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甘肃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
2017-09-19 10:20:13  来源：海月的日志 - 网易博客 　作者：苏文升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迫于形势策动了巨大的工业内迁，甘肃成为抗战的大后方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有力的支援了全国抗战。1914年缅甸沦陷，致使西南国际援华陆路交通线完全断绝。西北地区新、甘、陕一线陆空运输畅通无阻，成为国际援华的重要通道。甘肃地区在抗战中还有许多特殊的地位。研究甘肃在抗战中的战略的位有助于团结各族人民更好的开发建设甘肃

　　【关键词】

　　抗日战争、战略后方、援华要道、八路军出发点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甘肃作为战略后方地位十分重要。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陷，国民政府为躲避日军侵略者对中国工业的摧残在中国西部地区建立了新的国防工业基础，为准备和坚持长期抗战策动了巨大的工业内迁。从1938年开始。国民政府所属的资源委员会、中国银行、交通部、军政部、卫生部等机构对甘肃工矿业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甘肃各族人民积极组织人力物力为抗战提供了重要战略物资，还多次组织抗日武装奔赴前线。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缅甸被占，致使西南陆路交通完全断绝。而西北地区与苏联、南亚之间的陆空运输仍畅通无阻，新疆、甘肃、陕西一线成为国际援华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使得来自苏联的大批武器、弹药、药品、军衣等军需物资不断地又新疆入境，经由甘肃运入内地。由于甘肃这的特殊地理位置，国民政府在兰州建立了中国空军基地。甘肃对内可为抗日提供物资保障对外从西北出击华北可切断日军东北到中原的陆路交通联系。日本也早就看到西北重要战略地位预定出一套“封锁计划”计划，企图在西北扶植一个“回回国”，西北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打碎了日本肢解西北进攻西北后方的阴谋，并对日本侵略者的武力进攻进行了殊死抵抗。此外甘肃的特殊战略地位还表现在：甘肃庆阳地区是陕甘宁边区革命政府所在，地抗战时期红军主力集结地，抗战爆发后红军各部从陇东出发改编为八路军奔赴抗战战场。

　　一、抗战前期甘肃的抗战活动和国共两党对甘肃战略地位的阐发

　　(一)抗战前期甘肃的抗日活动

　　针对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不断对中国内陆进行的侵略活动，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是国民党蒋介石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调动国名党东北军进入西北地区会同国名党西北军继续“围剿”以落脚陕甘宁边区红军。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在青年学生“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时任川陕边区“剿匪”总司令、甘肃省主席、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在内的广大东北军对内战产生了厌倦，他们赞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要求抗日、打回老家去的热情日益高涨。[1]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的几个小时，在甘肃的于学忠按照张学良的部署，以东北军总部名义急电兰州，命令五十一军立即解除国民政府驻甘绥靖公署、国民党中央军驻兰州各部以及特务组织的武装，切断兰州与国民党中央的联系，通电响应张杨“八项主张”，切实控制兰州，与西安形成呼应之势，这次事件被称为兰州事件。13日至14日甘肃省政府先后召开了社会贤达、名流座谈会和教育界参加的事变情况的通报会。通过这些工作取得了甘肃上层多数人事对事变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两个事变的真相传到兰州各大、中学校后，激发了兰州师生的抗日救亡热情。一时间在兰州掀起了抗日宣传演讲，散发传单，成立抗日救亡组织，张贴和呼喊抗日救亡口号的热潮。12月26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甘肃政治、军事格局产生一定变化。当时驻扎在陇东、平凉地区的东北军第一零五师同红军一道举行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和张杨的“八项主张”;驻扎在泾川、隆德的东北军骑兵第七团还要求红军教导师派干部任该部教官，进一步了解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2]兰州事变使甘肃各阶层爱国民众受到了抗日救亡图存的强烈震撼,为甘肃在全面抗战后的抗战活动打下基础。

　　(二)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西北战略地位的估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开发西部问题引起国民政府的重视。1935年底后,随着全国币制的统一和川、黔、滇地方实力派的“中央化”,国民政府遂将西南与西北相提并论。蒋介石和龙云谈到建立后方根据地时认为:“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阵线,而以川黔陕三省,甘滇为后方。” 1943年，开发西部杂志创刊，蒋介石亲笔题写“开发西部”。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宋子文在考察兰州时指出：“西部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现在沿海沿江各省在侵略者的炮火之下，我们应当在中国发源地的西北赶快注重建设”。[3]

