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抗战后期甘肃经济的严重萎缩及其原因
2017-10-11 14:49:23  来源：小宗师  点击：  复制链接

　　【摘 要】 抗战时期，迫于形势的需要，国民政府把开发西北作为当时的重要战略决策。受到这一决策的影响，甘肃经济有了一个空前的发展。但毕竟没有一定的基础，这种移植型发展模式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而嘎然而止。研究这一现象及其原因对我们今天的发展应该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抗战后期;甘肃经济;萎缩及原因

　　一、抗战后期甘肃经济的严重萎缩

　　抗战后期，甘肃的社会经济处于全面崩溃之中，尤以工业经济首当其冲，甘肃是抗战时期西北地区工业较为集中的地方，抗战前中、期由于国民政府的大力投资，甘肃工农业得了空前的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甘肃农田水利建设、交通运输以及商业贸易的发展都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到了抗战后期，这种欣欣向荣的局面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抗战后期，工厂关停，职工疏散，在甘肃工业系统中为常事。比如，在抗战时期刚刚有起色的甘肃水泥公司，抗战即将结束时，“甘肃水泥公司总经理张光宇亦被调往青岛，公司随即以产品没有销路而停止生产，职工大部分遣散。”[1]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忙于接收，资源委员会放弃了与甘肃省合作建立的几个厂矿，把它全部交给甘肃省政府管，原来所派的重要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几乎全部撤走，经费也不再拨给。甘肃是个穷省，对这些合办企业，向来尽力履行协议，突遭变卦，思想上毫无准备，财力、人力、技术上一时也难以筹措，虽一再力争，国民政府仍置之不理，于是这些合办的工矿企业，“除了兰州电厂(包括天水电厂)仍由资源委员会管理维持生产外，其余有的休工保管，有的缩减人员，不能生产，牌子虽然挂着，业务实际停顿。”[2]在资源委员会撤资、撤人措施的打击下，原甘肃化工材料厂、甘肃机器厂、中央电工器材厂、兰州电池厂、兰州炼铁厂等，均先后关闭，雍兴实业公司原为中国银行所控制，其所属玻璃厂、卫生用具材料厂、实用化学厂等亦关闭东撤。仅1945年8月至1946年6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仅兰州市申请停业的工厂就达到46家，据1947年底的调查，整个甘肃全省的工厂累计仅207家，其中兰州市仅剩下130家，几乎比抗战时期减少一半，而且大都规模狭小，设备简陋，手工操作，生产水平极低。[3]

　　值得一提的是，除上述“中央”企业外，甘肃地方中小企业自抗战后期至1946年之际，萎缩程度也相当严重。从1945年8月10日至1946年6月底，不到11个月，仅兰州市申请停厂者共有40余单位，计：烟业，新单刀烟厂等五家;化学工厂，利利化学工业社等五家;玻璃工厂，本生实业社等三家;纺织业，振华纺织业社等八家;机器业，兰州机器厂等四家;制革业，乾和制革厂等五家;面粉业，雍兴公司面粉厂等二家;火柴业，光明火柴厂一家，以及纺织业的纺织合作社，毛织业杜家台合作社等十三家。近代以来曾盛极一时的兰州水烟制造业亦出现萧条，产量缩减40%。抗战时兰州各类工厂总计250余家，1947年仅余130余家，至1948年，以机器生产或规模较大的工厂仅有28家，包括烟坊6家，汽修5家，机器制造、毛纺织及面粉厂各3家，印刷厂2家，被服、制酸、锯木、电器及制造家具之工厂各1家。“到1949夏，兰州全部大小工厂、作坊仅余36家，仅可生产少量皮革、毛纺织品、小农具、火柴、肥皂等，而且实际亦均为半停厂状态，其他工厂及作坊均告停产或倒闭”[4]。

