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珍爱和平：青海军民的抗日救亡活动
2017-11-10 14:25:55  来源：青海日报  点击：  复制链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曾先后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青海虽然远离抗日前线，但青海人民仍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不分民族、不分老幼，纷纷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积极声援在前线抗日的同胞。民众激昂的抗日热情是促使青海当局站在抗日阵线一边的重要因素之一。

　　★ “青海全省学生抗日义勇军”的活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西宁地区各学校师生率先行动起来，纷纷利用召开讨论会、出墙报等形式进行抗日宣传。10月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和部分教职工首先发起组织成立了一支抗日义勇队，在义勇队“成立宣言”中，大力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号召人们关心祖国命运，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国民党青海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青海省政府、陆军新编第九师司令部均派出“指导员”，参加了学生抗日义勇队的成立仪式。在此后的一个星期内，省立第一中学、省立第一职业学校的学生，也分别组成了学生抗日义勇队。此后不久，除西宁地区所有的中、小学外，民和、乐都、互助、大通、贵德、湟源、化隆、循化等47所学校的学生也先后成立了抗日宣传队，当时全省的中、小学生共组成抗日组织53个。这些组织成立后，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抗日义勇队的倡议下，于10月28日成立了全省学生抗日义勇军联合处，并将各学校的抗日组织统一定名为“青海全省学生抗日义勇军”。国民党青海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迫于形势，同意了联合处的成立，并派员出任联合会委员，还给予微薄的经费支出(每月补助30元)。

　　1931年11月3日，西宁各校抗日义勇军在西宁小教场举行了誓师大会，并以大会名义发出通电，表明坚决抗日的态度，还散发了告全省群众和青年书。11月6日，西宁各校学生抗日义勇军又在小教场举行了请愿大会，要求青海省政府和国民党青海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发给他们枪械，并要求派代表赴南京请愿，但未得到允准。请愿后，各校学生抗日义勇军举行了示威游行。

　　全省学生抗日义勇军联合处还主办了一份《学生抗日旬刊》，每期印数达1000份，主要登载省内外有关抗日运动的新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行径。各校学生还联合举行抗日讲演竞赛会，并走上街头，分赴乡村，进行化装演出，宣传抗日救国。与此同时，在北平的青海籍学生，也将他们出版的宣传抗日的刊物、传单寄送到西宁各学校，进行广泛的抗日宣传。这些宣传活动对于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起了积极的作用。

　　应各校学生的要求，全省学生抗日义勇军联合处还拟定学生军事训练计划，组织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利用各校课余时间进行军事常识讲授、操场训练及野外实地演习。

　　国难当头，迫于当时的形式和在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感召下，国民党青海省党部及青海省地方政府起初同意全省各校学生抗日义勇军及联合处的成立。但是随着各地学生抗日热情的日益高涨，他们又唯恐形势会一发不可收拾。于是，国民党青海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青海省政府、陆军新编第九师司令部对学生的抗日行动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和监控措施。例如规定学生抗日组织今后遇事须随时请示汇报，不得擅自以全省学生抗日义勇军的名义对外发电。并派新编第九师参谋长张昌荣负责“指导”学生军事训练。再到后来，对学生抗日组织采取限制、阻挠措施。12月中旬，学生抗日义勇军的“抗日”二字被取消，代之以“学生义勇军训练处”的名称，该处由新编第九师师长马步芳任主任，国民党青海省党务特派员方少云任副主任。青海省政府还函请国民党青海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撤销全省学生抗日义勇军组织，因遭到各校学生的坚决反对而暂时作罢，但停发了每月拨发的30元补助费，下令国民印刷局不再承印《学生抗日旬刊》。在当局的阻挠下，学生抗日组织难以继续开展活动。到1932年8月，以全省学生抗日义勇军为名义的各种组织被国民党青海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下令全部撤销。

