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对我国华北等地进行全面进攻。从1937年夏到1938年底,华北大部沦陷。当时,沿我国内陆西北方向入侵的几路日军攻势凶猛,右翼两路已攻占察绥等地,并由此沿黄河西进,占领西北重镇包头,逼进五原。后又从包头南下,企图进占包南伊克昭盟及鄂尔多斯地区,进而染指陕西北部要塞榆林。左翼的几路日军,从北自山西保德一带,向南达柳林境内,陆续抵进黄河东岸,伺机渡河西侵。伊盟、榆林两地岌岌可危,祖国大西北面临威胁。民族存亡之秋,国共两党先后发表宣言,宣布团结抗战,共御外侮,号召全国人民、全体爱国人士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合作抗日,卫国杀敌,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赶出中国。
抗战时期的榆林,处在更为重要的国防位置,它既是全国抗日战略大后方的一部,又是整个大西北抗击侵略、直接面对日寇进犯的前哨阵地。往北,它扼守要塞,控制伊盟与河套一带来犯的敌人,向东,北起府谷、神木,南至吴堡、清涧,凭借数百里长的黄河天险,随时准备歼灭河东来犯之敌,以保卫黄河西岸各县的稳固与安全。
当时,榆林是国民革命军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所在地,总司令是著名爱国将领邓宝珊,又是由其辖属的国民军第22军驻守地,时任军长高双成。同时正值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结成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除改编成三个师奔赴抗日前线外,又专门成立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以保卫边区,保卫黄河防线,并协助友军抗击日寇的进犯。
古郡起狼烟,塞上鏖战急。回顾那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国共两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民众,为保卫黄河、保卫塞上,为保卫榆林、保卫家乡,曾经奋勇杀敌,浴血奋战。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九周年的日子里,我们翻开榆林抗战的史册,摘其辉煌之页,展示当年战斗场景,追溯壮烈抗战史事,以缅怀抗日勇士、杀敌英雄们的爱国精神。
府谷保卫战
抗战时期,府谷地处陕西御敌前线,它与山西保德一河之隔,为了保卫这座塞上城垣,在该城下黄河的东西两岸,曾经历了几次守城夺城的血火之浴。1937年底,沿晋西北朔州、神池等地过来的一路鬼子,已进占保德,直接威胁府谷河防。当时负责府谷城防的是国民革命军驻榆第86师512团。团长张子英因见形势危急,决定采用先发制敌战术,主动进攻偷袭保德。遂在全团选拔精壮将士百余人,组成袭击队,张亲任队长,于夜晚暗过黄河后,直接冲进保德城里的日军营房,一顿猛砍猛炸,杀得鬼子四处逃窜。赶天亮前,全队胜利返回,而且不折一兵一卒,鬼子却在保德城下遗尸数十具,一副残败之状。这一战,极大地鼓舞了防守府谷抗日将士的信心,当时的《陕北日报》和山西的《晋阳日报》都登载过这一战例,颂扬张子英团长英勇杀敌的果敢精神,并赞张是效仿三国东吴大将甘宁“百骑劫曹营”。
1938年3月2日拂晓,日寇第26师团黑田部二千余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由保德出城,在府谷沿河下游马连圪尖、高家窑则村边的岸口实施强渡,数小时后,敌人全部登陆,虽经我守军拼死阻击,但终因敌强我弱,难以抵挡。当日中午,府谷城破,鬼子窜入府谷城中,烧杀抢掠,满城滚滚浓烟。据记载:府谷失陷,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陕西唯一被日军短暂占领过的县城,也是全陕西千里黄河防线唯一被日寇突破的地方,日本鬼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踏上晋陕峡谷西岸。府谷失守的战讯传至榆林,高双成遂命512团张子英团长组织力量即刻夺回失地,又命该军驻守神木高家堡的杨仲璜营长率部星夜驰援。至当天下午五时许,侵入府谷城中的日寇,在我各路援军的猛烈反击下,弃城狼狈逃回保德。府谷失而复得,张子英决定乘胜追击,遂派该团杨仲璜、张博学两营乘夜渡河反攻保德,经过一夜激战,攻克保德。至此,府谷一带的河防形势趋于稳定。
