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
2023-08-24 14:40:15 来源：银川党史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一、中共宁夏工委在险恶环境下坚持斗争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10余块敌后抗日根据地，打破了日军所谓“速战速决”的梦想。此时，日本侵华方针发生了改变，对国民党政府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以“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为诱饵，引诱国民党政府投降。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公开投降日本，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开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进行围攻，反复制造反共摩擦，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局面被打破。
在国民党统治集团推行的反共投降政策下，马鸿逵采取了一系列“防共”“反共”的措施。首先，在宁夏与陕甘宁边区交界的主要据点驻守骑兵营，增加岗哨，加派特务，稽查出入边区的人员。其次，建立省军警联合督察处及县军警督察分处，专事稽查所谓“共产党分子”;在警察局设立高级侦探队，搜罗叛徒、特务，专门侦探中共地下党员的活动。另外，命令各县、区严密保甲组织，经常稽查户口，组织传递哨，以防共产党活动;并明文规定，今后任用各级行政人员和学校教员时，无一定机关介绍，无长期居留宁夏人作证，一概不得随意录用。到1938年秋冬以后，马鸿逵“防共”“反共”活动逐步升级，下令取缔抗日团体，追捕共产党人，加紧了对中共宁夏地下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的监视和破坏。
这年秋，打入陕甘宁边区“学习”的马鸿逵特务、便衣队副队长马子成回到宁夏省城，先后在宁夏省城、黄渠桥、吴忠堡等地碰到并认出了李仰南、何广宽、肖子珍、杨一木、金三寿等人。当即，李仰南离开实验小学，化装成商人，化名杨维宝，隐蔽在掌政桥老乡家中，一方面与各地保持联络;一方面请示中共中央与陕甘宁边区党委派人来宁夏接替他的工作。
马鸿逵对共产党人的搜捕，首先是从实验小学教师杨文海开始的。敌人对杨文海的监视，早在1938年春就开始了。宁夏省城中山小学曾组织专人，多次到实验小学以参观为名，检查学生作业，并向学生打探杨文海的情况。宁夏《民国日报》记者也以拜访为名，闯入杨文海宿舍查阅书籍。10月的一天上午，宁夏军警联合督察处处长程福刚，突然闯入实验小学，借口“看望”杨文海老师，进行实地侦察。敌人的阴谋当即被校长高立天和教师薛云亭识破，以杨文海不在学校为由，把敌人支走。之后，他们一面转移书籍和有关材料，一面急忙安排杨文海转移。当晚敌人包围了实验小学，指名抓“大汉奸侯亦人”，但扑了个空。杨文海已在高立天、涂春林等人的帮助下，转移到黄河岸边杨茂林家，由杨茂林帮助，渡过黄河，奔赴延安。
11月，敌人搜捕杨文海的阴谋未得逞，又把目标集中在薛云亭身上。这时，薛云亭已在宁夏中学任教，为了躲避日本飞机轰炸，随同学校迁往宁夏省城以南的杨和堡。不久，特务们便到杨和堡打听薛云亭的下落。此时，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已不在宁夏省城，在得不到党的指示而万分焦急的情况下，薛云亭决定到边区找党组织。1939年元旦，他带领少战团副团长李志纯跨过冰封的黄河，取道惠安堡进入边区。随后，在少战团刚入党的李有祯闻讯也追赶到了边区。