　　抗战后期甘肃的商业萎缩之势也同样严重，如甘肃省贸易公司，无论是搞公开官营还是虚假之民营，均能利用公款投资，在棉花、汽油、食糖、汽车、布匹等紧俏物资倒卖中攫取巨额利润。抗战后期，随着物价猛涨又跌，该公司也动荡不定，后来随着外省籍职员的纷纷复员，业务停滞，形成一种惨淡的局面。一向以商业繁盛的临夏回族商业到抗战后期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抗日战争胜利的一声炮响，造成物价急剧下跌，许多商号把成本很高的商品，大量廉价拍卖，存货尽行抛售。”[5]“民族商业者因资产赔光，无力偿债，跳河自尽的事，屡见不鲜，1945年，仅典当业中倒闭的就有43家，损失资金12万余元。其他各行业亦是一样，如绸锻业一个商号，原有资本白洋2.3万元，最后也只剩下800元，棉布业一个商号原有资本白洋1.5万元，结果只剩下几张桌凳。”[6]兰州更是如此，1945年5月，兰州各商店即有1/3关闭或因负债，店主逃亡，是年7月至8月下旬，全城商店大部关闭，即有零星商店半开门却货架无货。但此时兰州各处地摊兴旺，各种非商人的职员、工人、市民到处都在摆地摊，地摊上陈列自己的衣服及旧货，哀告求售，但却无人问津，其悲惨之状，实难尽述。

　　二、抗战后期甘肃经济衰落的原因

　　抗战时期的甘肃开发，从理论构想到实践显现出了国民政府经济建设方略的转变，即由传统的统治策略转变成发展经济构想的萌生与渐进，客观上给甘肃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带来了相当的突破，推动了甘肃经济的发展，但由于脆弱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人文环境，民族构成的差异，开发理念主客观的脱节，以及军阀各自为政的割据状况等因素的影响，使原本就微弱的开发力度少有可持续性。

　　首先，甘肃地方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落后，是造成抗战后期甘肃经济衰落的主要原因。甘肃在历史上“素称瘠苦，地方数千里，不及东南一富都。”[7]自然环境和生产条件都比较差，地方经济基础薄弱，清朝同治年间绵延十余年的战乱，使原本脆弱的地方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人口剧减。战后，到处是“千里萧条，弥望焦土，”“不似人间光景。”[8] 据统计，1873年(同治十二年)，甘肃仅有266.8万人，比战乱前减少1000多万，直到清末，人口仍未超过450万人，不及过去的1/3。[9]直至抗战以前的30年代，甘肃仍以贫困著称，整个省份几乎无真正的工业可言，当时的中山桥为兰州唯一的新式建筑，当时堪称甘肃省内较富有的张掖，其社会经济也是残破不堪，“记者在张掖所得到的第一印象，是没有裤子穿的朋友太多了!十四五岁以下的小孩，十之七八不穿裤子，有家的人还可以勉强过得去，有许多没有家的小孩，只好在大街门和阔人们的公馆背风的墙下，过着颤栗的生活。”[10]地方经济的残破又加剧了封闭、保守和愚昧，形成阻碍进步的社会文化要素。甘肃的近代教育开始于20世纪初期，30年代，省内像样的中小学寥寥无几，许多乡镇小学甚至仍以《三字经》作为学生课本。直到1949年，全省每万人口中，仅有大学生2人、中学生169人、小学生509人，文盲率高达84%。[11]教育的滞后，无法培养大批的新型人才，也不利于社会风气的开化。

　　与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南方不同，甘肃落后的地方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无法为近代工业提供必需的资金、市场和劳动力，以及适合的社会环境，使它能比较顺利地从地方经济的母体中分娩出来。不同的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别，使近代工业的产生在发达地区具有必然性，但在落后地区却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所以说，抗战时期甘肃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地方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而是人为的、带有明显的移植型胎记，与地方经济之间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因此缺少可持续性。随着抗战胜利后国家资本的撤出，人才的东返，甘肃在抗战中刚刚崛起的经济发展势头一下子便失去了基础，其衰落也在必然中。