1940年6月,日寇乘我军主力在包头东南一带作战之机,派兵再次攻占保德,进而再犯府谷。保德被占的第二天,鬼子即以飞机大炮,连续三天对府谷进行狂轰滥炸。府谷抗日义勇军和附近的友军、民军都动员了起来,同时又派出小股部队,从河的上、下游实施偷渡,侧面打击敌人。后鬼子捞不上什么便宜,便撤离保德。至此,府谷河防再未受到侵犯。先后三次保卫府谷的战斗均获胜利。
出击包头滩
包头滩是指包头南部自达拉特旗至东胜(伊克昭盟)与伊金霍洛旗一带,这里大多为沙滩草地。前面已述,日寇占领包头以后,除一部西取五原外,其中一部纠合当地的蒙汉伪军沿包头滩南下,已逼进紧靠榆林的伊金霍洛旗西北一带。伊旗与榆林的直线距离不到一百公里。当时榆林的防守局势十分危急,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认为,只有主动出击,转至外线作战,才能确保榆林稳固。同时和正在绥远东西地段与日寇激战的晋绥军傅作义将军指挥的部队、正在包头西南抗敌的宁夏军马鸿宾部队和在察绥一带的东北军马占山、何柱国部等抗日武装,形成战略配合,两翼牵制,才能更有效地防守榆林。于是22军86师先后派出所属511、512(缺两个营)、515、516四个团和五个游击支队组成的近万名将士,在高双成、左协中、张云衢、高致凯、王伯谋、段宝珊等人的指挥下,开赴包南伊盟地区周围,与鬼子展开殊死拼杀。自1938年4月至1942年初,近四年的时间里,22军爱国官兵,经历了百余次战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其中,进行过很著名的战役战斗有:保护和转移成吉思汗陵的东胜(伊盟)之战、防止敌机对榆林、神木、府谷及陕北边区各城镇进行轰炸扫射的梁家圪堵之战,以及大树湾、新城、树林召、磴口、新民堡和柴登之战,同时,22军官兵还协助友军,多次沉重地打击日寇。这里值得一提的是22军爆破队长王果亭的英勇事迹。王果亭是关中合阳人(一说朝邑人),时任军部工兵连中尉排长。在国土危亡之机,他主动请缨,从榆林赶赴包南前线,担任爆破队长。他带领小分队深入敌后,用地雷、炸药包等,专炸鬼子使用的铁路、公路、机场、桥梁和仓库等军事设施,炸得鬼子心惊胆战、昼夜不得安宁。特别在包头一带,一提起王果亭的名字,鬼子伪军顿时惊恐万状。王果亭在敌后战斗近两年,成功爆破200余次,给敌人以重创,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外线作战。以后王在一次执行任务中不幸被捕,壮烈牺牲。因此他声名远扬,英雄事迹传遍包绥一带,人们称赞这位抗日勇士是威震敌胆的“八部雷神”。
22军将士在包头南部外围的成功阻击,延缓了日寇的进攻势头,有力地配合了友军和当地抗日武装的军事行动,大大减轻了榆林防守的压力,实现了扼控伊盟、拒敌塞外、固守黄河防线的战略意图。
吴堡河防战
如前所述,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全榆林北起府谷,南至清涧以北的千里河防重任,由国共两党部队共同守备并分段设防。国民军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22军)负责府谷至神木贺家川北的防务。从贺家川向南经佳县、绥德、吴堡、清涧至延川(延水关)一带的防务,由共产党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担任(萧劲光任司令员、曹里怀任参谋长)。这一段的黄河西岸,大部属陕甘宁边区境地,它是十年内战后,我党我军唯一保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也是八路军抗日出征,挺进华北的大后方补给线,防守任务特别重要。