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甘肃的农业改良与推广（5）
2017-10-11 14:42:5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史学月刊》2014年第12期 作者：黄正林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时期，甘肃各种农业改良与推广仅仅是一个起步，没有完全展开，影响了改良的绩效。如引进适合甘肃种植的泾阳302小麦，在抗战时期和抗战后，只是陇南和陇东地区小面积种植，涉及农户只有1000余家，推广面积只有5000余市亩;棉花推广中，最高年份年产棉花6.7万担，仅能满足全省需要量的12%;甘肃砂田面积80余万亩，抗战时期改良面积不足10万亩，仅占12.5%;肥料推广和病虫害防治也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抗战时期甘肃农业改良与推广存在绩效不足的问题。
是什么原因造成抗战时期甘肃农业技术改良与推广绩效不足?概括起来包括四个方面：(1)农业改良时间短。尽管从晚清以来，甘肃农业改良工作已经开始，但一直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直到抗战时期进入相持阶段后，1941年，中央政府为了把西北建成坚持长期抗战的后防基地，各种农业改良才提上日程，到抗战结束，短短四年时间，一些技术尚在试验阶段，无法全面推开。(2)农业改良经费投入不足。抗战时期农业改良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银行的农贷和政府的补贴，因投入不足，难以形成大规模的经济效益。如砂田技术改良，以1945年货币值计算，改良1亩砂田需要1744元(法币)，将剩余的70万亩砂田全部改良，需要122 080万元，当年银行投资仅有7691万元，仅占需要量的6.3%。投资不足，影响了农业改良的效益。(3)农民农业技术知识不足。农业改良针对农民进行，而“农民的知识水准低，脑筋简单而固执，尤其对于农业□地是几千年来的传统习惯方法，如果有人对他经营的农业种子、技术、农具有所改变，他一定会惊起怀疑的目光，好奇的心理和藐视的态度”(103)。农民的农业知识薄弱，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农业改良与推广的进行。(4)部分地方存在农业推广与农贷两个系统配合不默契。1942年10月，皋兰粮食增产指导团与王家台等5家合作社商议收购小麦种124.5石，拟贷款47 139元，可播种小麦853亩。但农行以合作社“保证责任贷款，超出保证金额”为由，不予放贷(104)，导致收购麦种搁浅，影响了来年小麦推广事业。
总之，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建设抗日后方基地”和“西北开发”的口号下，甘肃省设立了农事试验场和农业推广所(中心)，农林部在本省建立了推广繁殖站，中央农林试验所在天水设立土保持试验区，形成了以省农业改进所为中心，农林部和中央农产促进委员会督导，省农业推广委员会领导和县农业推广所(中心)具体负责，中国农民银行等提供了资金支持，由农会和合作社与农家相联系，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农业改良与推广系统。银行资本参与其中，为农业改良提供了资金支持。抗战时期甘肃的农业改良，主要是为了解决居民吃穿的问题，重点在增加粮食产量和种植棉花，为此在小麦优良品种培养、砂田、肥料和棉花推广方面着力最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抗战爆发后，中国大部分地区遭到了日寇的蹂躏，“农产衰退，惟在大后方和解放区，颇有发展”(105)，而抗战时期甘肃农业发展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通过农业技术改良和推广，促进了粮食产量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甘肃农业破败和农村凋敝的现象，正如魏宏运先生所言：“甘肃农业经济在战时的发展，是引人注目的，它走出了旧有的轨道。”(106)尽管农业改良与推广存在绩效不足的问题，但毕竟使甘肃农业“走出了旧有的轨道”，开始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这是值得肯定的。就中国经济整体而言，抗战时期中国农业经济比较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华北与黄淮平原地区农业发展完全处于停滞状态，中国经济举步维艰，但在国民政府各种农业政策影响下，甘肃农业和农村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说明国民政府部分实现了大后方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
注释：
①相关研究参看拙文《农贷与甘肃农村经济的复苏(1935-1945)》，《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②如谢国兴在谈到安徽省从清末到抗战前的农业技术改良问题时指出：“皖省在清末至抗战前，先后设立过不少农事试验场，种类包括农、林、畜牧、垦殖，层级涵盖中央、省、县，部分不无成就，多数形式意义甚于实质贡献。”(谢国兴：《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323页)
③庄维民：《近代山东农业科技的推广及其评价》，《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80页。
