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甘肃的农业改良与推广（4）
2017-10-11 14:40:5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史学月刊》2014年第12期 作者：黄正林 点击： 复制链接
5.推广肥料
农作物生长所需要的养分大部分取之于土壤，土壤里的养分，作物栽培一次就会消耗一部分，地力也随之减退。因此，如何恢复地力，是进行农业再生产的主要问题。传统农业经营者，恢复地力的方法有两种：一是采取休闲办法以恢复地力，一是给土地补充肥料以增强土地生产能力。土地利用程度，除了受环境因素影响外，肥料的应用成为主要因素之一。
甘肃传统的肥料主要包括土粪、厩肥、人粪饼、油渣、毛渣、野灰(草木灰)等。每年栽培农作物面积3937.9万亩，保证农作物生长所需要的肥料三要素需要量是：氮肥26 697.9万斤，磷肥23 539.1万斤，钾肥26 170.7万斤，本省肥料来源主要来自于粪便和植物如油菜粕、亚麻粕、棉籽粕等，每年可出产之肥料三要素量，及所含有三要素的成分推算估计：约为氮素(N)18 820万斤，磷(P205)5540余万斤，加里(K20)13 180万斤(82)。肥料实际产量与农业生产的需要量相比，肥料缺口较大，每年缺氮肥为7880万斤，占需要量的29%;磷肥17 990余万斤，占需要量的76.4%;钾肥12 990余万斤，占需要量的49.6%。有关研究表明，甘肃农田每亩作物仅有肥料37.1斤，购进肥料每亩仅有0.02元，仅及中国北部省份平均数的1/5(83)。说明肥料的缺口十分巨大，投入也不足。
造成肥料缺乏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燃料缺乏，大量可以做肥料的原料用作燃料，导致肥料减少。如甘肃“除森林地区外，普遍缺乏薪炭，燃料不足，又加冬季寒冷的时间较长，燃料的需要加多，因此凡可以做燃料的，均用作燃料，杂草、落叶、田禾蒿杆，以及马、骡、驴等之畜粪，都做煮饭、煨炕之用，而夺取优良有机肥料的来源”(84)。养羊的地方，有大量的羊粪，羊牧放时可供选择吃的饲草很多，其粪含有肥料的各种元素很多，是质量较高的农家肥。但“在燃料甚感缺乏之农村，则用作燃料，以便煮饭或煨烙[炕]取暖，使用纯粹之羊粪于田间者，通常甚少”(85)。燃料缺乏，使农家将大量可做肥料的原料用作燃料，导致肥料减少。二是农业耕作的粗放经营，使农家少有注意肥料收集和储藏的习惯。如河西农家不讲求厩肥的贮藏，堆肥的利用(86);由于农家不知如何利用、使用和储藏肥料，严重地影响了土地利用和土地生产力，正如时人所言：甘肃“可垦而未垦之荒地，迄未开垦利用，其缘故不只一端，但肥料问题，恐占大部成分。农家已耕之地，常以肥料不足，地力衰退，施行轮流休闲，甚或放弃，对于土地面积之不能充分利用而增加生产，使地尽其利，实因肥料缺乏之所致”(87)。
抗战时期，为了增加粮食生产，政府开始倡导和制造肥料，进行肥料的推广和使用。甘肃省颁布的《甘肃省各县推广冬耕实施办法草案》中规定：“凡地力瘠薄，肥料缺乏，须一律督饬种植绿肥，代替空白休闲。”(88)根据以上规定，各县农业推广所“指导农家，自制堆肥，种植绿肥，购用枯饼、骨粉，增施肥料，以增加食粮生产”(89)。1942年平凉农业推广所曾试制骨粉，以便在农家推广(90);徽县农业推广所“指导利用稻田休闲地，种植苜蓿、黑豌豆，备作来年绿肥”;榆中推广所指导农民在“冬耕之际，将八月份种植之苜蓿耕翻土内，以增地力”;张掖推广所“于各乡设置绿肥特约农户十户，经常指导，以资提倡”(91)。1947年，皋兰等5个推广所指导农家利用杂草、禾干制造堆肥4765担，约可施2500亩耕地;并划定天水、张掖、徽县为绿肥示范推广区，3县参加示范的农户有39户，种植绿肥作物103亩(92)。
农林部在天水进行的水土保持试验中，也进行了绿肥的试验，其方法是：“种植绿肥在夏季多雨季节，可做地面覆被物以减少风雨之侵蚀而免水土流失，翻压后可使土壤多孔松，并易使雨水渗透入土。西北一带肥料缺乏，如能广种绿肥作物，肥料问题亦得解决。本项试验，冀求得适宜于天水之绿肥作物，以作推广之用”(93)。这项试验既有利于水土保持，又可以增加肥料。从上述资料来看，黄河上游各地农事试验场、农业推广所等积极倡导试制各种传统肥料，尚无化学肥料的引进和制造。即使传统肥料，大部分尚处于提倡和推广阶段，并没有完全被农家所接受。因此，抗战时期甘肃省的肥料推广，只是一个开端。