　　★ “七·七”事变后各族各界民众积极声援抗日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消息传来，青海各族人民与全国军民一样群情激愤。在短短的时间内，青海省人民抗战后援会、国民精神总动员会青海分会、西宁教育界学生会以及妇女会、工会、商会等各界抗日团体相继成立。这些团体大力宣传抗战的重要性，并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前方少流血，后方多出汗”的口号，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工作和捐钱捐物活动。1937年10月，西宁回中(即回教促进会立西宁高级中学)的一部分师生创办了《星月》半月刊。该刊宗旨是爱国爱教，在阐扬伊斯兰教教义的同时，大力宣传抗日救国，以较多的篇幅刊载有关抗战的言论、报道及文艺作品，在激发回族群众的爱国热情方面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星月》前后共出30期，除在本省各市县发行外，还被寄送至西安、兰州、宁夏等地。1939年，藏传佛教大师、爱国人士喜饶嘉措偕学者杨质夫等奉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委派，前往蒙藏地区及各大寺院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同时利用青海湖“祭海”时机，对参与“祭海”的蒙藏王公、千百户宣传抗日。同年，青海蒙古族驻京人员推选出几名代表深入青海蒙古族二十九旗进行抗日宣传。

　　1941年6月18日，日寇派出48架飞机侵扰西宁、乐都、民和上空，但未投弹便逸去。23日中午，日本侵略军17架飞机由山西运城再次飞抵西宁上空，在公安街(今文化街)、饮马街、玉井巷、法院街、观门街、湟水南岸的昆仑中学及韵家口、乐家湾、羊沟湾一带进行疯狂轰炸。敌机共投下炸弹250余枚，燃烧弹30余枚，并以机枪进行低空扫射。共炸死居民43人，伤28人，炸毁机关9处，房屋520余间，受难户共达160户。这是青海人民遭受日本侵略者最直接、也是最严重的一次武力侵略。日寇的暴行，激起青海各族人民的无比愤慨和仇恨。从此，青海各族各界群众把对日寇的仇恨转化为抗日的实际行动。

　　自1938年起，一直到抗战结束前夕，青海全省多次发起献金、献机、捐寒衣、寄慰问信等活动，积极声援抗日。1938年2月，全省各界在西宁小教场发起慰问抗战将士献金竞赛，西宁共募集献金4889.56元，互助等六县公募集献金1973.54元。4月，青海省各学校响应“中国儿童号飞机”筹募总会发起的募捐活动，各校陆续捐款3643.48元。各级学校还号召师生赶织毛袜、毛裤等，捐送前方抗日将士。省东塔院道众将东塔院变卖，捐献所得部分款项，慰劳前方将士。各级政府公务员也为“公务员号飞机”捐了款。7月7日，为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青海省各族各界群众又在省垣献金三日，全省共献金6000余元。9月，为响应武汉各界征信活动，全省各界同胞、各个团体、不分男女老幼，一直动员，纷纷写信慰问抗日战士，最后将所征慰问信统一收齐后转交前线。10月，在全省发起为出征将士募寒衣活动，征得了大量冬衣材料及羊皮10万张，为前线将士送去了温暖，送去了青海人民的一片心意。年底，又征集寒衣代金14.48万元，交驻西宁中央银行汇寄前方。1942年8月，蒋介石到青海视察时，青海蒙藏王公千百户及塔尔寺僧众，为支援抗战，捐献军马3000匹。马步芳也以个人名义献军马500匹。1943年，青海省认购胜利公债100万元和青海省救国公债50万元。1942年到1945年，供应军粮(包括征购、征借、委购)达60多万担。