④徐凯希、张苹：《抗战时期湖北国统区的农业改良与农村经济》，《中国农史》1994年第3期，第71页。
⑤郑起东：《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农业改良》，《古今农业》2006年第1期，第52～66页;吴伟荣：《论抗战期间后方农业的发展》，《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221～243页;陆和健等：《西部开发的先声：抗战时期西部农业科技之推广》，《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第119～123页。
⑥李丛泌：《西北农业概况》，《新西北月刊》第4卷第5期，1941年7月15日，第29页。
⑦《农业改进所两年来工作报告》，《甘肃建设年刊》，1940年印行，第93～95页。
⑧蒋杰：《一年来之省县农业推广》，《农业推广通讯》第6卷第1期，1944年1月，第24页。
⑨(12)刘犁青：《半年来甘肃农推工作掠影(下)》，《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2期，1942年8月，第16、11～12页。
(10)刘犁青：《半年来甘肃农推工作掠影(上)》，《甘肃农推通讯》创刊号，1942年7月，第11页。
(11)《县农业推广所组织规程》，《农业推广通讯》第7卷第2期，1945年2月，第67页。
(13)何家泌：《三年来之各省推广繁殖站》，《农业推广通讯》第7卷第5期，1945年5月，第44页。
(14)任承统：《黄河上游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三十年度工作计划大纲》，《农林新报》1941年第10～12期合刊，第2页。
(15)甘肃天水农林部水土保持试验区：《三年来之天水水土保持试验区》，1946年2月印行，第1～2、6页。
(16)傅焕光：《傅焕光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2008年版，第314页。
(17)杨红伟：《1940年代的天水水土保持试验区述论》，《水土保持研究》2010年第6期，第278页。
(18)乔启明：《农会与农业推广》，《农业推广通讯》第1卷第4期，1939年4月，第3页。
(19)杨渠统、王朝俊等：《重修灵台县志》卷3“风土志·庶政·农林”，1935年铅印本。
(20)白册侯、余炳元：《张掖县志·建置志·民国新建置》，1949年油印本。
(21)郭普：《天水农推工作的“新攻势”》，《甘肃农推通讯》创刊号，1942年7月，第13页。
(22)黄正林：《农贷与甘肃农村经济的复苏(1935-1945)》，《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79页。
(23)国光：《张掖农村工作之联系》，《甘肃农推通讯》创刊号，1942年7月，第14页。
(24)张宗汉：《甘肃中部之砂田》，中国农民银行土地金融处1947年版，第33页。
(25)《各种农贷暂行准则》，《农业推广通讯》第2卷第4期，1940年4月，第45～47页。
(26)成治田：《甘肃农贷之回顾与前瞻》，《中农月刊》第6卷第10期，1945年10月，第33页。
(27)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秘书处：《四联总处三十一年度办理农业金融报告》，出版年不详，第86～89页。
(28)郭荣生：《我国近年来之农贷》，《经济汇报》第10卷第9期，1944年11月，第83页表1。
(29)张宗汉：《甘肃中部之砂田》，第35页。
(30)农促会成立于1938年5月，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设立的农业经济机构，主要负责统筹战时农业推广事宜和帮助后方各省设立农业推广机构，1939年创办了《农业推广通讯》。
(31)编者：《最近四月》，《甘肃农推通讯》创刊号，1942年7月，第21页。
(32)《甘肃天水区水土保持协进会组织章程草案》，《农业推广通讯》第3卷第3期，1941年3月，第82页。
(33)《三十一年度推广鉴定小麦品种暂行办法》，《甘肃农推通讯》创刊号，1942年7月。
(34)农技人员在泾川检定与选育优良品种时，考虑了当地地理环境与居民生活、生产习惯等因素：一是地形地貌，老筋麦适合在原地种植，白麦适合川地种植。二是生活习惯，本地居民吃饭以面食和馒头为主，老筋麦适合做馒头，白麦适合做面条。三是农制，早熟、晚熟都需要种植，早熟小麦适宜种植在原地、川地，既可避免雨季的影响，还可种植小糜子;晚熟小麦种植可以调剂人工，即在小麦收割季节，本地农民组成“麦客”到陕西关中“赶场”，关中小麦收割后，正好本地小麦可以收割。综合了这些因素之后，决定选老筋麦和白麦为本地优良品种(张清海：《泾川农家小麦品种检定报告》，《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2期，1942年8月，第15页)。
(35)张掖增粮指导团：《张掖县小麦品种检定初步报告》，《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3期，1942年9月，第11～12页。
(36)王新之：《甘肃粮食产销之研究》，《粮政季刊》1947年第4期，第115页。
(37)匡时：《推广活动点滴》，《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5期，1942年11月，第13～14页。
(38)高文耀：《平凉农业推广工作的开展(续)》，《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2期，1942年8月，第16页。
