夜里在这里奋斗着，为他的人民寻求和平的公正的生活。”认为国共两党政纲完全相同：“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赞成孙中山晚年制定的民族目标。概括起来就是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和民生，只是在达到目标的方法上有些差别。”

　　1941年3~4月，美国作家海明威携夫人一路考察韶关、重庆、昆明等地，与中国共产党方面接触仅周恩来一人，交谈时间也不长。

　　海明威回国后向华盛顿汇报：

　　战后共产党人一定会接管中国，因为那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是共产党人。

　　其他访延美国人也说：“在边区逗留的全部时间中，没有听到经济贪污或男女关系方面的丑闻。”

　　一位美国人与朱德共进午餐，朱德让添小米饭，炊事员却端来白菜。告诉总司令：他当天的粮食定量已吃完。

　　1944年7月、1945年3月，美国中印缅战区司令政治顾问、美军观察组成员约翰·谢伟思在延安分别与毛泽东、周恩来数次长谈。

　　1944年9月3日，他给美国政府的政情报告中：

　　如果承认存在国民党崩溃——主要由于它自己的不妥协态度——的可能性，我们必须考虑中国什么力量会起而代之。现在看来，最强大的力量肯定是中国共产党，而且在不要很长时问之后，它就会统一全中国。即使共产党没有机会上升到控制地位，我们必须预期，由于它显示的活力和它赢得的人民支持，它将是中国有影响的党，并且是在必将代之而产生的民主体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他竭力建议美国政府与中共合作，认为向中共提供援助有助于早日打败日本，因为中共有一种生气勃勃的气象与力量、一种和敌人交战的愿望，在国民党中难以见到。

　　美军观察组长包瑞德对延安的军民关系赞不绝口：

　　共产党军队则几乎总是能得到当地居民的合作和支持，当地居民总是找到好机会获得关于敌军的重要情报，并且很愿意把情报报告给共产党军队。

　　1944年10月，雷伊·卢登等美军人员前往华北执行观察任务：

　　在华北，老百姓支持共产党的证据比比皆是，而且显而易见，使人不能再相信这是为欺骗外国来访者而设置的舞台。一个统辖着这样广泛的地区，而且全是由中国人掌管的政府，能得到民众的积极支援，使民众参与发展工作，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还是第一次。

　　1944年11月，另一观察组员大卫斯报告：

　　蒋介石的封建的中国是不能同中国北部的充满生气的现代的人民政府长期共存的，共产党一定会在中国扎根。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蒋介石，而决定于他们。

　　1944年，费正清记录下美国人对延安的感觉：

　　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变成了一个政治上的世外桃源，有几位从那儿回来的访问者，讲起那里的景象时，都带着极为兴奋的神情，就像刚尝过天降甘露一般。

　　1980年代，费正清：

　　当时，延安中国共产党的蓬勃朝气和并非做作的平均主义，并非由于埃德加·斯诺所着《西行漫记》一书而出名。所有到过延安的人——林迈可、美国领事雷·卢登，医护人员等都证实这幅图画的真实性。于是，延安那遥远的地方就日益令人神往。

　　4、稿酬——征稿启事

　　延安稿酬至少从1936年6月就出现了。抗日剧社乃江西红军长征途中组建的演出团体，直属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社长危拱之。

　　1936年6月3日，剧社在《红色中华》报上发布“征求剧本启事”：

　　凡是经过审查后，有小部分修改尚可表演的各种剧作品，一律给以酬报：一、话剧、歌剧，一般每出大洋贰元;二、活报每个五角;三、歌及土调每个两角;四、倘有特别出色，表演有很大成功而受看者称许的，给以特等酬报;五、双簧及滑稽的短小作品与活报大洋贰角。

　　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还在长征途中，为“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中共中央决定出版《长征记》。

　　8月5日，毛泽东、杨尚昆联名向红一方面军各部发出征稿电报与信函，希望积极撰稿，展示长征实况。征稿信曰：“来稿请于九月五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致谢意。”

