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路云与月——父辈的流亡之路
2014-03-19 14:34:44  来源：铁血论坛  点击：  复制链接

，程明光辗转定居武汉。八十年代末，经王鼎钧多方寻启搭桥，于允兰由台湾赴武汉，有情人终于相见，只是白了少年头。现在，大陆和台湾已经三通，也不知昨日隔海鸿雁不断的两位老人，今又如何？

　　王鼎钧，是父亲国立二十二中的校友，山东临沂兰陵人（今苍山县），出生于一个传统的耕读之家，是定居美国的台湾著名的散文家 。他的作品大都以青少年时代在大陆的经历为背景，对故乡有着极深的感情：“还乡，我在梦中作过一千次，我在金黄色的麦浪上滑行而归，不折断一根芒尖。”当有人问起他：“鼎公，有没有回过故乡?”他的回答道：“没有。因为亲人都已不在了。”可“赤条条来，易，赤条条去，难。”他的乡愁带著像感冒一样的温柔，浅嚐一口已是微醺，第二口便醉了，再饮就要入梦。因为故乡是一棵没了根的菡萏花，是天地间的一瓢水。所以，他只能在梦乡里“ 怀想年轻，怀想年轻时所踏过的土地”。

　　鼎公出过一本散文集《左心房漩涡》。医学上讲，人的心房由心脏内部上面的两个空腔组成，左边的叫左心房，右边的叫右心房。左心房接受从肺部回来的血，右心房接受从全身其他部位回来的血。心房与心室之间有带瓣膜的通路，心房收缩时血从通路流入心室。心房的部位很神奇，如果只是用尖锐的东西刺进去，不会造成生命危险，这叫不死结，但要在血流干之前。文人们说，左心房是痛,右心房是爱。而父亲这一代人的痛与爱很少关乎自己，大多是与祖国的命运和民族的兴衰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凶残血腥的日寇，挥霍的何止是父亲这一代人的青春。父亲曾对我讲起中国第一位抗日烈士蔡公时的故事。80年代末，我在烈士遇难地济南山东省青年干部学院读书时查到了这样的历史资料：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北伐，日本以保护侨民为由出兵山东。5月1日，北伐军进入济南，与日本军队和浪人发生冲突。5月3日，时任国民政府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兼山东特派员交涉员的蔡公时，率外交人员到济南与日军交涉。即日晚，日本兵闯进交涉署 宣读日军屠杀外交人员的命令，蔡公时对大家说：“日本兵要枪杀我们。没办法，赴死可也。”日本兵，先将蔡公时的耳朵割掉，又将其鼻子割下，剜掉双目。在极度痛苦中，蔡公时悲愤冲天：“日军决意杀害我们，唯此国耻，何时可雪？野兽们，中国人可杀不可辱！”日本兵见蔡公时骂不绝口，便将刺刀捅入他的嘴里，将其舌头剜掉。是夜，蔡公时壮烈殉国。5月11日，济南失陷，日军屠杀中国军民近8000人，史称“济南惨案”。

　　“野兽们，中国人可杀不可辱！”烈士的殉国遗言，至今读来仍令人垂首、顿足、怒目、落泪、无语。

　　1979年，亚洲排球锦标赛在香港举行，决赛的那天晚上，父亲把我喊到收音机旁，和他一起收听中国队与日本队争夺冠亚军的实况转播。当宋世雄那特有的金豆落地般的声音传来“中国女排第一次以3比1击败前世界冠军日本队”时，父亲离开板凳站了起来，挺起那已微驼的脊梁，边做扩胸状边说：“我们把日本赢了。袁伟民这个人，了不得。郎平，真是一把铁榔头。”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很少有这样的举止。

　　1981年，父亲病逝两个多月后，中国女排在大阪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排球赛上，顶着现场万余名日本人的呐喊，又一次战胜日本队，夺得了第一个世界杯赛冠军。

　　原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讲：“体育不需要政治。”可父亲这一代人就是这样，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兴衰，始终关乎着他们的喜怒哀乐。

　　父亲的老师们

　　“学校唯一的一架脚踏风琴，在我们一分校音乐老师李杰民的单人宿舍里。李杰民老师是流学欧洲的声乐博士，与著名的音乐家聂耳是同学。”

　　父亲说的李杰民老师，山东聊城人，1926年考入上海私立艺术大学，后转入田汉主持的南国艺术学院。1928年入国立上海音乐学院学习。1929年暑假闹学潮期间，他因与冼星海等三名同学赴南京请愿被校方开除学籍。1931年，远赴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学习声乐和钢琴，后又转入法国巴黎西撒?佛朗克音乐学院学习。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从巴黎回国，经四川辗转至安徽阜阳国立二十二中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他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一批会员，1964年在济南逝世。

