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商洛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卢沟桥制造事端,全面发起侵华战争。占领东北大片土地,并把战火不断扩大到西南地区。他们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奸淫掠夺、兽性暴虐、无恶不作。大敌当前,我党致电国民党,提出团结一致,联合抗日的主张。蒋介石反而作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采取不抵抗主义,助长了日寇的嚣张气焰,使其侵略野心更加扩张。侵华日军野蛮侵入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30万同胞惨遭杀害。后侵犯河南,到了西峡县,直接威胁到陕西商洛。
战火蔓延,形势逼人。根据抗日形势的发展,中共陕西省委派地方科科长王柏栋(今丹凤县商镇人)任中共商洛工委书记,于1937年11月返回商洛,组织引导商洛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面对日寇侵华,无比仇恨,怀着“收复失地,还我河山”的激情,在他的故居西厦房墙上写下“为了人类未来的光荣,终要渡此血的惨辜生涯。”这一豪言壮语,充分体现了王柏栋爱党爱国爱民的坚定信念和英雄气概。
他先在今丹凤县两岭村小学、龙驹寨小学、商县中学和商洛镇农村、民团中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和抗战促进会、国难研究会、妇女救国会等群众组织。以两岭村小学和商县中学为据点,以商洛镇两岭村、龙驹寨一带农村为阵地,宣传抗日,广泛团结进步青年,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发展队员130多名,在商县中学和商县城内建立民先队,发展队员80多名。在农村、学校和地方武装中发现和培养30余名积极分子,并吸收他(她)们入党。先后建立中共商洛镇、两岭村、商县中学3个支部和龙驹寨党小组。组织队员到商县夜村、刘家垣和今丹凤县的龙驹寨镇、商洛镇、棣花、茶房、大峪、西河、河南、资峪、双槽等地张贴抗日标语,在学校教唱抗日歌曲,演出抗日文艺节目。当时我在茶房万湾小学上学,老师张新友、张文华给学生教唱《大刀进行曲》《老百姓总动员》等歌曲,大家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为了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大家一齐来帮忙。你也忙来我也忙,同心协力打东洋!打东洋来保家乡,我们的队伍铁一样;不管敌人来多少,一齐叫他都死亡!”学校还在校外东山石灰白墙上书写斗大的黑字标语“: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
王柏栋广泛结识龙驹寨、商洛镇开明人士王佑卿、王建三、陈知礼及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刘筱斋、宋昌艺等人。派民先队队员王柏梁(王柏栋的弟弟)和抗日积极分子谢华、余谦,去商南县大岭观和湖北郧阳陶成林、河南省荆紫观雷会民等地方武装联络,筹建抗日游击队。他又采取亲自登门、写信、派人联络等办法,做国民党商洛镇联保主任石振邦、寺坪乡常备队队长杨培万、老君乡联保主任、常备队队长张仰之、商州夜村地方武装头目刘松林等人的工作,给他们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很快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还重视在地方武装中发展党员,1938年4月在茶房联常备队中发展了副队长巩德芳、护兵班班长薛兴军为中共党员。并率领商洛镇、老君乡一带1000多民众,以慰问当地驻军为名,索回了以前被没收的商洛联保处100多条步枪,用以组建当地抗日武装。
王柏栋侦知棣花、高桥村两地,以神汉何根庆为首,勾结有军旅背景的陈升、李存善及陕西华县来商传道的和尚薛德顺等人组成的“何祖升元堂”(又名三七堂、修发会)是一个反动会道门。这个组织人称“黑煞道”,打着“扶清灭蒋”“复兴倒蒋保皇党”的旗号,实为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地方性汉奸组织。散播“日本来了准种三年大烟”“日本来了免粮、免款三年”等。还大肆宣传封建迷信,诱骗百姓,胁迫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卖房、卖地、卖牲口,诱使1000多人加入了这个反动组织,并定于1938年古历4月8日举行暴乱。王柏栋三下龙驹寨,做当地驻军暂编骑兵第一师师长马彪的工作,当“黑煞道”围攻龙驹寨时,被驻军一举歼灭,为抗日救亡铲除了一大障碍。通过这些工作,为抵抗日寇侵犯陕西,从思想上、行动上、武装力量和武器装备上打下了一定基础。