三、农业改良的绩效问题
农业改良与推广的最终目的是要增加粮食生产。因此，农业改良与推广的绩效如何，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农业生产的发展与否问题上。抗战时期甘肃粮食生产水平如何?与抗战前相比是增加还是减少?这是思考农业改良绩效的一个重要因素。先看表6。
通过表6指数1看出，1930-1940年代，甘肃粮食生产总量超过了民国初期1916年的水平。指数2说明，1932年至1945年甘肃的粮食产量有增有减，但总趋势呈上升状态，1938年与1944年超过了抗战前的总产量。1941年至1945年是北方发生灾害比较频繁的时期，如1941年受灾47县，1942年和1943年受灾均为57县(94)，1945年甘肃再次发生大面积旱灾，“春雨少风多，地干气躁，五六月间需雨之时，久旱不雨，以致大部分农田或苗而不秀，或秀而不实，夏禾枯槁，秋禾失种，全年荒旱，赤地千里”。全省受灾范围达63县(95)。1944年是甘肃风调雨顺的一年(96)，粮食总产量达到2889.4万石，成为近代粮食总产量最高的年份。而其他年份都受到旱灾影响，尤其是1945年，粮食有比较大的减产，但还是超过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产量。就人均粮食产量而言，1916年，全省粮食总产量909.2万石，马铃薯283.4万担，共计1192.6万担，折合共计133 315.3万斤(97)。以1912年甘肃499万人口计算(98)，人均粮食产量为267.2斤。在1938年的调查中，人均粮食生产量为761.2斤;在1943年至1944年调查的粮食总量中，以1944年甘肃655.4万人口计算，人均生产粮食597.4斤。也就是说，1930年代至抗战时期，甘肃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已远远超过民国初年的水平。抗战时期，甘肃粮食产量增加的因素比较多，但至少应当承认，农业改良与推广是其原因之一(99)。
黄河谷地的土地含碱较大，砂田改良后，使一些不毛之地变成粮食生产的肥沃土地。其效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土地铺砂后，土地收益有所增加。据言“砂田蓄水力特强，得一次足雨来年即可丰收”(100)。表7是甘肃各县市铺砂作物面积统计表。
根据1942年7月调查，上述地区小麦常年亩产量是：皋兰是1.02担，靖远是1.59担，洮沙是1.03担，临洮是0.97担，永登是1.22担，榆中是0.7担，景泰是0.93担，永靖是0.86担(101)。经过改良后的砂田，亩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高，如表5统计各县砂田小麦亩产量平均达2担。说明铺砂后的砂田取得了很好的绩效。
第二，地价增加。砂田改良前，一些老砂田“几无生产可言，遇雨水较多年份，仅能产糜谷四斗，且无地价，因此自田赋改征实物后，赋税负担已重，复有各种摊派，以率多以土地为标准，旱地或老砂地所有人收入不抵支出，致使农民望之生畏，甚且任其荒芜或抛弃其所有权，以避服役”。经过改良后，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民将其土地铺砂后，多不愿出卖”，地价也随之增长，“估计在兰州附近者，每亩可值三万元至四万元，其他各区亦值万元以上，如以平均二万五千元计，贷款铺砂土地之总价值，当在百亿元以上”(102)。砂田改良后，地价大增，农民由原来“任其荒芜或抛弃其所有权”到地价很高也“不愿意出卖”。可见，砂田经过改良后成为比较好的耕地，不仅地价有所上升，粮食亩产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10-11 14: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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