　　80年代末，我在济南读书，学校离先生曾任教的山东师范学院（当时已改称山东师范大学）不远。出校门沿经十路西行，路过隔壁的山东中医学院，再穿过一个南北胡同就到，单程不过十几分钟的时间。饭后，我常自己或约同学去山师院内散步。每次去，都要到声乐系的小礼堂逗留一会。小礼堂是一座独体建筑，红砖青瓦，小巧别致，古色古香。由西门进入，右侧是观众席，放着二十几把木椅子，里侧有一架脚踏风琴，左侧是一个小舞台。大都是男生在台下用琴伴奏，女生在台上演唱。听过的歌中，印象最深的是《延水谣》。

　　那是一个暖春的傍晚，在悠扬的风琴声中，四个女生轻声吟唱：

　　延水浊，延水清 ，情郎哥哥去当兵。

　　当兵啊要当抗日军 ，不是好铁不打钉。

　　拿起锄头好种田， 拿起枪杆上火线，救国有名声 。

　　延水清，延水浊，小妹子来送情郎哥。

　　哥哥你前方去打仗， 要和鬼子拼死活。

　　奴家织布又开荒， 冬有棉衣夏有粮，莫为我难过。

　　我坐在台下的木椅子上，也跟着哼唱。这首歌，是先生当年教唱的许多抗战歌曲中的一首。在阜阳，父亲还向李杰民博士学会了弹脚踏风琴。70年代初，父亲任教的莱西水集中学（我的母校莱西二十三中、现青岛莱西第四中学的前身）仅有的一架脚踏风琴，也在父亲的半间屋的单人宿舍里。学校最前一排平房西侧的第三个门的两间屋，是父亲的办公室兼宿舍，一间做办公室，一间一分为二当宿舍。父亲的宿舍在朝阳面，窗前放一张三抽桌，床靠西墙壁，脚踏风琴就放在床铺底下。拿开被褥，掀开活式床板，底下就是风琴的键盘。晚饭后或星期天，父亲弹琴的时候都要敞开窗户。窗外硕大的法国梧桐树下，坐满了听父亲弹琴的老师和家属。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孩子们，则聚在父亲宿舍的窗口。我们最喜欢父亲演奏《我爱北京天安门》和《我们的祖国似花园》，几个女孩随着欢快的节拍载歌载舞，煞是热闹。父亲不是音乐老师，但弹琴不用乐谱，这与在阜阳读书时受到李杰民老师良好的音乐素养教育有关。

　　和李杰民博士一样，父亲的老师们大多是抗战前北大、清华、北师大、辅仁、朝阳、山大等当时国家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而且极具满腔的爱国热忱和悉心执教的毅力。

　　祖籍寿光的国文老师杨沛如，毕业于当时中国法学最高学府——北京朝阳大学，五四运动时期就是济南市学生会中学分部的负责人。１９３５年，他和中共新闻战线上的著名人物李竹如在济南创办了《新亚日报》，宣传新思想。抗战爆发初期，他曾任山东国民政府秘书长。1938年8月15日，共产党领导下山东省第一个专区级抗日政权——胶东北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黄县召开成立大会，他是唯一到会的山东国民政府高级官员。他讲课联系实际，暴露黑暗，抨击时政，要求学生读书不忘救国，要关心抗战、关心政治、关心社会，反对死读书。他服膺三民主义，倾心辩证唯物论，并以极大的勇气坦然表明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主张，其远见卓识可见一斑。

　　山东单县的牛多安老师强调学生要“把死的东西写活”，把不动的当成能动的，把没有思想的写成有思想的，也就是后来所谓的“拟人”写作方法。几十年后，学生们还记得他课堂上举的例子：“红杏枝头春意闹，五月榴花照眼明，一个闹字、一个明字，把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山东聊城的张箸生老师批改作业十分严格，有的同学的作文竟被删掉四分之三，以培养学生“能用一句说清楚，绝不用两句”的简练文风。“字字有讲，句句不通”，是他对学生作文的著名批语。

　　老家泰安、毕业于北师大外文系的女高材生吴惠波老师，年约五十，端庄文雅，和蔼可亲。讲都德的《最后一课》时，以她那特有的母性的声音，极大地激发了同学们对日寇侵略者怒不可遏的义愤。下课时，她刚迈出门槛，教室里的同学们就高喊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化学老师张荫轩在讲水分子一节时说：“当你逃离沦陷区奔来大后方时，你的母亲留下的那一滴眼泪，就是水的分子组成的。与泪水同时存在的还有感情。水分子是物质，感情是精神，泪水是精神和物质的结合体。”用母亲送儿女抗日离家时的泪水来说明水的物质构成以及与精神的结合，这岂只是一堂化学课，分明是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讲授历史课的单丁秋老师，讲课时脸部少有表情，使人觉得他胸中压抑着许多东西。据说，他的妻子儿女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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