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鲜为人知的西北青年劳动营
2024-08-18 09:43:22  来源：《文史天地》 文/ 龚顺森   点击：  复制链接

　　在1940年代的陕西，有一座鲜为人知的劳动营——西北青年劳动营(以下简称“劳动营”)。它以“青年”和“劳动”两个充满美好的词汇命名，但却与一切美好的事物无关，甚至让人感到置身于人间地狱的恐惧。那么，这个劳动营究竟是一个什么机构?它又为何让人感觉身处地狱?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从国民党创办的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以下简称“战干四团”)说起。

　　一、劳动营的成立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将青年知识分子集合到党的战线下进行抗战工作，在陕甘宁边区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抗大”)、陕北公学等多所高等院校，吸收各地进步青年到边区求学。与此同时，国民党为了和共产党争夺青年学生，于1938年9月在西安成立了“战干四团”，由蒋介石兼任团长，蒋介石嫡系将领胡宗南任教育长，蒋坚忍任教育处处长。

　　由于战干四团的吸引力不及共产党的学校，不少青年依然涌向延安，这便引起国民党的担心。于是，胡宗南在西安至延安的多个地方设立招待所，诱导出入延安的青年和进步人士前往投宿，以便将他们拦截，送往战干四团与其他学生混合在一起受训。为了掩人耳目，战干四团将这些青年统称为学生。当学生数量达到四五百人时，胡宗南便计划成立一个单独的教育机构——特训总队，专门训练出入陕北、是共产党或有共产党嫌疑的青年和社会进步人士，并采用强制手段对青年进行思想训练，进而迫使其思想发生转向。　　由于特训总队的性质与战干四团这样的军事院校不同，加之出入陕北的青年络绎不绝，到1939年冬特训总队已有约1500名学生。于是，胡宗南、蒋坚忍等人决定扩大特训总队，他们电请蒋介石成立一个单独的机构来负责此事。随后，蒋介石同意成立西北青年劳动营，并任胡宗南为主任，天水行营军务处处长肖作霖为教育长。1939年11月，战干四团特训总队改名为西北青年劳动营，但性质不变。

　　劳动营从成立到撤销，所关押的青年学生最多时有3000余人，这些学生除了从各地招待所送去的以外，还有两种主要来源：一是国民党派人用管吃管住、介绍工作等花言巧语，把出入陕北的青年骗进劳动营;二是特务机关将发表过倾向共产党言论的师生密捕进劳动营。

▲1940年代的胡宗南(前)

　　劳动营成立后不久，胡宗南与肖作霖很快在教育方式上出现分歧。肖作霖的教育方式侧重军事训练，胡宗南则认为劳动营应该制定一个侧重政治训练的新教育计划;同时肖对营内的人事任免也引起胡的不满，于是两人的关系由合作走向决裂。在这种情况下，肖作霖只好向胡宗南提出辞职。胡接受肖的辞职后，转而推荐自己的下属蒋坚忍接替了教育长一职。蒋坚忍履职后，有一天傍晚，他从棉花打包厂返回自己住处的途中，有人潜伏在麦地里用石头袭击他，但并未击中他。此事之后，蒋坚忍便认为咸阳非常危险，决定将劳动营迁离咸阳。1940年2月，劳动营从咸阳迁至西安西关外原驻陕东北军练兵的营房。

　　二、劳动营的训练和日常生活

　　在特训总队时期，每当有新的学生进入，负责考查学生思想、政治情况的政治队附就会和学生单独谈话，并填写“学生入队详细调查表”，以了解学生的基本信息，是否加入共产党，是否在抗大读书等，并以此作为考查依据。如果已经明确该学生与共产党存在关系，还会填写“同党线索表”进一步考查。肖作霖辞职后，劳动营还增加了让这些学生登报脱离共产党党籍和学籍的环节。登报脱党实际是劳动营试图通过宣传手段，营造学生自觉转变思想的舆论氛围而自编自演的一场戏。一是因为劳动营内并没有这么多拥有共产党党籍、学籍的学生。据关押在劳动营的董万禄回忆，他初进劳动营接受政治审查时，了解到130多人里面只有4人是共产党员，20多人曾在抗大和陕北公学学习(董万禄：《我在西北青年劳动营》，《河南文史资料》第1辑，1993，第61页);二是因为脱党宣言是劳动营的党团事务科事先写好的，学生们并没有看过宣言的内容。

　　蒋坚忍担任教育长后，政治训练成为劳动营教育的重点内容。政治教育内容包括三民主义、总理遗教、领袖言行等。此外，劳动营还随时举行“精神讲话”，以此来改造学生的政治思想。在经过一系列训练后，如果劳动营认为有学生思想发生了转变，便会给他们安排一些营内职务，如学生班长、政治教员，或在营内各部门从事工作。他们的行动会相对自由，但仍然会受到劳动营的监视。而这样的学生只是极少数，大多数学生都在劳动营内过着如“无期徒刑”一般的生活。

