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张掖人(上)
中共张掖市委党史研究室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富饶美丽的祖国山河惨遭践踏和蹂躏。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揭开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序幕。在战争的硝烟中,张掖儿女挺身而出、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毁家纾难,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和卓越贡献,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勇篇章。
联合抗日的爱国志士
1936年注定是张掖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一幕金戈铁马、鸣镝传檄的历史壮剧正在张掖大地上演。
动员青年参军入伍保家卫国
那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21800余人为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决抗日战争中的战略靠背问题,在极其艰苦的环境条件下,转战河西走廊,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民团浴血奋战,终因孤军深入,寡不敌众而兵殇祁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红西路军虽然失利了,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却在张掖大地生根发芽,抗日救国的呼号深入张掖人民心中。
高金城
红西路军的失利,牵动着党中央和各族各界人民的心。1937年8月,爱国民主人士高金城受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派遣,以“甘、凉、肃三州抗敌后援委员会主任”的身份来到张掖,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秘密营救失散和被俘的红西路军指战员。时龄已经51岁的高金城沿着祁连山麓一路步行、日夜兼程来到张掖。他顾不上旅途劳顿,一到张掖,就立即开始忙碌起来,宴请地方官绅,结交各界人士,利用唱戏、赶集和庙会等群众聚集的机会,在城乡广泛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揭露日寇的侵略野心和野蛮行为,歌颂中国军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激发张掖人民的爱国热情。
为了大造舆论,高金城建议张掖县政府在大佛寺召开抗日动员大会。在动员大会上,他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强调“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释放政治犯出来抗战”等主张。随后,他以开办福音堂医院为掩护,积极营救被俘及失散的西路军将士,并在张掖上层人士中开展统战工作。他的行动,得到了早年参加过共产党的张掖县县长马鹤年的大力支持,两人密切配合积极营救被俘和失散的红西路军将士。高金城和马鹤年的大义之举引起国民党地方军阀马步芳的极度惊恐和不安,遂将高金城秘密杀害,马鹤年亦被甘肃省政府撤去职务。
在邪恶与强暴面前,爱国志士舍身赴险,前仆后继,百折不挠,以必死之志铺就全国抗战的必生之路。
王泽喜
在爱国人士不畏强权的精神感召下,张掖各界人士全力配合,刘瑞龙、魏传统、王定国、丁世方、吴建初等近300名被俘、流散的红西路军将士先后得到营救,经“兰八办”转赴延安,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奔赴抗日前线;中共党员王泽喜、潘发生和傅从俭等张掖部分进步青年也经“兰八办”转赴延安。王泽喜、傅从俭被选送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参加学习,接受革命的洗礼。
经过革命熔炉的锻造和历练,王泽喜、傅从俭开始成熟起来。学习结束后,他们先后回到甘肃,积极投身甘肃的抗日工作。王泽喜于1938年2月被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甘工委”)派往兰州市榆中县金崖镇开展工作,重建金崖党支部,任党支部书记。后奉命到榆中条城(今榆中青城乡)建立兰州经靖远、固原至延安的秘密交通站,以开办“兴生棉毛纺织社”作为掩护,负责兰州至靖远之间的秘密交通工作。他满怀对党的无限忠诚,冒着生命危险获取日伪军事情报,帮助我党传递信件、护送干部,保证了兰州地下党组织与延安之间的联络畅通。1940年6月,“甘工委”遭到破坏,他又担负起狱外党组织和被捕同志之间的联络工作。1941年6月,由于叛徒出卖,王泽喜被捕入狱,关押在西安集中营,遭到敌人严刑逼供和残酷折磨,但他始终坚贞不屈,誓死保守党的秘密。抗战胜利后,王泽喜获释回到兰州,继续从事党的工作。傅从俭同样受“甘工委”指派于1939年春秘密回到张掖县,在满家庙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他秘密搜集张掖军政情报,再设法将情报转送到“兰八办”的联络总站。1939年5月,由于政治形势紧张,傅从俭不得不离开张掖。1940年,傅从俭来到榆中县,以大壑岘小学教员的公开身份,协助榆中县委书记张杰开展工作。“甘工委”遭敌破坏后,党在榆中的活动也被敌人发现,傅从俭北去靖远,向靖远中心县委传达皖南事变后党的指示。1941年初,按照组织安排,傅从俭从靖远返回,暂留守榆中县委。1942年下半年,傅从俭奉命转移到临夏,之后再次秘密潜回张掖工作。