12月，在黄渠桥的杨一木被敌人发现后，也被迫离开宁夏回到陕甘宁边区。一天，杨一木和教师李东甫为给小学教师刘振彦送婚礼，到黄渠桥“德润昌”商号买礼品。他们进店铺后，被掌柜冯存子让到里间喝茶，看到里间炕上躺着一个正在抽烟的人，此人正是特务马子成。当时，两人已互相认出，杨一木急忙对李东甫说：“天色已晚，看不清东西，改日再来。”拉着李东甫就往外走，回到学校。夜里1点左右，杨一木叫醒李东甫，说“学校不能待了，得马上离开。”①就在二人商量之际，便听到有脚步声，杨一木、李东甫马上翻墙，离开学校，迅速转移到距离学校20余里的郭英教家。后来，在郭英教、李冲和、熊根子等人掩护下，杨一木、李东甫安全离开宁夏，返回陕甘宁边区。那天夜里，宁夏军警联合督察处10余名宪兵荷枪实弹到学校抓人，落空后连夜抓捕了黄二完小校长雍民飞和教师郭英教。
马鸿逵特务机关军警联合督察处和国民党中央设在宁夏的特务机关(宁夏省党部调查统计室)抓捕杨文海、薛云亭、杨一木等人的阴谋落空后，进一步加强了在全省范围内的侦察活动，中共宁夏地下组织处境极度困难。后来，在进步人士的掩护和帮助下，苏文、肖子珍、何广宽、金三寿、马宗彪、李平山、李宛等中共党员都相继撤离宁夏，返回边区。原少战团和后方战地服务团的骨干分子，有的也被党组织送往陕甘宁边区。至此，中共宁夏地下党组织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二、新一届中共宁夏工委负责人在银川被捕
1939年秋，李仰南再次回延安汇报工作。10月，中共中央研究了宁夏工作，决定派崔景岳、王博到宁夏省城接替李仰南等人的工作。11月，李仰南在延安约见了崔景岳，把宁夏情况作了介绍。两人商定在宁夏中宁县由中共党员张重义、朱官义及刘顺则、张经堂开办的“协记号”①商店接头，再做具体交接手续。
12月，崔景岳、王博化装成商人，从延安出发，绕道云阳镇及平凉、固原，到达宁夏中宁县城。李仰南则从定边出发，经盐池到达宁夏中宁县城“协记号”商店，他们相会。随后，王博被安排在宁朔县汉坝小学任教，崔景岳被安排在宁朔县宋澄堡小学任教，以此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工作安排妥当后，李仰南带着崔景岳到各地交接组织关系，了解情况。同时，也与袁金章、雷启霖、李冲和等进步人士见面，请他们继续掩护和支持党的地下工作。之后，崔、李2人又对党的基层支部进行了整顿，确定了各支部负责人。黄渠桥支部由郭英教负责，宝丰支部由王福寿负责，宁夏省城支部由杜琳负责，宁夏中学支部由武景惠负责，中宁支部由江生玉负责。1940年春节过后，李仰南交代完工作，返回延安。崔景岳回到汉坝小学与白玉光、王博研究工作，决定重建中共宁夏工委。
1940年3月初的一个夜晚，崔景岳、白玉光、王博在汉坝小学召开会议，决定重建中共宁夏工委，崔景岳任书记，白玉光任组织委员，王博任宣传委员。会上，他们认真讨论分析了宁夏的形势和开展对敌斗争的方式，确定当前工作重点：一是如果日军进攻宁夏，就组织武装力量，准备打游击;二是尽快把已经暴露、引起敌特注意的江生玉、王世同、姚怀廉等中共党员尽快撤回延安;三是把公开宣传抗日和党的秘密工作结合起来，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新成立的中共宁夏工委共有6个支部，26名党员。在这次会议上，还决定由崔景岳执笔将会议情况写成报告向边区党委汇报。
会后，崔景岳将写好的报告交给江生玉，让他送往延安，并叮嘱说：“在半个月内就要动身，如果届时走不了，就把报告烧了，以防意外。”还指示到延安后即留在边区，不再回宁夏。江生玉点头称是，回去后把报告夹在一个账本里，锁在抽屉中，延误多时，既未动身去延安，也未将报告销毁。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马鸿逵撕下了国共合作的假面具。年底，胡宗南进犯延安，宁夏的形势日益紧张，马鸿逵变本加厉地对中共宁夏地下党组织进行侦察和搜捕。由于宁夏的抗日救亡活动是由各学校带头进行的，所以学校就成了被重点怀疑的对象。敌特机关同省教育厅相配合，对全省中、小学教师进行登记，并对从延安回宁任教的教师进行重点审查和秘密监视。还对在中宁、中卫教书的抗大毕业生姚怀廉、王世同等人进行策反活动。
1940年初，马鸿逵特务机关掌握了杜琳是抗大学生的情况后，宁夏省调统室主任、中统特务马孝贤和省教育厅厅长骆美奂共同策划，将特务李郁华(化名林子玉)安插在杜琳所在的新城小学任实习教师，与杜琳同住一个房间。李郁华到校后，诡称自己是东北流亡学生，言谈中经常流露出一些对现实不满的话，还特意让杜琳看他的进步书刊，伪装进步，主动接近杜琳，以骗取信任。杜琳没有识破敌人的圈套，毫无戒备，很快就暴露了自己。4月上旬，杜琳准备把自己在宁夏省城西门小学发展的一名新党员马明儒介绍给崔景岳，便写信邀崔景岳于农历4月13日(星期六)晚到他家有事商量。