▲1941年4月13日，《新中华报》刊登的《人间地狱——西北青年劳动营》一文影印版

　　这些看似平淡的训练背后，却充满着学生的苦痛。劳动营采取胡宗南所主张的“以毒攻毒的方法”来训练学生，共产党报纸将劳动营的法则概括为“请你死”(春江：《人间地狱——西北青年劳动营》，《新中华报》1941年4月20日，第四版)。首先是“饿死”。学生每天在吃不饱饭、忍受饥饿的情况下接受长达十多个小时的训练。按规定，学生们享受上等兵的待遇，每人每天可领二十六两(民国称)面粉(范雅南：《我所知道的西北青年劳动营》，《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2页)。但是，劳动营每天仅给学生供应两顿饭，每顿饭每个人只有一个馍，每个班只配半瓦盆青菜和菜水。一些身体虚弱的学生最终被饿死。学生们编的歌谣“两个杠子馍，一碗白开水，坐下喊开动，只许三分钟”(曲云章：《国民党军委会西北青年劳动营的真象》，《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第126页)便反映了他们的生活。其次是“咬死”。劳动营卫生条件差，跳蚤很多，学生经常被咬。而且劳动营不允许学生洗澡，导致学生身上经常长有疥疮。最后是“跑死”和“冻死”。夏天，劳动营让学生在烈日下跑步。冬天，则让学生们赤足穿着草鞋站在冷风中听教官们训话。此外，劳动营的教官们还经常对学生施加暴力，以及学生没有假期，有病得不到医治等遭遇，都印证了人间地狱这一恶名。

　　三、学生的反抗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自劳动营开张那天起，针对这种野蛮做法的反抗便无处不在。而最直接的反抗就是逃跑，这也是最令劳动营管理者头痛的地方。1941年，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展开了对陕西国民党反共特务工作的调查，在《陕西省委组织部关于陕西国民党反共特务工作调查材料》中详细列举了劳动营学生的逃跑办法，例如晚上跳墙逃跑，外出避飞机时逃跑，请假上街买东西时逃跑，借采买证逃跑，化装成伙夫混出门等等(《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四一年，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4年，第536页)。

　　劳动营迁至西安后，蒋坚忍为防止学生翻墙逃跑，特意加固了营房的围墙，有的地方还架设了铁丝，却依然无法阻止逃跑事件的发生。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毛泽东堂弟毛泽润的逃跑事件。1939年9月，毛泽润从抗大毕业，被分配到宝鸡担任地委书记。为隐藏自己的身份，他以毛纺站成员身份进行党的工作。1940年夏开始，毛泽润在陕西的活动被国民党特务掌握。这年冬天，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941年春，他被送往劳动营的特训队(劳动营教导处下属的一个支队，用以训练思想“最危险”的学生)。毛泽润认为必须寻找机会逃出去，继续完成党的工作。1944年夏，他和6个难友秘密商量逃跑计划。在一个雨夜，他们抢夺了卫兵的枪，并朝卫兵开了一枪，打中了卫兵的腿部。毛泽润等人趁机冲出劳动营，成功逃出，但一名殿后的学生不幸身亡。这件事直接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该劳动营的猛烈抨击。为了消除影响，劳动营在舆论压力下撤销了毛泽润先前所在的特训队。

　　由于外界对劳动营的关注度不断提升，1944年，中外记者团计划前往劳动营参观报道。为了掩人耳目，劳动营提前很久就开始准备接待的各种事宜。为了不让学生向记者们透露劳动营的真实情况，劳动营事先告诉学生如何回答记者提问，甚至以学生性命相威胁，强迫学生按照标准答案回答。对一些可能会捣乱的学生，劳动营提前将他们关在别处，避免他们与记者接触。尽管劳动营布置得“天衣无缝”，但细心的记者还是会有所察觉。美国记者爱泼斯坦感觉到劳动营学生的回答是经过授意的(《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沈苏儒等译，新星出版社，2015年，第207页)。路透社记者武道评价说：“这里管得太严了，比重庆更缺乏自由空气!”(《一张文集》卷2，张林岚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50页)

▲1944年6月，八路军总部在王家坪桃园设宴招待中外记者团

　　这个缺乏自由、毫无人道主义的劳动营，一直受到外界的谴责。共产党和中外记者团的外国记者将劳动营称为法西斯集中营、黑暗的监狱。1940年，毛泽东在《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中斥责劳动营对青年“施以精神与肉体之奴役，形同囚犯，惨不忍闻”，并要求国民党撤销劳动营。但直到1945年签订《双十协定》后，国民党才根据协定内容将其撤销。劳动营被关押学生一部分获得释放，一部分移交西安晋绥公署继续关押。这座旨在残害进步青年的劳动营，最终结束了它逆时代潮流而动的生命。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2年第12期,作者：龚顺森，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4-08-18 09:4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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