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堡垒：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纪事
2024-07-29 14:03:02 来源：西安党史 点击： 复制链接
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亦称西安八办),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八路军总部设在国民党统治区西安的公开办事机构，也是全国所有八路军办事处中设立最早、撤离最晚、坚持时间最长、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一个“红色堡垒”。从1936年5月秘密交通站设立时算起，到1946年9月撤回延安止，西安八办在国统区坚持战斗了十年，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董必武曾指出：“西安八办存在了十年，十年，不容易啊，它经历了土地革命，八年抗战，解放战争，聚凝了多少人的心血，是历史的见证”。
从牙科诊所到抗战前哨
早在1936年春末，西安七贤庄十套院落成之初，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就用200块银元做押金，租下了一号院，以“冯海伯牙科诊所”为掩护，设立了党的秘密联络转运站。在西安事变前的半年多时间里，这个秘密联络转运站，除了出色地完成采集并向西北苏区转运药品、医疗器械和通讯器材等紧缺物品外，还安装了一个小电台和一部扩大机，把中共中央设在保安(今志丹)的红色中华社的广播转播到全国各地。西安事变发生后，为和平解决这次事变，实现国共合作，中共代表陆续到达西安。先是叶剑英、左权等住在七贤庄一号院，后周恩来、博古、李克农、罗瑞卿等亦由张学良公馆迁到这里，代表中共中央同事变各方共同协商，谋求团结抗日之道。
1937年8月，朱德(右)与叶剑英(中)赴南京与国民政府谈判前与博古(左)在七贤庄的合影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七贤庄一号院便成为红军联络处，又称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办事处。其主要任务是协调发展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联络团结工作;开展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工作;采办西北苏区和红军部队所急需的粮秣、服装、武器等物品。由于这时共产党还未与国民党建立正式合作关系，红军联络处只是半公开办事机构，因此，一号院大门外挂着“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三十八军教导队通讯训练班”的牌子，其工作由叶剑英总负责，李克农、张文彬、李涛先后担任秘书长。
卢沟桥事变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于1937年8月25日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设立在七贤庄的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办事处，随即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9月11日，按照国民政府各战区的部队序列，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随之，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又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中共中央驻陕代表林伯渠、董必武，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议宣侠父先后常驻西安八办指导工作，伍云甫、周子健先后任办事处处长。
名副其实的统战先锋
作为八路军总部设在西安的公开办事机构，西安八办肩负着在国统区西安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任。西安八办统战工作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关系到西安八办能否在国统区西安长期存在，关系到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安全与发展。因此，中共中央十分重视通过西安八办这个特殊的“窗口”开展统战工作。中共中央驻陕代表林伯渠利用自己广泛的社会关系、资深望重的社会影响，主动地对一些国民党将领进行统战工作，先后与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建立起联系。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途经西安时，也分别拜访和接触国民党地方当局上层人物，为巩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除做好国民党陕西当局军政领导人的统战工作外，西安八办积极贯彻党中央的统战政策，团结中间势力，为他们提供帮助和支持，共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而努力。