正当抗日烽火遍燃丹江两岸,抗日救亡运动向纵深发展之时,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影响下,当地反动政府,不准举办抗日文艺宣传,不准学校教唱抗日歌曲。有的同学问老师,为啥不教唱抗日歌曲了?老师说,上边不准唱了。国民党陕西省第四区(商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温良儒对王柏栋的抗日救亡活动极为不满,三次告诫王柏栋,要他很快离开当地,妄图扑灭抗日烈火。王柏栋义正辞严,晓以民族大义,给温良儒以严厉谴责,并以蒋介石“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南北东西,都有守土抗日之责”之训示,据理力争,要求温良儒坐言起行,一致对外,温无言以对,怀恨在心。王柏栋抗日救亡活动引起了地方反共顽固派的极端仇视,之后,暗示国民党商县驻龙驹寨第六、七区保安中队队长冯麟生勾结茶房联常备队队长谢孝廉,买通匪首商洛镇常备队队长曹建勋(绰名曹老五)于1938年7月25日黎明将王柏栋暗杀于家中,王柏栋牺牲时年仅28岁。
王柏栋的被暗杀,激起了我党和广大民众的极大愤慨。中共陕西省委1938年9月9日及时派遣商洛籍正在省干训班学习的彭一民回商洛担任商洛工委书记,继续坚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彭一民首先加强党的领导,在原来工委委员的基础上增加了米信公、周斌、周保航、雷震杰为工委委员,发展党员50多名,新建了6个党支部,商洛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持续发展。
此时,国民党当地反动武装,茶房联常备队队长谢孝廉密谋妄图杀害队内积极抗日的副队长巩德芳和护兵班班长薛兴军,斗争也越来越激烈,形势越来越复杂。杀害抗日干部和爱国青年的事件时有发生,工委研究决定,必须很快铲除这个阻挠抗日的反动顽固分子。1939年7月4日,没等谢孝廉下手,巩德芳、薛兴军指派常备队中十分可靠的爱国青年战士张德盛、巩全林、周保娃3人,乘谢孝廉给龙驹寨打电话之机,将其击毙在电话机旁,紧接着又处死了暗杀王柏栋的凶手曹建勋。是年八九月的一天,国民党老君乡乡长张仰之受龙驹寨保安中队队长冯麟生的密令妄图杀害巩德芳。他以商讨抗日大计之名,在自己的家中摆设“鸿门宴”,邀请巩德芳参加。巩明知是圈套,为表现抗日的诚意毅然前往,带领警卫员巩全林、孙有启等6名战士前去赴宴。宴席上,张仰之满口联合剿共,只字不提共同抗日,巩当场据理反驳。当张仰之准备下毒手时,巩机灵果断,迅即跳出宴席,杀出重围,在6名警卫的掩护下脱离险境,张仰之的阴谋未能得逞。
国民党顽固派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伪专员温良儒迅即召开反共紧急会议,召集商县驻龙驹寨保安中队长冯麟生限期消灭抗日救亡的巩德芳、薛兴军领导的游击队。1940年6月23日,冯麟生领着伪专员温良儒的旨意从商县返回龙驹寨,消息传来,巩、薛和当时担任中共商县县委书记的王连成研究商定,趁机除掉这个反对抗日的顽固分子。巩德芳、薛兴平当即组织所领导的200多名武装战士,周密部署,埋伏在茶房东水沟河、四方岭一带,巩和薛带领七八个战士在水沟河的对面丹江南的河堤上作指挥。当冯的人马耀武扬威地从商县返回龙驹寨进入茶房水沟河的埋伏圈后,巩、薛放枪鸣号,游击队武装杀声四起,给冯所带人马一个突然袭击,冯带领的30多名保安队伍,抱头鼠窜,仓皇乱跑,当冯逃到四方岭脚下时,薛兴军和巩全林、贾海泉、巩青林(均系中共地下党员),顾不得脱鞋袜,抢渡过丹江,箭步赶上去,发觉冯麟生已上到四方岭,连发数抢,将冯麟生击毙在四方岭的半山腰上。这次战斗毙俘分队长以下30多人,收缴枪支60多支,百姓人心大快,拍手称好。嗣后,巩、薛领导的游击队以“宜将胜勇追穷寇”之势,抓住时机枪杀了破坏抗日、积极反共的顽固分子、国民党当地联保主任、乡长、常备队长张仰之、李景蟾等,扫除了反对、阻挠、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大障碍。商洛的抗日救亡运动得以持续深入开展。
铭记历史,勿忘国耻。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付出了伤亡3500万人的沉重代价,用生命和鲜血打败了日本侵略者。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喜讯传来,商洛人民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历史的真实告诉我们:外来侵略者在觉醒的中国人民面前只能疯狂一时,必将以失败告终,逃脱不了灭亡的下场。
责任编辑:王广建 最后更新:2018-05-01 15:3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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