4月13日下午，崔景岳如约来到杜琳家里。杜琳放学后回家时，特务李郁华尾随其后，将此情况打电话告诉了特务头子马孝贤。崔、杜2人正在杜家吃晚饭时，李郁华到杜家假意邀杜琳去洗澡，再次进行侦察。过了一个多小时后，李郁华又同马孝贤一起来到杜家，约杜琳去看戏，杜琳又说不去。李、马2人走后，杜琳、崔景岳同去陈选民①的书店(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宁夏省城的联系点)，交代有关事情。夜里12点左右，马孝贤、李郁华及军警联合督察处中校科长徐宝璋带领30余名宪兵包围了杜家，将杜琳、崔景岳一起逮捕，押往督察处。
敌人审讯杜琳，杜承认自己是抗大毕业生，中共党员，直接领导人是李仰南，崔景岳是经李仰南介绍后才认识不久。敌人又审问崔景岳：“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崔景岳说：“从宋澄堡小学马云泽校长处来，到宁夏省城陈选民书店买书。”当晚，敌人逮捕了陈选民。次日，又逮捕了马云泽。4月14日，敌人审讯了杜琳，杜琳又供出宁夏中学的武景惠、黄子华、霍纯锡3名学生是中共党员。当天，敌人到金积县董府逮捕了正在学校上课的武景惠、黄子华、霍纯锡。4月15日，敌人在中宁逮捕了江生玉、王世同、姚怀廉。4月17日，敌人在豫旺县海如小学逮捕了孟长有。这次敌人共逮捕11人。
江生玉刚被关进牢房，崔景岳便问报告还在不在?江生玉说报告还在，正准备动身时就被捕了，崔景岳说绝对不能把报告的事告诉敌人。一个多小时后，敌人提审江生玉，刚一动刑，江生玉就承认自己是中共党员，抗大学生。这时，敌人还不完全掌握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宁夏省军法处长程福刚向马鸿逵汇报案情时说：“宁夏的共产党没有什么。”准备过几天放掉一些。可是没过几天，特务头子马孝贤来到看守所，江生玉贪生怕死，自首叛变，主动供出了白玉光和王博，还供出崔景岳写给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的秘密报告。
敌人得到这一重要情况后，立即派人到江生玉家搜出了那份秘密报告，并逮捕了白玉光和王博，案情由此扩大。敌人按照秘密报告上标明的12个联络点，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先后在宁夏省城、平罗、石嘴山等地逮捕了雍民飞、杨天伟、童山斗、党廉清、郭铎教、蒋春芳、马兴隆、叶松龄、李如檀、雷润霖、刘振彦、高立天、俞占鳌、王振平、王福清、李高峰、冒海珠、梁振基等30余人。其中，中共党员16人。在这次逮捕中，只有少数中共党员如郭英教、贺闻韶、杨森林等人脱险，中共宁夏地下党组织遭到彻底破坏。
三、狱中斗争
在狱中，崔景岳千方百计地将中共宁夏地下党组织遭敌破坏的情况报告给上级党组织。1940年5月14日，在难友们的掩护下，崔景岳给中共三边分区党委负责人白栋才、强晓初、朱子休及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负责人高岗、贾拓夫写信，汇报了中共宁夏工委遭敌破坏的经过及狱中斗争的情况。信中写道：“现在在生死关头和各种卑劣的威胁中，我当然抱定最后牺牲的决心，请将此事告知党中央……”①上级党组织获悉后，八路军边区留守处主任肖劲光和中共三边分区保安司令朱子休都分别电告马鸿逵，要求释放被捕人员，但营救未获成功。
特务头子马孝贤和督察处长高中第等人再次对崔景岳进行审讯，敌人问：“你是干啥的?”崔答：“我是商人，宋澄堡小学的义务教员。”马孝贤说：“什么商人?不动大刑，料你不招供。”打手上刑，压杠子的由两个增加到6个，崔景岳昏了过去。敌人用冷水泼到他头上，当他苏醒后，继续审讯。老虎凳、揭背花、灌辣子水、烙烙铁……用尽了酷刑，打得崔景岳血肉模糊，鲜血直流，后被拖入牢房。同志们含泪安慰他，他却说：“牺牲我一个，保留同志们!”并指示未暴露身份的马云泽说：“你出去后，一定要搞清楚工委被破坏的原因。”