当时,我军的河防布署具体是:留守兵团所属警备六团(团长王兆相、政委张达志,该团后归八路军120师建制),负责守备贺家川至佳县之间的河防;警备八团(团长文年生、政委帅荣)负责从佳县南至绥德枣林坪、吴堡(宋川)一带的河防;警备三团(团长阎红彦、政委杜平)负责吴堡至清涧以南,延水关以北的河防守备。后来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神府和绥、米、佳、吴、清五县河防司令部。在吴堡河防战打响之前,首先进行了神木东南沿河附近渡口的河防战斗。1938年3月13日,侵占山西兴县的一路日军两千余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欲渡河西犯,我警六团指战员沉着应战,待大队敌人拥下东河岸时,突然集中火力,打得鬼子懵头转向,慌乱逃窜。此时我军事先准备的一支部队,乘势渡河过去,袭敌侧背,鬼子招架不住,仓惶退回兴县县城,再未敢轻举妄动。
1938年春,日寇华北方面军以第109、110两个师团与晋西北的第24旅团呼应,沿汾离公路西进,侵略的矛头直指山西柳林一带黄河东岸。显然,日军的企图是以柳林为支点,渡河西犯,以占领这处陕北通向晋绥华北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黄河渡口。吴堡的河防局势顿时变得十分严峻。1938年5月,敌110师团以一个旅团的兵力,携重炮30余门,由离石方向出发,直抵柳林黄河东岸重要渡口——军渡,企图过河西侵。我警八团指战员,乘敌立足未稳,渡河夜袭东岸王老婆山。文年生团长亲率两连队伍过河,将驻守此山的敌一个大队打得落花流水。营长郭永清指挥一个排的战士,勇猛拼刺刀,展开肉搏战,使数十名鬼子横尸山下。这次战斗共歼敌200余人,缴获甚多,吓得敌人掉头东退。
1939年6月上旬,吴堡河防战斗面临严重关头,日寇不甘心前次渡河失败,在汾阳离石公路一线集结重兵,企图西犯。6月4、5两日,敌109、110师团派兵万余,由该公路线两侧迂回前进,很快就击溃了防守东岸河口的山西阎锡山部队,柳林、军渡、碛口、孟门等东岸要地相继失守。6日,日军先头部队已进占军渡,拉开了吴堡河防战斗的序幕。次日上午,鬼子以2个联队的兵力,在十数架飞机和东岸重炮的掩护下,从军渡强渡。刹时,硝烟弥漫,炮火连天,吴堡城内的民房建筑,滩头阵地的防御工事多被击中。我八路军警八团将士面对强敌,毫不畏惧,猛烈还击,一次又一次地击中敌人的渡河船舟,把汹涌湃澎的黄河,变成了“皇军”的葬身之地。两天以后,吴堡还巍然屹立。此时,县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友军,吴堡抗日自卫队、河防游击队等都积极参与反击战斗,吴堡各界抗日民众广泛动员,踊跃支前。同时,东岸的国民党友军也从敌侧后背出击。我八路军西岸其他防守部队以一天60多公里的速度,兼程驰援。在吴堡这座抗日的铜墙铁壁面前,在我抗日军民钢铁般的黄河防线上,侵略者一筹莫展,望河哀叹。5天以后,日军被迫撤离。敌人在抗战初期,对榆林黄河河防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被粉碎了。不久,日军还曾从吴堡上游,佳县境内螅镇附近的一个渡口试图渡河进攻,亦被我守军当即打退。
1939年9月,我党中央为了加强河防守备力量,确保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稳固,决定调英雄的359旅从华北前线回师陕北,驻防绥德、米脂一带。自此,由八路军负责守备的河防力量大大加强了。同年底,万余名日寇进犯晋西,其中一部再犯吴堡河防。359旅将士在王震将军的指挥下,运用“半渡而击”、“主动出击”的战略战术,再次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自1938年春至1939年底,日寇在吴堡河防上下,先后发起大小进攻20多次,均被击退,特别是吴堡河防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榆林军民的抗战信心,有效地打击了敌人,增强了共产党八路军在抗战中的地位,也巩固了陕甘宁边区大后方的安全。
全民同救亡