红色的革命火种,点燃了张掖人的革命热情,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更多的张掖人自愿为抗日奔走呼告,用不同的方式为联合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部分爱国青年走在了抗战的最前沿,一些普通民众也发出了“以身报国”的铿锵呐喊。1931年“9·18”事变后,北平中国大学等六所大学的学生,组织了700余人的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其中就有张掖籍学生陈生蕃的身影。这次请愿,迫使蒋介石做出了抗日的承诺,并于3日后,在中央军校礼堂接见了请愿团的全体学生。陈生蕃也因此成为张掖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第一人。1932年11月,时称“我国惟一女飞行家”的林鹏侠,为唤起大众对西北重要战略地位的认识,开始了对西北的实地考察。在行至张掖途中,一名普通马夫听她讲述淞沪抗战的经过后,怒目摩拳发出了“苟得参战机会,誓以身杀敌,以报国仇”的豪壮言语,令林鹏侠赞叹不已,并在她的《西北行》中写下了“御者可佩”的篇章。
黄文中
为挽救民族危亡,时代骄子们将革命思想汇入了汹涌澎湃的抗战热潮。1931年,曾留学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时任临泽县县长的黄文中,以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为重,代表甘肃民众前往上海参加民主救国会议,并登台发表救亡演讲,发出了“和亲自古无长策,收泣新亭要有人”的呼号,呼吁国民党出兵抗战,收复失地。1938年,叱咤甲午风云的一代名将、我国海军创始人萨镇冰,在南洋群岛宣传抗日后来到张掖,在张掖甘园定居。期间他常以诗文自娱,邀当地青年文人墨客作诗、吟唱,实则借机向张掖青年宣传抗日思想,讲述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暴行和中国军民浴血抗战英勇事迹。
学生宣传队到各地宣传
抗日思潮的激荡,使一些忧国忧民的文化名人、青年学子、妇女和开明商贾,无所畏惧,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言行唤起了张掖民众抗战的激情。张掖教师袁定邦惊闻祖国半壁河山沦陷敌手,无比悲愤地写出了“河山半壁东南陷,江汉万家西北来”、“北地已非唐社稷,中原犹说汉山河”的感人诗篇。从此,他树立了教育救国的理念,在抗战的激流中奋斗在教育战线,培养学生嫉恶如仇的思想品质,教导学生奋发向上,勤学苦练,随时准备为国为民奉献一切。在他的教导激励下,进步青年纷纷立志报国,投入到宣传抗日的主战场。张掖中学学生张文华、张志弘和语文教师白玉光等倡导组建了“张掖中学抗日话剧团”,李人美、黄域、颜长喜等8名同学报名参加。他们编排抗日剧目,在张掖大街上和公众比较集中的戏楼、场所演出,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轰动效果,演员观众群情振奋,抗日热情日益高涨。1944年,张掖师范学校聘请了东南沿海的赵德琏、孟庆熏等7人来校任教。这些人知识渊博,满怀爱国真情,在课间和休息时间多和学生情融交谈,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制作与抗日有关的墙报和书画,宣传抗日救亡主张。他们还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等进步作家的书刊借给学生传看,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苟志英
1937年9月,“甘肃省妇女慰劳抗战将士分会”成立,在它的影响带动下,张掖文峰女校校长苟志英,组织女校学生在山西会馆的戏台上高唱抗日歌曲,演活报剧,还将妇女识字班普及到乡野村庄。她一边教妇女、儿童识字,一边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点燃起张掖妇女界的爱国热情。
刘芳
国运衰微、灾难深重,开明商贾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以大智慧与大韬略无声地支持着全国抗战。张掖爱国民主人士、“长兴泰”商号掌柜刘芳,抗战爆发前长期在天津、张家口、包头等地经商,这些地区沦陷后,他积极抵制日货,不到敌占区经商。宁愿把自己收购的20万斤羊毛、两万多张羊皮存放张掖北山发霉变烂,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也不往敌占区销售一斤羊毛、一张羊皮,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抗战期间,一股又一股的爱国力量,聚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下,张掖各族各界爱国人士、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妇女、开明商贾,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共同理想挽起了臂膀,用血肉筑成了团结御侮的坚强阵线。(执笔:孙晓华)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9-19 11: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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