敌人见他意志坚如磐石，又采取了软的一套。马孝贤从衣袋里掏出5块钱给崔景岳，崔景岳掷在地下并怒斥道：“这是你们榨取来的人民血汗，只有鬼才去挥霍它!”马孝贤仍不死心，又说：“只要你肯认错，马主席让你做宁夏省的秘书长。”崔景岳冷笑道：“我们做事是为了人民，对于你们国民党那种鱼肉百姓的赃官，多么大我也不稀罕。”敌人收买失败后，妄想从精神上战胜他，把叛变、自首的人集中到一块，对崔景岳说：“你看，他们都放弃了共产主义，回到三民主义上来了，还是共产主义不行!”崔景岳环视了一下叛徒后冷静地说：“一个人信仰什么主义不应勉强。但是，既然参加了革命，却又自首变节，这毕竟是一种可耻行为。我忠告你们应考虑自己的后路，不要再做危害民众利益的坏事啦!”叛变自首的人个个羞愧难当。敌人又问：“你们是用什么方法把纯洁的青年拉到共产党里去的?”崔景岳笑道：“共产主义是纯洁的，所以纯洁的人自然会来;像你们这样的人是不会来的，即使来我们也不要!”这一席话，说得敌人目瞪口呆。敌人骂崔景岳是一个打不屈、买不动、化不开的死硬分子。
在狱中，敌人对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采取威逼利诱等手段，强迫他们写“悔过书”，在“反共宣言”上签字。为了同敌人进行斗争，在崔景岳的倡议下，成立了狱中党支部，由崔景岳、白玉光、王博、马云泽、孟长有等5人组成。经过讨论，狱中党支部制定了对敌斗争的策略，一是对党员进行气节教育，鼓励大家抵制敌人的腐蚀软化，拒绝在“反共宣言”上签字;二是党员带头团结更多的难友，争取动摇分子，壮大自己的力量;三是想方设法改善生活条件，恢复体力，以便在时局好转时争取出狱;四是争取读书的权利，利用合法形式，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实面目。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难友们很快团结起来，展开了同敌人针锋相对的斗争。如杜琳，开始有变节行为，但后来在党支部的争取和帮助下，又逐步坚强起来。有一天，特务头子马孝贤拿着写好的“反共宣言”要求杜琳带头在上面签字，但遭到了杜琳的拒绝。特务头子马孝贤气急败坏，立即打电话给督察处长高中第，说：“你快来，杜琳变了。他拒绝签字，这是受了崔景岳的影响。”①高中第赶到监狱，对杜琳威逼利诱，但杜琳仍不签字，高中第无计可施，给杜琳也戴上脚镣，把崔景岳单独关押。即便如此，杜琳仍不签字。
另一位中共党员孟长有在狱中斗争一直很坚强，任凭敌人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始终都没有向敌人泄漏半点组织机密。他利用各种机会，向看守和难友们宣传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宣传延安的民主、自由，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说：“共产党的抗日诚意全国人民有目共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战大业，是注定要失败的。”②一天晚上，特务们强迫孟长有在“悔过书”和“反共宣言”上签字，遭到了孟长有的严词拒绝，特务头子马孝贤气急败坏地问：“你为什么不填表?”孟长有义正辞严地回答：“我认为共产党好，没有悔过必要。”①马孝贤气得暴跳起来。第二天，军法处处长程福刚向马鸿逵报告了此事，马鸿逵下令杀害孟长有。
自从狱中党支部组织了反签字斗争后，敌人加剧了对狱中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的迫害，王博、白玉光、孟长有等人都先后病倒了。为了让难友们保存体力，坚持斗争，狱中党支部又领导难友开展了要求敌人改善伙食、不准打骂犯人的斗争。崔景岳托人变卖了自己的自行车，用这笔钱在外面买些饼子，让大伙充饥。冬季，牢房里寒气逼人，难友们衣着单薄，难以过冬，崔景岳又发动大家凑钱购买羊毛，捻线织毛衣，御寒过冬。为了锻炼身体，崔景岳在伤势严重、步履艰难的情况下，带领难友做“狱中早操”。早操完毕，崔景岳又给大家讲革命故事，教唱革命歌曲，组织大家学习，从而增强了难友在恶劣环境下坚持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尽管狱中不止一次传出崔景岳将被判处死刑的消息，他却漠然置之，仍然领导难友与敌人开展一次又一次的斗争，难友们都亲切地赞誉他为“狱中的阳光”①。