林伯渠、宣侠父、伍云甫等与各抗日团体的负责人和一些爱国进步人士杨明轩、杜斌丞、张性初、车向忱、马德涵、郑伯奇、曹靖华、于振瀛、陈建晨、侯外庐、宋联奎、李敷仁等保持经常的联系。他们中许多人是中国共产党可信赖的朋友和统战工作的得力助手。如东北军子女学校竞存学校校长车向忱，他积极任用进步青年及共产党员担任教师，亲自向西安八办介绍进步学生去延安参加革命。东北军调离陕西后，他办的学校经费发生了困难，西安八办从统战经费中每月抽出200元发给学校，使学校渡过了难关。西北地区著名教育家杜斌丞，在西安事变后，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坚持抗日救亡运动。林伯渠在政治上对他十分关怀，两人“心往神交”,杜斌丞还曾说林是他的“良师益友”。杜斌丞利用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身居要职的特殊条件，竭力支持和帮助西安八办开展统战工作，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做了许多有利于国共团结抗日的工作，被毛泽东誉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1938年8月，朱德给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和即将奔赴延安的青年作《关于一年来抗战形势的报告》
西安八办积极做好文化界的统战工作，促进抗战文化的繁荣。1938年3月初，著名女作家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由山西前线来到西安进行演出。为争取“西战团”在西安活动的合法地位，八路军高级参议宣侠父利用他同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在黄埔军校师生、学友的特殊关系，陪同丁玲会见这些达官要人。“西战团”33名团员齐心协力，演出了许多宣传抗日的节目，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参加了座谈会、纪念会，声势浩大，轰动了古城西安。蒋鼎文给“西战团”捐款200元，胡宗南邀请丁玲、宣侠父赴宴。“西战团”在西安站住了脚跟，坚持演出达四个月之久。另外，宋之的率领的上海救亡演剧队、樊镜秋率领的难民孩子剧团、汪达之率领的新安旅行团等抗日救亡宣传团体，在来西安演出的过程中，都得到过西安八办的支持与帮助。
1938年，丁玲率西北战地服务团到达西安。林伯渠(中坐者)、宣侠父(右一)与丁玲 (右二)在革命公园合影
西安八办还注重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中国抗日战争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声援与支持的时候，一些国际友人、海外爱国侨胞克服各种困难，前往延安。据统计，从西安八办前往延安的外国友人有：斯诺夫妇、史沫特莱、贝特兰、范查理、白求恩、马海德、路易·艾黎、詹金斯、伊文思、爱泼斯坦，等等。外国团体有印度援华医疗队、世界学联代表团等。西安八办认真接待好每一位外国朋友和客人，从生活、交通及安全等多方面提供周到的服务。
通往延安的红色桥梁
西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重要门户。其特殊的政治、军事地位和地理位置，促使西安八办成为八路军和陕甘宁边区采购和运输物资的枢纽、各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通往延安的红色桥梁以及知识青年奔赴圣地延安的红色驿站。
从1936年春末在西安七贤庄设立联络转运站到1941年年底，西安八办所在的七贤庄，先后是工农红军和八路军后勤供给的中转站。它担负着从国民政府领取拨给八路军军饷和物资，采买延安所需物资，并将这些物资运送到延安和抗日前线的重大任务。1937年初，红军联络处建立后，经中共中央批准，红军供给部部长叶季壮率领人员来到西安，租用七贤庄四号院，设立了物资采办委员会，负责红军的物资采办和供给工作。西安八办建立以后，采办工作更加繁重。采办委员会被改为经理科，下设粮秣股、被服股、运输股、会计股、交际股等，负责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拨给八路军军饷、弹药、物资的领取与运输、仓库与交通工具的管理等。经理科在西安设有仓库、兵站、汽车队、马车队，还在宝鸡、长武、渑池、垣曲等地设有仓库，在三原、洛川等地设有兵站，这些地方均可接待过往人员，亦是运输队车辆与人员的歇脚之地。陕甘宁边区巩固后，延安相继建立了一些工厂。这些工厂所需的机器设备、生产原料等，部分由经理科采办，部分由延安派人常驻西安八办办理。
爱国青年奔赴延安