　　其次，抗战时期的整个开发过程都与政治需要如影随形，政治色彩很强的“官款”——国家资本投资的有无、多少，直接决定着开发程度的大小。

　　被称作“官款”的国家资本，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投资。在落后地区，地方政府大多是赤字财政，只有能通过发行地方公债、增加税收筹强制性措施，为发展工业筹集资金，这实际是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往往会影响原有经济的发展，所以，地方政府的投资代价很高，在“官款”中所占的比重较小，相形之下，中央政府的投资则居于主导地位，扮演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复杂角色。[12]作者：石慧玺)抗战爆发后，西北作为战略的后方的重要地位日益突出。从1938年开始，国民政府所属的资源委员会中国银行、交通部、军政部、卫生署等机构采取独资或与甘肃省政府合资经营的方式，对甘肃近代工矿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与开发，陆续新建、扩建了27家公司和企业，据有关专家对其中20家企业的投资进行分析，在总投资11亿元中，其中国家投资约占95%，地方投资仅占5%。[13]这样大规模的投资活动，使甘肃近代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电力、石油、化工、建材、煤炭、机器制造等重工业企业，毛纺、皮革、造纸、火柴、面粉等轻工业也有了较大的进展。但这种投资的政治性是很强的，设计者和组织实施者也多是按传统的治国思维，将治理内地省份的经验照搬到西北，照搬到甘肃，很少有当地民众参与，况且由于甘肃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由于民族的差异性，致使当地人们的自我发展意识尚处于蒙昧阶段，内地与边疆在人文环境和意识等方面矛盾的客观存在，成为开发难以为继的原因之一。研究西北问题的专家范长江先生在谈到西北边疆的落后和内地商品的输入时说：“边疆没有工业，商人进去本该是受欢迎的，可是这般人唯利是图，脑子里只记得‘若要钱，走夷方’。把一块钱的货卖给番子，至少要十元。”[14]

　　正是因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甘肃的投资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开发模式源于内地的开发和抗战时期的特殊需要，往往忽视这一地区多元文化的交汇性和多民族结构的复杂性。甘肃乃至整个西北是多种文化的交汇地带，有传统的儒家文化，古老的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不同的文化氛围生成有不同的经济结构以及适应各民族生存方式的纯农、纯牧，或农牧兼营等的经济结构。以农为主的经济结构是与土地相结合的小农性质的，以牧为主的经济结构是草原游牧性质的。由于抗战时期对甘肃工矿业的开发首先是为了抗战的需要，很少顾及当地民众的生活需求和宗教信仰，对甘肃乃于西北地区特殊性考虑甚少，如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人文环境的滞后性，特别是对民族多、素质差等人力资源的特殊性考虑不足。关于西北的矿产资源，各民族除去对常用的盐、金、煤等矿产资源利用较多外，对大部分的资源毫无认识，不能利用。长期文化落后则导致当地人才奇缺，没有工矿业专门技术人才的指导，直至解放前夕，西北矿产资源的开采也仅仅限于极少几个品种上，开采技术普遍原始落后，也是超乎想象的，整体落后于全国近代化发展的步伐，在资源的开发上，甘肃也是远远落后于沿海和内地。