　　(三)抗战时期中共对甘肃工作的建议

　　抗日战争进人了战略相持阶段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地方党部科在对甘肃的工作意见中指出甘肃是国际交通要道不仅国民党注意此地日本亦注意此地所以这地方今天虽为远后方 ,如果西安失守的话, “最近将来可能变为近后方,同时成为西北的政治中心。因此,我们应该很好地注意此地工作。”具体措施又：在甘肃国民党统治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营救失散在甘肃河西地区的广大红西路军指战员;迅速向甘肃派驻中共中央代表，驻甘八路军办事处;在国统区广泛组织和发动群众，深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建立健全党的组织。[4]

　　二、全面抗战爆发后甘肃作为战略后方的重要地位日益突出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躲避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工业的摧残，在中国西部地区建立了新的国防工业基础，为准备和坚持长期抗战策动了巨大的工业内迁。使得甘肃成为抗战后方之一。

　　(一)国民政府对西部交通、水利的建设

　　国民政府开发西北大的目标看,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国防角度,发展交通与水利事业均为首要目标。如抗战前陇海铁路已通至宝鸡,陇海铁路局与陕西省政府于1939年4月开始修建咸(阳)、同(官)铁路,1941年11月竣工通车;1937年修建甘(肃)新(疆)公路,两年后修成,对西兰公路、甘青公路及其他多条公路亦进行了整修和扩修。水利方面,陕西水利在抗战期间发展速度最快,1930—1941年已完成的大型灌溉工程就有泾惠渠、渭惠渠、梅惠渠、织女渠、汉惠渠;到1945年,甘肃水利建设亦完成湟惠渠、溥惠渠、永丰渠、永乐渠等23条水渠及水利工程。[5]国民政府对西部交通水利的建设为甘肃支援抗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二)工业内迁甘肃成为抗战大后方

　　从1938年开始，国民政府所属的资源委员会、中国银行、交通部、军政部、卫生署等机构采取独资或与甘肃省政府合资的方式，对甘肃近代工矿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开发，陆续新建、扩建了27家公司和企业。据有关专家对其20家企业的投资进行分析，在总投资11亿元中，国家投资占95%，地方投资占5%。其中包括甘肃机电厂、甘肃华亭电瓷厂、甘肃水泥公司、甘肃矿业公司、甘肃油矿局、兰州电厂、甘肃天水电厂、甘肃化工材料厂、甘肃煤矿局等工矿企业。这样大规模的投资使得甘肃近代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电力、石油、化工、建材、煤炭、机器制造等重工业企业;毛纺、皮革、造纸、火柴、面粉等轻工业。[6]根据1943年统计仅兰州市共有工厂106家，抗战前几年只有25家,仅占工厂总数的23.6%，而战后短短几年时间新建工厂多达81家，占工厂总数76.4%。这些工矿和轻工业以及军事工业的新建有力的支援了全国抗战[7]

　　(三)支援抗战

　　抗战中广大人民群众省吃俭用,通过献金、踊跃认购“救国公债” 、“同盟胜利公债”和“建设公债”活动,积极献纳抗战军粮、战马和款项，1942年,全省认购“同盟胜利公债”2286万元,1943年达 7108万元。全省每年献纳数十万石军粮和数以千计的军马。少数民族地区也作出了很大贡献。拉卜楞寺嘉木样活佛发表《为宣传抗建告蒙藏同胞书》,还大力倡导藏区民众开展支前献金献机运动。1944年12 月,黄正清率领拉卜楞教区108 名僧俗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在重庆捐献抗战飞机30 架(献金总数折合战机数),表达了藏族同胞爱国抗战的深情厚谊。[8]

　　抗战甘肃积极组织人力将大量抗战物资运往全国各抗日战场。1937年11 月,甘肃军事运输处利用兰州水上皮筏运输队,多次转运宁夏地区的苏联援华汽油 1.2万加仑,军粮15 万多斤。1942年夏,兰州皮筏航运队满载重要的抗战物资汽油,首航抵达重庆,市民往观,中外记者登筏采访,摄制电影,受到欢迎。[9]