1938年至1940年期间,榆林、神木、府谷、吴堡、清涧等县城先后数十次遭敌机轰炸,死伤惨重。不愿做亡国奴的榆林各界人士,广大民众,同仇敌忾,热血沸腾。他们或走上街头宣传,或奔向前线杀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积极投入这场正义而艰巨的伟大斗争。当时,榆林文化教育界的抗日举动和爱国热情,极大地鼓舞了全体军民的救亡信心。榆林师范、榆林中学和榆林职业中学三校师生是救亡图存活动的中坚,神木、府谷、佳县、吴堡、米脂、绥德、清涧等县的学校师生也纷纷走出校园,投入抗日的滚滚洪流之中。当时,榆林三校青年学生在教师张明远、阎方听、唐凤都等人的鼓动下,率先走向榆林街头,向民众散发了抗日杂志《前哨周刊》等,还办抗日墙报,唱爱国歌曲,并组织起宣传队、歌咏队、话剧团到郊区农村进行演出,以宣传国共两党的抗日主张,激励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七七”事变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促动下,由三校爱国教师和榆林各界人士的倡导,“榆林各界抗敌后援会”、“榆林青年抗日救国会”、“抗日民族先锋队”以及“战地服务团”、“大时代剧团”等抗日进步团体组织,纷纷成立,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八路军359旅的“烽火剧团”的演出也特别活跃。1939年9月,著名作家老舍随慰问团来榆视察,著名爱国人士李公朴、凌子风,著名演员舒绣文、黎丽丽、吴茵等也随团来到榆林。榆林教育界、文化界空前热烈的宣传活动,激发了社会各界民众爱国热情。投笔从戎、沙场报国者有之;舍家纾难、解囊资助者有之。当时,榆林城乡流传的铁匠刘振德为国捐金的故事,就是广大民众为抗日救亡,所表现出的高尚气节。刘振德是榆林城关人,祖上几代都从事铁匠工艺。刘为人忠厚、做事仗义,且铁活工艺精湛,又有一身好力气,人称“刘铁锤”、“刘铁匠”。1938年春,政府号召全国动员,全民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刘振德积极响应,回家动员妻子倾囊相助,将家里勤俭积蓄的二百块银元及其妻佩带的一付金耳环全部捐献给国家。在他的带动下,榆林掀起一场轰轰热烈为前方抗日将士捐钱物捐粮食的捐献热潮。榆林党政军民和社会各界为了表彰刘振德这一爱国义举,特在榆林四方台楼檐下悬挂“深明大义”巨幅木匾一面,以示百世流芳。
榆林在抗战时期还有很值得缅怀和书写的一页,就是榆林爱国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国共两党的友好往来。抗战初期,榆林曾汇集、移驻过绥远傅作义部驻榆办事机构和伊盟指导长官公署长官朱授光、土默特旗总管荣祥、东北挺进军司令马占山、察哈尔省主席张励生、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以及热河先遣军白凤翔部、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刘效贤部、归绥宪兵司令马秉仁部、包头警备司令陈玉甲部等都曾来榆和在榆设立办事机构,榆林一时成为名扬塞上的抗日堡垒。同时,榆林国共两党的合作往来日益密切。毛泽东、朱德等人与邓宝珊、高双成等人书信频繁,交往很多,双方的一些知名将领、人士也有交谊,国民军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和22军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也曾进行过有效的军事协作配合。榆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合作团结,为榆林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系榆阳区政协特邀文史员、市法院干部)
责任编辑:王广建 最后更新:2018-04-29 16:4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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