西安八办还是全国各地通向革命圣地延安的红色桥梁，中共中央及各地、各级党政军领导同志，八路军、新四军调防的指战员，“抗大”等校毕业到敌后去工作的同志，国内知名人士和外国友人，爱国的、追求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人等，都曾经此处进出延安。其中，接待最多的是爱国青年。从1937年1月起，北平、天津、西安及全国各地大批有组织的党员、团员、民先队员、青救会员和非党的革命知识青年成群结队、热情洋溢地奔赴延安，参加抗日，参加革命。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了满足广大爱国青年的抗日要求，决定创办抗日军政大学等20多所学校，大量吸收从各地奔赴延安的青年。1937年初到1939年，是青年奔赴延安最为火热的时期。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设立有学生股，专门负责接待青年工作。在1938年4月，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安吴青训班纷纷派人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协助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招生委员会共同办理招生的各项工作。据西安八办统计，1938年5月至8月，经其介绍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有2288人。
七贤庄一号里的国共暗战
七贤庄一号是共产党在国统区的窗口，也成了国民党特务的心头大患。尤其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逐渐加剧，国共之间的暗战非常激烈。
1939年10月，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劫走西安八办卡车、绑架看守人员的事件，林伯渠和伍云甫一面迅即组织工作人员前往追赶，一面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并说明要登报公布这一事件，最终夺回了全部汽车。1943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借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机会，大肆叫嚣“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并密令胡宗南，把保卫黄河河防的军队西调，准备向陕甘宁边区发起新的军事进攻。为制止国民党胡宗南的反共阴谋，时任西安八办处长周子健赴胡公馆，促胡明大义、晓利害，劝其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7月10日，周恩来由重庆返回延安途经西安，参加胡宗南的招待酒会。席间，周恩来主动向胡宗南询问关于河防大军西调是否是欲发动新的内战的情况，胡宗南矢口否认。周恩来本着“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方针，举杯说道：“胡副长官说，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听了都会很高兴。”这就巧妙地将胡宗南意欲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公之于众，有力地制止了一触即发的大规模武装进攻。
除了明面上与国民党陕西党政军组织进行巧妙周旋外，西安八办在暗地里也与国民党陕西军警宪特机构进行机智的斗争。当时，人口不足50万的西安，仅国民党职业特务就达4500多人，特务据点在西安城内设有40多处，安置在西安八办周围的据点竟达20多处。从西安至延安的公路沿途，关卡、集中营、监狱就有近10处。为了顺利、安全地运送物资和护送进出陕甘宁边区的各方人员，西安八办和西安地方党组织、秘密情报组织一道，以各种巧妙的办法与敌人周旋，最终使物资和人员安全通过重重关卡。如护送爱国青年奔赴延安，采用将爱国青年化装成八路军战士、护士等，佩戴八路军标符，有组织地把他们编排起来，统一口令和其它语言口径，指定专人负责带队护送等办法，最终将一批批爱国青年护送到延安。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
到抗战后期，为进一步封锁陕甘宁边区，打击和孤立西安八办，国民党顽固派不仅对西安八办实行围困封锁，每天24小时监视、侦查，而且秘密逮捕与西安八办有来往的商人，并警告一些商店不准给西安八办采购人员卖货物。在生活日益艰苦的情况下，西安八办工作人员开垦了门外的荒地，种植了各种蔬菜，想方设法购买粮食。为了穿衣，他们买来缝纫机，拆了旧衣服比着自己缝，还设法在办事处内办了小商店、理发室，以解决日常生活的需要。国民党特务还胁迫办事处挑水夫在水缸里投放毒药，幸好挑水夫将此情况报告给组织。以后又多次给办事处水桶里、买的酱油里投毒，但由于办事处工作人员有警惕，特务的投毒阴谋始终未能得逞。1946年3月，国民党特务又纠集千余名流氓在西安八办门外，高喊反苏反共反人民民主的口号，向墙院内乱扔石块、传单，肆意挑衅。甚至在8月6日，办事处处长周子健被西安特务在大街上公开包围，劫去衬衣以外的全部衣物。然而，国民党特务的种种卑劣行径，并没有吓退西安八办的共产党人，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为国为民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的信念。
1946年8月，随着解放战争的爆发，国民党西安当局对西安八办采取了驱逐政策，西安八办最后一批工作人员撤离。至此，西安八办完成了历史使命。
责任编辑：周琳 最后更新：2024-07-29 14: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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