　　抗战爆发后，东部路线大多陷于敌手。西部大后方的汽车运输又因沿海口岸的相继陷落失去了进口原料的渠道。在当时有“一滴汽油一滴血”之说。中国需要开发石油，中国必须开发自己的油田。迫于形势国民政府国营工矿企业的主管部门——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提出了由政府投资开发中国石油的设想，专家们认为比较现实的可能是开发玉门油田。1939年8月11日玉门第一口油井获工业油流，消息传出全国抗日军民受到极大鼓舞。1941年初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扩大玉门油矿生产规模，1942年原油产量达到4.6万吨，生产汽油180万加仑。以后两年玉门联储的汽油都保持在200万加仑以上。1939年到1945年，共实现钻井61口，产原油7866万加仑，炼产汽油1303万加仑，煤油511万加仑，柴油72万加仑，此外还有石蜡等副产品。这些数据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可在当时却给抗战增加了巨大的物质力量。[10]

　　抗战期间,甘肃每年都有数万名健壮青年应征入伍,总计 41.82万人,并征集军马 1.18万匹。1939年 10月,甘肃地方部队165 师 1万余人,奉命奔赴陕西部郃 阳,防守黄河沿岸和保护陇海铁路。1940年,又开拔山西晋南,防守张(店) 茅 (津渡) 大道,保证晋豫两省交通,并隔河掩护陇海线路畅通。1941年 5月,165师与日寇坂垣师团牛尾国成大队在庙凹、望原一带激战,伤亡 2000余人。1937年 10月,邓宝珊将军奉命率领甘肃地方部队前往榆林驻防,指挥晋陕绥边区各方面部队从平绥路西段的侧翼抗击西侵日军。1938年2 月和 1939年夏,先后击退进犯山西保德和陕西府谷、榆林等地的日军。[11]1937年8月，马步芳、马步青派遣军队参加抗战，征调青海东部，甘肃河西部队及民团组成抗日力量转战河南、安徽、河北等地。其中有回、汉、撒拉、东乡、保安、藏等各民族人民，以回族较多。全师辖3个旅。 马步芳、马步青先后派出了两个师的兵力，分别是暂编骑兵第一师和暂编骑兵第二师。第一师师长是马彪，第二师师师长是马禄。马家军作战英勇，以骑兵见长，曾发生过马家军士兵不愿做俘虏，数百名骑兵投河自杀的壮举。[12]

　　三、甘肃在抗战中的特殊地位

　　(一)古老的丝绸之路成为抗战中的国际援华要道

　　抗战时期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又一次车水马龙。不过，于此相伴的不是清脆悠扬的驼铃声而是日军飞机的轰鸣声。

　　1937年7月25日,日本突然宣布封锁中国沿海港口;1940年六七月间,日本又迫使法国、英国封锁了滇越铁路、越桂公路和滇缅公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缅甸被占,致使西南国际援华陆路交通线完全继绝。而西北地区与苏联、南亚之间的陆空运输仍畅行无阻,这使得新疆、甘肃、陕西成为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国援华的重要通道。[13]

　　1937年8月21 日苏联于中国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从次年起苏联三次给中国提供4.5亿美元的贷款，供中国向苏联购买飞机、坦克、火炮、汽车等军用物资，用来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因为当时东北、华北和东南的国际交通线都被日本封锁，所以苏联援华物资必须先运至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再通过甘肃新疆公路运抵兰州，然后才能运到全国各抗日前线。与此同时苏联还陆续派出一批军事顾问和专家，帮助中国训练中国军队。[14]1937年10月，国民政府在兰州成立了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辖今甘、宁、青、新四省区，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朱绍良任副长官。同月，苏联在兰州设立军事代表处、外交代表处、商务代表处，负责办理苏方实际援华工作。国民党政府便于苏方联系，政府外交部在兰州设立了特派员办事处，交通部则在兰州设立了陕甘车驮运输队、西北富华公司驮运处、甘肃省驿运管理处等驿运机构，以接运苏联援华物资。[15]

　　来自苏联的满载各种军援物资的汽车大队,将大批武器、弹药、药品、军衣等源源不断地从新疆入境,经由甘肃运入内地。仅 1937年冬到 1338年夏,苏联赠送我国的第一批汽车 500多辆、滕代远同志押送的 12车枪械弹药、高自立同志运往陕甘宁边区的 10车军火与军衣、新疆人民支援八路军的 3万件皮衣,都是经由甘肃运达目的地的。[16]