　　★ 知名人士来青宣传抗日

　　“七·七”事变后，在日寇铁蹄蹂躏下，祖国大片领土相继沦陷。由于青海远离战火，抗战期间，逐年由内地流入青海的人口较多。其中有不少是全国知名人士，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的精英。他们来青海后，或在青海兴办教育、或帮助地方兴办企业，这些活动对提高青海作为全国抗日大后方的地位起了积极作用。而文艺界人士则以宣传抗日、培养文艺人才为己任。1937年下半年，国民党“党民参政会”出面将全国各阶层知名人士组织成若干个慰问团，分赴全国各地慰问。前来青海的是北路慰问团，由爱国华侨陈嘉庚和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等人组成。陈嘉庚先生来到西宁后，着重介绍了海外华侨和青年学生、儿童对祖国的抗战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爱国行动。作家老舍先生则激情昂扬地在高原古城作了宣传抗日的报告。慰问团还召开座谈会，号召青海各界人士团结抗日，他们慷慨疾呼：“不抗日无以图生存、不团结无以图救国”。

　　抗战期间来青海的文艺界知名人士有著名作曲家王洛宾先生，著名电影导演郑君里，音乐家王云阶、陈大铮、王海天，舞蹈家吴晓邦，歌唱家吴樾萌，戏剧家李朴园、崔超等。其中王洛宾先生于1937年随“西北战地服务团”来西宁，该服务团公演了宣传抗日的进步话剧。次年，王洛宾先生再次来西宁，组织了“青海抗战剧团”，该剧团为宣传抗日、动员民众作了大量工作。画家兼戏剧家、杭州艺专教授李朴园率领的西北抗日戏剧宣传队第八队在西宁的抗日宣传演出，给青海人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李朴园教授还在西宁主办了“抗日漫画展”，用生动、形象、丰富的内容在青海撒播了新文化的种子，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这些文艺工作者们有的还为当时西宁的一些业余剧团辅导排练抗日剧目，有的为这些剧团教唱抗日歌曲。一时间，西宁街头宣传抗日的气氛红红火火，《打回老家去》、《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吕梁山的呼唤》、《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抗日游击队歌》、《松花江上》等一批优秀抗日歌曲响彻西宁古城。他们的到来，给青海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注入了活力。文艺界知名人士组织和参与的演出，使青海广大民众大开眼界，对青海的抗日宣传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 骑八师赴中原参加抗日

　　抗战期间，青海民众从道义上声援抗日，捐钱、捐物支持全国抗日。与此同时，青海当局奉国民政府之命，曾派出一个师的兵力赴中原参加抗日。这支军队曾多次与日寇交战，有不少优秀的青海籍抗日将士面对凶恶的敌人，英勇作战，为国捐躯，他们的英雄事迹受到了人们的敬仰和传颂。

　　“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被迫抗日，国民党军队开始陆续开赴前线。1937年8月，蒋介石命令马步芳出兵参加抗战。马步芳在全国人民抗日救国呼声的感召下，对抗日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同时出于乘机扩编部队的图谋，决定在保存他的正规部队实力的前提下，派出一支部队开赴中原参加抗战。马步芳以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第一旅、第二旅各一部分为基础，征调了大通、互助、湟源三个县的民团(其中精壮用以补充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被抽调后的缺额)，还有第一○○师淘汰的老弱士兵，以及驻防在河西走廊的马步青部骑兵第五军第二旅马禄部和第二团马秉忠部，组成了一支约有8000人的骑兵师，士兵有回、汉、撒拉、东乡、保安、藏等各族之人，尤以回族为多。显然，马步芳抽编的骑兵师并非其主力，派出这样一支队伍出省抗日，对他的军事实力并未造成什么影响。正如马步芳在骑兵师大会上所说：“虽然派出了这一师人马，我们的主力并未变动”。大量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被留在了后方，造成精锐部队闲置。

　　虽然马步芳的抗日行动比起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四川刘湘，山西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比起紧邻宁夏马鸿宾来，带有更大程度的消极、被动和局限性，然而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亡国之祸迫在眉睫的关键时刻，其奉命派兵参加抗日，加入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列中，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了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对保证西北抗日后方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骑兵师以原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第一旅旅长马彪(马步芳族叔)为师长。全师分3个旅，马元祥为第一旅旅长，马禄为第二旅旅长，马秉忠为第三旅旅长。由于骑兵师武器配备残缺不全，在马步芳吁请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很快给予补充。马步芳又要求将骑兵师编为正规军，蒋介石只给了一个暂编的番号。蒋介石原想派亲信出任该师参谋长一职，而马步芳唯恐军权旁落，一再争持，蒋介石便改由第一○○师政治部秘书、复兴社系的龚浔为该师政治部主任兼师长。1937年8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正式颁令该师为暂编骑兵第一师，任命马彪为师长。