四、崔景岳、马文良、孟长有三烈士在银川英勇就义
中共宁夏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蒋介石政府对马鸿逵大加赞赏，并十分关注这一要案。1940年秋，国民党要员陈立夫秘密来到宁夏过问此案，马鸿逵亲自向陈立夫汇报了案情。1941年4月上旬，马鸿逵授意马孝贤、高中第以宁夏省政府秘书长的官衔，再次引诱崔景岳“悔过自新”，并说这是给崔景岳“最后一次机会”，然而遭到了崔景岳的断然拒绝。马鸿逵无计可施，下令：“活埋崔景岳!”②
1941年4月17日深夜，督察处长高中第突然闯进牢房，尾随其后的狱卒高喊：“提崔景岳、孟长有!”崔景岳意识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来到了，难友们也都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不约而同地围住将要遇难的战友，急切地问：“还有什么话要说!”崔景岳镇定自若，说：“话我都说过了。以后就剩你们了，要按我们过去说的坚持下去。”③并脱下身上的棉袍送给难友，穿着身上仅有的一件单褂，和孟长有及中共三边回民巡视团特支书记兼团长马文良，被敌人押赴宁夏省城城隍庙(今银川市兴庆区景岳小学)后面敌人早已挖好的土坑边。临刑前，敌人问崔景岳：“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崔景岳沉思片刻，从容地说：“我本来不想跟你们说什么，你们要问，我就说上几句。人活百岁，总有一死。我们今天的死虽不得其时、其地、其所，但却死得其值。我遗憾的是祖国半壁河山在日寇铁骑的蹂躏之下，你们不为民族着想，不积极抗日，却要积极反共，屠杀共产党人，你们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扪心自问!”①敌人恼羞成怒，凶残地用锹把、洋镐将崔景岳3人头骨、肩胛打折后推入大坑。3位坚强的共产党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同志们，坚持下去，天就要亮了!”等口号，英勇就义。3位烈士殉难时，崔景岳时年30岁，马文良时年29岁，孟长有时年25岁。1991年4月17日，在三烈士殉难50周年之际，中共银川市委和银川市人民政府在烈士殉难旧址，建立了“银川市三烈士纪念碑”，并将原银川市第十三小学命名为“景岳小学”，作为永久的纪念。
崔景岳牺牲后，狱中的中共党员又组织了由白玉光、马云泽、王博负责的狱中党支部，领导大家继续斗争。1942年，西安易俗社来宁夏省城演戏，狱中党支部通过一个勤务兵给易俗社刘社长和一些名演员带信，请他们以社会名流的身份出面和马鸿逵交涉，营救难友出狱。刘社长等人以同乡的身份向马鸿逵提出释放政治犯的要求。马鸿逵答应办理，但当易俗社走后又自食其言。然而，经过斗争，终于给政治犯打开了脚镣。1944年和1945年监狱里又押进了一大批政治犯，其中有许多是共产党员。为了更好地进行狱中斗争，党支部立即和他们接上关系，并积极培养在狱中表现突出的难友，教育他们积极靠拢党组织，准备将来出狱后向党组织提议吸收他们入党。狱中党支部把大家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使大多数政治犯在法庭上都坚强不屈。在临近解放的日子里，敌人已意识到他们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改变了对政治犯的态度，但狱中党支部号召大家做好战斗准备，以防敌人逃跑前进行大屠杀。白玉光、王博、马云泽、雍民飞等人一直被监禁到1949年9月宁夏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宁夏党委对中共宁夏工委遭敌破坏一案进行过两次调查和审理，江生玉被定为叛徒，判处有期徒刑3年;杜琳被定为自首分子，判处有期徒刑1年;王世同、姚怀廉被开除党籍。