　　(二)兰州市抗战中中国空军的重要基地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兰州建立了空军第四路司令部，空军第七总站，空军第三工厂，兰州成为当时中国空军的重要基地和训练基地。

　　从1937年8月到1940年12月苏联支援中国飞机1562架，累计派遣空军志愿队两千余人，协同中国空军作战。苏联支援中国飞机也必须由阿拉木图或贝加尔先飞到兰州加油、检查后，才能派往全国各地。据时任甘肃全省防空司令部参谋室负责人的叶建军先生回忆，苏联飞机抵达兰州后，“主要停放在兰州焦家湾机场，另一小部分停放在中川机场”由此可反映出甘肃在当时的战略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不仅如此，中国空军在兰州设立了第四路司令部(也称兰州空军司令部)，负责统一指挥和协调西北地区的防空作战而且在兰州设立了空军第七总站(也称兰州机场总站)，负责空军在西北地区的地勤补给。第七总站下设五个机场，即兰州机场(又称东郊机场)、拱星墩机场、东古城机场、西古城机场、中川机场和临洮机场。从而构成了以焦家湾为中心的机场群。与此同时，中国空军还在1938年冬，将其驱逐总队由四川凉山迁至兰州西固，负责整训空军各驱逐部队和新机的训练工作。除此之外，还在兰州设立了空军第三工厂，专门负责各式飞机的修理。经过一系列的设施建设使得兰州成为当时中国空军的重要基地和训练基地。[17]

　　从1937年11月起到1941年8月止，侵华日军一直把兰州作为他们的主要空袭目标，断断续续进行了五年的狂轰乱炸，在此期间日军累计空袭兰州36次出动飞机676架次，投弹2738，造成215人死亡，191人受伤，损坏房屋21669间。为保护甘肃援华线路的畅通和甘肃后方战略物资甘肃人民不受侵害 ，1937年9月将兰州防空协会改为甘肃全省防空司令部，由省主席贺耀祖兼任司令，新一军军长邓宝山八十一军军长孔令旬兼任副司令。正式开展防空建设。12月朱绍良到任后抽调专人划拨巨款，进一步加强了防空建设。为兰州开展反空袭斗争创造了条件。1939年2月20日至23日，日军两次出动50架九六式轰炸机空袭兰州，兰州空军司令部所属第十七队和十五队先后派出14架E-15战斗机迎击来犯之敌，经过激烈交战共击落日机15架(另有记载18架)，创下中国空军在一次战役中歼灭敌机数量最多记录。而我军竟无一人伤亡。又一次空袭后我空军一队尾随返航日机一直追到山西运城机场上空，炸毁日机40多架，立下奇功。[18]

　　(三)甘肃在特殊军事、政治形势下的战略地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并谋取中国东南腹地，南下占领华北、华东、华中。而西北地区外于苏联接壤，内有广阔人力、物力资源，一旦形成抗日力量，不仅与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相连接，成为抗日大后方，支援全国抗战，而且从西北出兵，可以侧击华北，切断日军东北到中原的联系，使中原日军陷入孤立。这表明以甘肃为中心的西北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西北地区民族关系复杂。甘肃是联结西北各少数民族的纽带甘肃政局的的稳定关系整个西北地区的稳定。国民政府对西北有足够的重视，1937年10月，国民政府在兰州成立了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辖今甘、宁、青、新四省区，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朱绍良任副长官，而后又任命傅作义为副长官，并且在甘肃布置重兵。与此同时日本人也看到了西北的重要性，在西北预定了“封锁计划”企图在西北扶植一个如同“满洲国”的“回回国”，以此肢解西北打乱中国抗战大后方。西北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打碎了日本肢解西北进攻西北后方的阴谋，并对日本侵略者的武力进攻进行了殊死抵抗。