　　1937年9月1日，在西宁各族各界群众的热烈欢送下，马彪师由西宁出发，后经兰州、平凉，到达陕西乾县。沿途人民群众也对抗日将士的出征表示了热烈的欢送，使部队官兵精神抖擞，军威振奋。从此，8000名青海健儿开始了千里转战中原的抗日生涯。

　　1.护路建功，防河除奸

　　暂编骑一师进入陕西后，即隶属当时的第八战区和西安行辕指挥。各旅分驻兴平、扶风、醴泉、永寿和咸阳等县修正待命。1938年2月奉命调驻临潼，担任陇海铁路潼西段西安至河南陕州沿线之灞桥、渭南、华县、华阴、潼关和灵宝一线及西安至河南荆紫关公路沿线之蓝田、商州、龙驹寨、丹凤、商南、山阳公路一线的护路任务。在此期间，该师派出部分骑兵小队，由潼关、凤陵渡北渡黄河到达晋南的芮城一带，奇袭运城的日军，确保了潼关的安全。当时由日本浪人和汉奸组成的白莲教匪徒时常出没于西荆公路沿线，拦劫车辆、抢夺物资，致使公路无法畅通，严重影响了华中抗日战略物资的运输供应。马彪师奉命很快将这千余名匪徒全部消灭，使公路畅通无阻，因而受到了西安行辕的传令嘉奖。

　　1938年7月，骑兵师第二旅(马禄旅)被调赴开封以东兰考、商丘一带，堵击西犯日军。9月，全师奉命调赴河南许昌待命。1938年冬，为了加强黄河防务，马彪师被调往黄泛区尉氏、扶沟、鄢陵和华西等县，担负这一线的河防任务，受第一战区孙桐楦集团的指挥。

　　在驻守河防期间，暂编骑一师二旅三团排长马元林竟勾结河东伪军，枪杀一营长，率几十名士兵叛变。之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期内，马元林与日本侵略者的一个中队及伪军1000余人偷渡黄河，侵占了骑兵师布守河防的七八个村寨，并扬言“皇军将西进洛阳”，以蛊惑军心民心。师长马彪派出两个旅，连续收复被日伪军占领的各村寨，并生俘寡廉鲜耻的民族败类马元林，将其斩首示众。在骑兵师的猛攻下，溃退伪军数百人，一半被歼灭，一半跳河溺死，无一人生还，骑兵师大获全胜。消息传来，该地区群众纷纷前往犒劳，并送给师长马彪一把“万民伞”，以示对抗日将士的崇敬和慰劳。

　　2.血战淮阳

　　1939年春，暂编骑一师第二旅马禄部由郑州调往陕西乾县，并由驻防甘肃武陵的骑兵第五军马步青部增补了两个旅，另组成暂编骑兵第二师，马禄升任该师师长，驻防北同关(铜川)等地，归胡宗南指挥，长期与陕北边区八路军对峙。这样，马彪师三旅马秉忠部就被调为第二旅，马步芳又从青海抽调一个旅，补充为暂编骑兵第一师第三旅。这年2月，经过整编的马彪师全师调驻河南省东南部周口至界首一带的黄泛区，主力驻项城，任务是防御淮阳的日军。在驻防淮阳期间，骑兵师经常以轻骑不断对淮阳日军予以袭击，致使其龟缩城内，不敢轻举妄动。