　　1936年10月28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红军故事》征文启事〉：

　　为着供给红军部队的课外教育材料，为着宣传红军的战斗历史，特决定编辑《红军故事》丛书。每稿至多不超过二千字……来稿采用后，酌致现金或物质报酬。

　　1940年4月15日，隶属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大众文艺》创刊，毛泽东题写刊名，萧三主编，第一期刊登约稿：“来稿一经登载，酌致薄酬。”

　　1940年8月1日，中共西北局宣传部的边区大众读物社创刊《大众习作》，毛泽东题写刊名，致信社长周文，对该刊赞赏有加。创刊号“约稿”：寄来的稿子，凡是登载出来的，每一千字送稿费一元。

　　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博古任社长，毛泽东题写报名与发刊词，“创刊号”报眼刊出”本报启事”(二)：

　　本报竭诚欢迎一切政治、译著、文艺作品、诗歌、小说……等等之稿件。一经揭载，当奉薄酬。

　　1941年9月，延安业余杂技团登报征集魔术、武术、双簧、大鼓、相声等稿件，说：

　　“来稿经采用者，致以每千字三至五元稿费。未经采用，但本团认为有保留与研究价值者，亦致稿酬，余稿一律退还。”

　　这则启事的特别之处有二：一是以千字为计酬单位，同时照顾到稿件质量;二是留下的稿件也给一些稿费，比较合理。

　　延安作曲者协会与音协，1942年4月发起“聂耳创作奖”，为当时较高有奖征曲活动。

　　合唱：

　　甲等九十元，乙等六十元，丙等四十元;齐唱与独唱：甲等七十元，乙等五十元，丙等三十元(得奖作品之歌词另致稿酬)。

　　5、稿酬的不同形式

　　1941年前钱物稿酬并存，之后多为现金稿费。但“物酬”并未绝迹。在物资极端匮乏的延安，“物”为生活所必须，同样珍贵。“物酬”包括毛巾、肥皂、笔记本、纸张、铅笔等。

　　这些物品当时奇缺，公家所发根本不够用。文化人每月按规定、分级别供给几张纸，领取时严格登记。一张纸当做两张用(两面写字)。能用上新毛巾和肥皂，属于“上档次”了。

　　所以，写稿得到“物酬”，很自豪、很骄傲的大事。还有的物酬为赠送书刊，以刊为酬。

　　1940年9月创刊的《歌曲月刊》稿约：“来稿发表后，以本刊一册为酬，版权归作者所有，但本刊有选编权。”

　　一年后该刊改为《歌曲半月刊》，仍是“来稿选用者，可以本刊为酬”。该刊约为2~5角/册。

　　延安早期油印刊物基本无稿费，以赠送一份当期刊物为酬，后来的铅印报刊才支付稿酬。1941年物价飞涨前，稿酬标准大体为1元/千字。

　　也有铅印刊物不给稿酬的，如《文艺突击》。1939年初，毛泽东委派边区教育厅长周扬参与《陕甘宁边区实录》编纂：“备有稿酬(每千字一元五角)”。

　　还有一种特殊稿酬，1943年鲁艺秧歌剧《兄妹开荒》红透延安，中央党校炊事员给演员送来两双袜子、两条毛巾、两块洗衣皂：

　　“这些东西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这是由于炊事员工作的特殊需要专门发给他们的，他们舍不得用，送给我们，面对这些东西，我们感动得都哭了，就是在演出中，也常有老乡端出米酒送给我们，这一切给了我们极大鼓舞。

　　6、稿酬怎么花?

　　一般作者得到稿费，多买些书刊或生活必需品。文化人的稿费多是主动与人共享，或是被朋友们借走，独自享用的情况极少。

　　这几乎成了一种特有的‘’延安风气”或约定俗成的“规矩”，如“小气”会受到朋友非议。

　　延安作家卞之琳(1910~2000)回忆：

　　“谁要是从邮局接到重庆、香港以至上海孤岛汇来的一笔稿费，就招呼朋友，三三五五，一分而光。”

　　《一个中国革命者的私人纪录》详细记述萧三夫妇、萧军夫妇，用稿费在餐馆消费的生动场面。它说：

　　萧军那时有点钱，点菜花样多，酱牛肉、卤鸡、卤肝、叉烧肉样样都点一些，喝了白酒，剩下的菜，统统打包带走”;“萧三一家刚来胜利食堂，多吃西餐……慢慢地他们一家改吃中餐，点一份炒肉丝，简简单单，吃饱为止，萧夫人(俄罗斯人)很会点菜：糖醋里脊、青椒肉丝如此等等。”