　　抗日战争爆发前期，日本就多次派遣特务挑拨回汉关系培植汉奸势力，制定了利用回族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和对回族上层人物的拉拢来肢解中国西北的策略。东北沦陷后，日军变本加厉采取培植汉奸势力，特别是“利用蒙回藏等民族，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决’理论，挑拨各民族间的感情，鼓动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以实现‘以华制华的’故伎。然后挟其经济与政治军事力量，控制各弱小民族，以其预定的封锁计划”。日本侵略者的这个封锁计划是要控制东起察哈尔、绥远西至宁夏、甘肃、新疆从而隔绝中苏联系，以保证主力南下后方的安全。而1936年日本已经在化德成立了“蒙古军政府”西蒙广大地区落入日本侵略者控制。1937年一批日本间谍化装成蒙古人，潜伏于青海祁连默勒扎萨克旗，被马步芳派来的士兵捉送到兰州第八战区长官署。日本还在宁夏的北部额济纳旗设立特务机关，派遣特务潜伏于甘、宁、青活动，动过各种渠道于这里的回族军阀联系，企图策划他们建立“回回国”。[19]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仍然没有放弃拉拢诸马的计划，1937年10月17日，日军占领包头，成立所谓“包头回民支部”，先后又两次拉拢马鸿逵，之后日军头子板垣又飞往阿拉善旗，邀请马鸿逵会谈。马派周百隍前往。板垣说马家几代都是清室忠臣，现在清帝在满洲复国，马鸿逵应继续为清室效力。由于马鸿逵之父马福祥以及马鸿宾之父马福禄原随董福祥甘军参加抗击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日本出兵最多马家亲族很多人在正阳门被日军打死。因此周回答“如今是家仇未报国仇未学雪，势不两立”。日军技穷，恼羞成怒。此外诸马不愿与日军合作的原因有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抗日武装力量强大;国民党政府抗日立场坚决;回族的历史和前途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民族向心力和认同感较强。[20]

　　1939夏日军板垣一部向绥西进犯，企图以武力打通西部切断西部通道，西北战略后方遭到威胁。马鸿宾在临河任绥西防守司令在绥西独立抗战，组织乌拉敖包战役和乌不浪口战役，表现出坚持抗战到底，不干当亡国奴的民族气概，来犯日军以沉重打击。1940年3月到在1943底协同傅作义部队作战，取得五原大捷，收复五原，[21]

　　(四)甘肃陇东是八路军抗战的出发点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领导在庆阳经过激烈艰苦反复的武装斗争，创立了西北红军。开辟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立了管辖十八个县的广大区域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并使之成为硕果仅从的革命根据地。这块根据地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红军出师抗日前线的出发点。

　　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为了策应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对亲日派可能对西安的进攻。红军三大主力迅速由定边环县一带南下，向陇东正宁及淳化、三原一带集结。红军在南下途中进防了庆阳、合水、正宁、宁县镇原等陇东各县城，使陇东老区更加巩固。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一军团从西安附近返回陇东正宁，宁县一带整训。不久红十五军团也返回陇东，进驻庆阳马关一带。至此红一方面军全部移防陇东。

　　1936年由红四方面军组成的援西军从三原出发进至镇原，后因西路军失败，即停留镇原整训。另外，红军中央教导师进至环县、庆阳一带整训学习。陕甘宁独立师等部也在环县驻防。

　　红军各部云集陇东，发展党的力量，这样陇东红站区的形成和发展。抗战爆发后红军各部从陇东出发，改编为八路军，奔赴敌后抗日战场。[22]

　　总之，甘肃在抗日战争时期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甘肃不仅作为战略大后方源源不断的全国为抗战提供战略物资，还是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国支援中国的重要通道。甘肃各民族支援抗战做出了巨大努力和牺牲，对日本的诱降分裂肢解西北以及武力进攻都予以坚决的反击，与全国人民一同谱写了一曲英雄的抗日赞歌，激发了广大甘肃儿女的爱国情怀。

　　参考资料：

　　[1][2][4]王一林，甘肃抗战实录，【N】,党的建设，2005年第8期

　　[3][5][6][13]李忠明，抗战时期的工业内迁于西部开发，【C】，

　　[7]丁孝智，抗战前后兰州地区工业格局的变化，西北史研究,【M】,1997年3月第一版

　　[8][9][11][14][16]杨茂新，甘肃抗战战事，【档案】，史料公布于研究

　　[10]关玉明，闻名遐迩的老君庙，石油建工研究，【C】

　　[15][17][18]程兆生，日军空袭兰州时序，兰州杂碎，【M】,甘肃文化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

　　[12][19][20][21]周瑞海，中国回族抗日救亡史稿，【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

　　[22]曲涛，关于庆阳红色资源状况的思考，【C】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9-19 10: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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