　　同年八九月间，骑兵师各旅先后渡过黄河，经常以“小骑群”的游击形式袭击淮阳一带日军。后以二旅马秉忠部直接渡河进驻宝塔孔庄一带，围困了淮阳城，并占领淮阳城西关。日军不甘失败，从开封调来100辆大卡车的援兵，与驻淮阳日军配合，大举进犯马秉忠旅。马部官兵怀着对日寇的仇恨，同心协力，英勇作战，旅长马秉忠(回族，青海大通人)临危不惧，身先士卒，不幸中弹身亡，为国捐躯。同时牺牲的还有营长李国勋、连长赵清心等，人马伤亡惨重。师长马彪派一旅马元祥率部分队伍渡河增援，马元祥也负伤撤回。最后，骑兵师以轻骑迂回敌后进行奇袭，致使日军腹背受敌，终于溃退。此役消灭日军1000余人，生俘数十人，骑兵师伤亡2000余人。

　　淮阳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一战区长官和青海当局均发来唁电。当时西宁地区各族各界也召开了追悼大会，沉痛悼念抗日阵亡将士。暂编骑一师全体将士在抗日烈士的精神激励下，在此后的几次战斗中愈战愈勇，其中一次战斗打死敌骑兵500余人，缴获战马数十匹，还挑选了其中20匹送回青海报捷。日寇恼羞成怒，遂抽调重兵，配备优良武器，用炮弹摧毁马彪师宝塔阵地，并以步兵疯狂猛扑。马彪师百余名将士背水而战，杀死不少敌军，后来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全体投水自溺，壮烈殉国。

　　3.整编以后至抗战结束

　　暂编骑兵第一师转战中原，损失严重，1940年5月被第一战区长官部暂调后方豫西、舞阳等地进行休整。7月，全师调赴皖北的临泉及豫皖边界的沈丘两县，并被整编为骑兵第八师，原有的旅、营编制被团、大连编制取代，全师共编为三个团，一、二团为骑兵团，第三团为步兵团，马彪仍为师长。整编后的骑八师仍属洛阳第一战区战斗序列，同时又接受第五战区李先洲集团军的指挥。这年8月，该师又调赴皖北涡阳、蒙城、怀远一带，负责牵制津浦铁路蚌埠段的日军。骑八师经常突袭日伪敌军，破坏敌战区铁路、公路、桥梁等以断敌交通，给日军物资运输造成困难，并牵制了敌军的行动。当时日伪军称该师为“马回子军”或“马胡子军”。9月，骑八师工兵连和一个步兵大连进驻怀远县境涡河北岸的重镇龙岗镇，修筑公路，埋设地雷，与日军展开激烈交战，终使日军仓皇撤退。数百名日兵陈尸阵前，因来不及运走，日军仓皇中只割走各尸体的一只胳膊而溃逃。龙岗战役，使得皖北一带的日伪军如惊弓之鸟，闻风丧胆，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从此，“马胡子军”的威名传遍皖北敌站区。

　　1943年至1944年，日本侵略者掀起中原大会战，日军在攻占洛阳后，为了继续打通平汉线，重新占领该线水、陆码头漯河据点，即调动坂垣师团主力，首先围攻漯河外围阜阳重镇。为保卫阜阳，国民党苏鲁豫皖边区总部调马步康骑八师进赴颍上一带，作为侧翼掩护，参加了阜阳保卫战。骑八师与友军密切配合，经常以偷袭、奇袭的方式进行战斗，使进犯的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此战役期间，骑八师司令部暂住后方一村落，由于敌探告密，日寇飞机投弹袭击，副师长卢广伟和一个士兵中弹牺牲。

　　中原大会战结束后，骑八师划归第五战区指挥，仍驻皖北。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骑八师奉命开往徐州接收失地。之后，为了保存实力，经马步芳上下斡旋，1946年1月，骑八师由陇海路调至陕西富平一带。由于战后部队缩编与整编，骑八师又与马禄所率暂编骑兵第二师合并，整编为一个师，仍保留骑八师番号，马步康任师长(后缩编为一个团)。同年3月，调驻甘肃永登，重新归入马步芳集团序列。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10 14: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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