　　周立波、陈学昭、曾克、张季纯、钟敬文、马可等都谈到过当年延安“一人得稿费，大家去消费”的愉快经历。

　　1941年，鲁艺文学系学员穆青(1921~2003)，几篇通讯发表于延安、重庆——这在同学中引起了反响，一来那时很少有人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二来能收到10元、20元的稿费，这对每月仅发二元津贴费，只能吃到南瓜、土豆的同学们来说无疑是个福音。因此，不管每次是谁收到稿费，大家便欢呼雀跃，到桥儿沟街上买些热烧饼和一碗碗羊杂碎，饱餐一顿。

　　穆青有了文名，学校动员他上《解放日报》，鲁艺各级领导动员谈心。“当时我们都不愿当记者，一心想努力成为一名作家。最后，由副院长周扬约至延河边，从组织纪律性说到爱伦堡——当记者并不妨碍当作家，沿着河岸走了几十个来回，终于被说服了。”

　　1942年8月30日，穆青与同学张铁夫一起来到《解放日报》，“从此，我便结束了令人留恋的鲁艺文学系的学习，走上了新闻工作岗位，直到今天，整整四十五年。”

　　1945年8月田家英收到一点稿费，邀请陆石上延安北门外小饭馆，要了一盆回锅肉、一个“三不粘”、两碟小菜、两碗陕北黄米酒。39年后陆石(1920~1998，中国文联秘书长)仍感慨：“这在当时，已是很丰盛的午餐了。”

　　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得到稿费，大都把“外快”用于赞助公益或个人应酬。1940年“延安各界纪念五四青年节筹委会”发起有奖征文，历时一年多，征得作品一百五十篇。

　　第二年6月9日评选结束，毛泽东捐赠三百元为奖金，周恩来、王稼祥各捐两百元，吴玉章捐一百元，董必武捐五十元。

　　毛泽东用《论持久战》的稿费请许多人“大吃一顿”并组织延安哲学研究会。

　　1939年初，延安民众剧团经济拮据，毛泽东、李富春各捐一百元，贺龙送来二十元，柯仲平一宣消息，全团欢腾，买了一头驮驴、一盏汽灯、一些化妆颜料，服装则向群众临时借用，老百姓大多把演出当真人真事。

　　延安首长的钱主要来自稿费，1940年，毛泽东再送给剧团三百元(据说是《论持久战》稿费)，周恩来、董必武、博古也各给剧团送了五十元，陈云捐了一台照相机，剧团大大“阔”了一把。

　　博古也经常捐稿费给新华社、《解放日报》俱乐部做文娱经费，俱乐部每周六组织舞会、娱乐晚会，多少要用点钱。当时延安只有一辆自行车主人是罗瑞卿，据说罗用《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稿费所购。

　　1939年6月下旬，延安举行欢迎周恩来、博古从重庆归来的晚会，一把“大提琴”是一把胡琴固定在一只空“美孚”汽油筒上。

　　1946年，美国作家贝尔登慕名访问赵树理(1906~1970)，在晋冀鲁豫中央局见到这位农民作家。

　　此时，赵树理作品营销中外名扬欧亚。

　　贝尔登问：“你的书销行这样广，得到的稿费和版税一定非常多吧?”赵树理回答：“不，我并不计报酬，我们实行的是供给制。”贝尔登大大激动起来：“嘿，他们剥削了你!如果在我们美国，你早就成了富翁!”

　　赵树理笑了：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要求作家的标准便不同。写作，这就是我为党的事业工作、为工农群众服务的战斗岗位!”

　　美国作家的眼睛瞪得更大了。

　　虽然延安文化阵地局促单一，稿费总量低薄，物质刺激力量不强。但正面效应则是万目争睹，一文既出，声名鹊起，社会关注度极高。

　　1944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延安翻版四万册，一星期销光。

责任编辑：洪菁蔓 最后更新：2023-07-19 10:3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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