五、中共宁夏工委遭敌破坏的经验教训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宁夏工委的工作存在着严重的不足。1940年冬，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组织编写《抗战中的甘宁青》一书，邀请这一时期在宁夏工作的李仰南、杨文海及其他同志进行座谈、总结，指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中共宁夏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只限于学校和知识分子，没有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更没有把抗日运动同工农群众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由于没有把广大工人、农民发动起来，党组织的活动范围狭小，基础薄弱，表面上轰轰烈烈，声势不小，实际上根底不深，缺乏持久力，遇到逆境，便束手无策。
第二，党组织发展保守缓慢，力量薄弱，质量也差，不能适应开展群众运动的要求。特别是在1938年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下，发展党员不多，而且分散。刚刚培养了一批知识分子，又都送往延安。这就造成了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骨干分子少，领导力量弱，不能把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同群众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发展壮大革命力量。由于从边区派来的党员多忙于直接组织领导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对已发展的党员缺乏党的基本知识和深入的革命思想教育，有些党员还是中小学生，年龄小，政治上不成熟。因而当马鸿逵掀起反共逆流时，一些党员发生动摇，离开了党，个别人甚至在敌人酷刑面前，贪生怕死，自首变节，出卖组织和同志，给党造成了惨重损失。
第三，中共宁夏工委从一开始，就没能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不注意长期隐蔽，积蓄力量，没有严格按照党的秘密工作原则办事。许多党员直接参加学生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甚至亲自出面演讲，搞宣传，站到斗争第一线，实际上等于暴露了自己。而马鸿逵特务机关特别注意对外来人员的侦察和监视。当形势逆转，这些党员便成为敌特重点怀疑、搜捕的对象，以至无法立足，而被迫撤离。当时，中共宁夏工委领导又不能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改变斗争策略和工作方式，致使一些新发展的党员和学生团体在环境险恶的情况下，不能及时得到党组织的领导和指示，茫然不知所措，使党的工作陷入瘫痪。1939年，边区党委将从宁夏派去培训的部分青年派回宁夏工作，他们在宁夏熟人很多，又缺乏秘密工作的经验，很快暴露了身份，成为敌人破坏党的地下组织的突破口。中共宁夏工委领导人未能严格执行党的秘密工作原则，不实行单线联系，党员之间发生横向联系，致使一个党员叛变，就牵扯一片。
第四，中共宁夏工委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虽然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很大成绩。但工作面狭小，主要是在少数社会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当中进行，在国民党军政界和宗教界上层人士中工作做得很少。
这些血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加以汲取。
责任编辑：陈亦可 最后更新：2023-08-24 14:4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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