(39)罗绪、郭世杰：《陇东冬小麦之检定与推广》，《农业通讯》第1卷第5期，1947年5月，第23页。
(40)侯同文：《泾阳三○二小麦在甘肃之适应与推广》，《农业通讯》第1卷第2期，1947年2月，第27页。
(41)(42)侯同文：《泾阳三○二小麦在甘肃之适应与推广》，《农业通讯》第1卷第2期，1947年2月，第26～28、28～29页。
(43)侯同文：《泾阳三○二小麦在甘肃之适应与推广》，《农业通讯》第1卷第2期，1947年2月，第30、26页。
(44)刘渊浚：《甘肃省植棉推广问题之探讨》，《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5期，1942年11月，第3页。
(45)陈通哉：《陇南物产志略》，《西北论衡》第10卷第6期，1942年6月，第20页。
(46)《农业改进所植棉工作报告》(1939年度)，《甘肃建设年刊》，1940年印行，第106页。
(47)《农业改进所植棉推广报告》(1940年度)，《甘肃建设年刊》，1940年印行，第112～113页。
(48)统计组：《甘肃各县局物产初步调查》，《甘肃贸易季刊》第5～6期合刊，1943年9月，第35页。
(49)黎小苏：《甘肃棉业概况》，《经济汇报》第8卷第3期，1943年8月，第88～89页。
(50)刘犁青：《半年来甘肃农推工作掠影(上)》，《甘肃农推通讯》创刊号，1942年7月，第11页。
(51)农林部棉产改进咨询委员会：《中国棉产统计》，1947年印行，第15页。
(52)俞启葆：《河西植棉考察记(二)》，《农业推广通讯》第2卷第10期，1940年10月，第20页。
(53)统计组：《甘肃各县局物产初步调查》，《甘肃贸易季刊》第5～6期合刊，1943年9月，分别见第30、23、85、92、39、90、47、63页。
(54)范振绪：《靖远县新志》第4编“农业略”。
(55)王兴荣：《甘肃的棉麻生产》，《甘肃贸易季刊》第5～6期合刊，1943年9月。
(56)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8页。
(57)据张波等人考证，砂田起源于明朝中期，距今大约四五百年的历史(张波：《不可斋农史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3页)。又据记载，康熙年间，“甘省大旱，赤地千里，草木俱枯，偶有田鼠做穴土中，带出砂石，滩于地面，而此砂之上，竟有绿色作物生长，引起农民之注意，乃试为仿行，竞有成效。嗣复经改良，遂渐次推广”(张宗汉：《甘肃中部之砂田》，第9页)。尽管属于传言，但自康熙以来，砂田逐渐成为黄河上游河谷从事干旱农业耕作的一种技术，使一些不毛之地可以开垦为农田，“兰州北山秦王川，昔称五谷不生者，近则产粮最多，省会民食取给于此”(左宗棠：《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12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610页)。同光年间，左宗棠镇压回民反清斗争后，在恢复和重建甘肃农村经济的过程中，提倡仿照兰州北山秦王川方法推广砂田，“贷出协饷库银，令民旱地铺砂，改良土地。于是各地流行，成为甘肃特有之砂田。盛行于皋兰、景泰、永靖、永登、洮沙、靖远等县。利用荒滩僻壤，铺砂耕种。化不毛之地，成为良田”(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95页)。
(58)魏宝珪：《甘肃之碱地铺砂》，《中农月刊》第4卷第2期，1943年2月，第67页。
(59)章元羲：《陕甘青等省保水保土及水利视察报告》(1943年11月)，油印本，藏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277/56/(2)。
(60)李清堂：《西北的砂田》，《水利委员会季刊》第3卷第2期，1946年6月30日，第56页。
(61)王达文：《甘肃省农产畜牧概况》，《国际贸易导报》第8卷第12号，1936年12月15日，第165页。这句农谚还有一种说法：“父劳死，子饱死，孙饿死”，即砂田是“十年经营，十年收获，再十年则地力尽矣”(范揖唐：《甘肃耕田与肥料调查》，《西北论衡》第9卷第4期，1941年4月15日，第49页)。
(62)孙友农：《甘肃砂田之研究》，《中国农民银行月刊》第1卷第2期，1936年2月。
(63)张宗汉：《甘肃中部之砂田》，第10页。
(64)(66)汤惠荪、雷男、董涵荣：《甘肃省农业调查》，《资源委员会季刊》第2卷第2期，1942年6月，第155、155页。
(65)孙友农：《甘肃砂田之研究》，《地政月刊》第4卷第1期，1936年1月，第91页。
(67)张华民：《二年来之甘肃土地金融业务》，《甘肃地政》第2卷，1944年9月，第19页。
(68)张宗汉：《甘肃中部之砂田》，中国农民银行土地金融处1947年印行，第33～40页。
(69)李清堂：《西北的砂田》，《水利委员会季刊》第3卷第2期，1946年6月30日，第55页。
(70)李茂：《陇南农作物病虫害调查报告》(1940年度)，《甘肃建设年刊》，1940年印行，第118页。
(71)刘犁青：《半年来甘肃农推工作掠影(上)》，《甘肃农推通讯》创刊号，1942年7月，第12页。
(72)郭海峰：《甘肃省粮食作物之四种重要害虫及其防治方法》，《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3期，1942年9月，第5页。
(73)《农业改进所陇南治蚜报告》(1940年度)，《甘肃建设年刊》，1940年印行，第115～116页。
(74)王新之：《甘肃粮食产销之研究》，《粮政季刊》1947年第4期，第117页。
(75)刘犁青：《半年来甘肃农推工作掠影(上)》，《甘肃农推通讯》创刊号，1942年7月，第12页。