　　资源委员会先后投资9亿多元建成的玉门油矿，是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兴建的一座近代石油工业城，对甘肃能源工业的发展乃至中国石油工业的兴旺有不可估量的作用。石油城的出现虽然也带动了周围工农业和人力资源结构的改变，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才，但由于甘肃地区整体人文环境的滞后性，加上石油城位于远离居民区的地方，不得不兴建较为齐备的基地服务设施，供应需求又直接与内地或国外挂钩，与当地政府和周围居民区的日常接触较少，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自成体系的单元。政府的目标在于石油，并不注意其他相关事业的建设，这种开发对当地经济能有多大的拉动和辐射作用，可想而知。在对整个西北部资源开发和利用中，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的开发，仅仅从资源配置和战略需求出发，追求效益的最大化，没有对矿藏周围生态加以保护的意识，开采是无规划和盲目的，往往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如采金技术依然用土法，将一个刻有许多横槽的淘金板放在水中，板上放泥沙，来回拖动，使沙金粒沉积于淘金板的横槽中;再从水中拿出，把水银倒在横槽中，使水银流动与碎粒的金砂混合为混汞金;再取出放在火上烧，汞受高热升华蒸发，剩下纯金，人们形象地称其为“兔儿粪”。这种只顾眼前利益，为聚敛财富而进行的掠夺式开采，大面积破坏了山体和河床，污染了河水，从而使生态环境失衡，使甘肃原本就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又遭受人为的破坏，使当地环境的人口承载力更加低下。

　　最后，军阀割据的局面又是阻碍甘肃乃至西北开发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从抗战时期西北整个政治环境来看，尤其是民国以后，至30年代，西北政局动荡不定，陇上各派军阀割据，新疆、陕西也基本是各自为政，这种四分五裂的局面使开发无法通盘考虑和实施。30年代以后，国民政府对甘肃的控制有所加强，主要军阀势力在表面上被剪除，但实际上青、宁回族的军阀实力未减反增，并摇身一变成为省主席，执掌着两省的军政大权，青马还对甘肃的河西地区有较大的影响，而甘肃的许多地方，如甘南、临夏等，尚处在藏族土司和回族地方实力派的控制之下。所以国民政府的开发必须在与地方军阀有共同利益的前提下才有实施的可能。这就使本来落后的西北地区和甘肃失去了充分开发的空间与强有力的政治保证。战后，回族军阀又逐渐控制了甘肃的行政大权，其影响也是造成战后甘肃经济迅速萎缩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对甘肃乃至整个西北的开发活动存在着理论构想和实践的反差。甘肃，乃至整个西北，堪称中国近代不发达地区的一个缩影。薄弱的经济基础、封闭的文化价值观念、脆弱的地理环境、复杂的民族成分等因素造成开发投资大，收益回报小，而滞后的科教文化又拖住了经济发展的后腿，割据的地方势力成了经济发展的羁绊，再加上大规模的政府投资有极强的政治目的和短期性、军事性，势必会造成投资中的盲目性。过分追求战时效益的最大化，而不能使突然崛起的工业真正与当地经济融为一体，更没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甘肃农业的落后状况，实现近代工业与农业的互动发展，从而为地方经济的长期繁荣奠定较为坚实的基础。所以，随着抗战胜利，政府停止投资活动，更不能投资当地扩大再生产和其他行业，再加上战时经济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当地消费市场的萎缩，以及战后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等，都必然导致抗战之后甘肃经济的急剧衰落。

　　【参考文献】

　　[1]郭仲阳：《回忆甘肃水泥公司》，《甘肃文史资料选辑》8：125.

　　[2] 张思温：《抗日战争胜利后甘肃工矿事业复工小组简记》，载《甘肃社会科学》1993.6:101.

　　[3] 《甘肃省统计年鉴》第9章，民国37年.

　　[4] 《解放日报》，1946.9.10.

　　[5] 《甘肃统计通讯》，1948.1.

　　[6] 《临夏市民族商业的形成与发展》，《临夏文史资料选集》.3.

　　[7]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22.

　　[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3:243.

　　[9] 王致中等：《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9:P5、7.

　　[10]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中国西北文献丛书》.128：217.

　　[11] 《党的建设》，1989.10、11:44.

　　[12] 张克非：《国家资本与落后地区近代工业》，见《成长中的新一代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595.

　　[13] 张克非：《国家资本与落后地区近代工业》，见《成长中的新一代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590.

　　[14]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中国西北文献丛书》.128：315.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10-11 14:50:25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论抗战时期甘肃的农业改良与推广（5）

下一篇：抗战烽火中诞生的中共兰州市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