(76)高文耀：《平凉农业推广工作的开展》，《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2期，1942年8月，第9页。
(77)张掖增粮指导团：《碳酸铜粉拌种效果报告》，《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4期，1942年10月。
(78)张清海：《半年来的泾川农业推广》，《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4期，1942年10月，第14～15页。
(79)匡时：《农推活动点滴》，《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4期，1942年10月，第15页。
(80)刘犁青：《半年来甘肃农推工作掠影(上)》，《甘肃农推通讯》创刊号，1942年7月，第12页。
(81)郭海峰：《作物害虫之普通防治方法》，《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2期，1942年8月，第7页。
(82)(84)侯同文：《甘肃农田肥料改进的商榷》，《新甘肃》第2卷第1期，1947年11月，第48、52页。
(83)李中舒：《甘肃农村经济之研究》，《西北问题论丛》第3辑，1943年12月，第33页。
(85)陈希平：《甘肃之农业》，《西北问题论丛》第3辑，1943年12月，第311页。
(86)李廓清：《甘肃河西农村经济之研究》，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26430页。
(87)侯同文：《甘肃农田肥料改进的商榷》，《新甘肃》第2卷第1期，1947年11月，第47页。
(88)《甘肃省各县推广冬耕实施办法草案》，《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5期，1942年11月，第17页。
(89)李中舒：《甘肃农村经济之研究》，《西北问题论丛》第3辑]1943年12月，第101页。
(90)高文耀：《平凉农业推广工作的开展》，《甘肃农推通讯》创刊号，1942年7月，第14页。
(91)匡时：《推广活动点滴》，《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5期，1942年11月，第13～14页。
(92)张桂海：《一年来之甘肃农业改进工作述要》，《新甘肃》第2卷第2期，1948年4月，第73页。
(93)甘肃天水农林部水土保持实验区：《三年来之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1946年2月印行，第6页。
(94)甘肃省政府：《甘肃省政府三年来重要工作报告》(1940年12月6日～1944年4月15日)，1944年5月印行，第51页。
(95)袁林：《西北灾荒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09～610页。
(96)1944年只有少部分县的局部地方遭遇雹灾、水灾、虫灾、旱灾(见袁林：《西北灾荒史》，第608～609页)，对全省粮食生产影响较小。
(97)市石与市斤之间换算关系是：水稻1石=108斤;玉米、小米、高梁、黍子、糜子1石=150斤;小麦、大麦1石=115斤;豆类1石=154斤(见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第344页)，马铃薯按照100斤为1石计算。下文斤、石的折合都是按照上述计算方法换算的。
(98)侯杨方：《中国人口史》第6卷(1910-1953)，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
(99)笔者认为抗战时期是近代甘肃农业发展最好的时期，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农业改良与推广因素外，还包括：(1)社会从动荡中稳定下来，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荡;(2)国民政府的农贷政策(见拙文《农贷与甘肃农村经济的复苏(1935-1945)》，《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等。
(100)章元羲：《陕甘青等省保水保土及水利视察报告》(1943年11月)，油印本，藏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277/56/(2)。
(101)根据《甘肃统计年鉴》表63《主要农作物面积与产量估计》中的相关数据计算，1946年印行，第100～106页。
(102)张宗汉：《甘肃中部之砂田》，第36页。
(103)董涵荣：《农业推广成功的第一个条件——人》，《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5期，1942年11月，第15页。
(104)匡时：《推广活动点滴》，《甘肃农推通讯》第1卷第5期，1942年11月，第14页。
(105)吴承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73页。
(106)魏宏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西北地区的农业开发》，《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10-11 14: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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