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路云与月——父辈的流亡之路
2014-03-19 14:34:44  来源：铁血论坛  点击：  复制链接

不起布鞋，就在春、夏、 秋季节穿草鞋，到了冬天穿用干草编成的草窝鞋。在化学老师的指导下，父亲和同学们还学会了用染布的颜料拌着明矾和水制成墨水，再用筷子和木棍捆上旧笔尖做成钢笔，蘸着墨水记笔记、写作业。

　　上晚自习是几张桌子并在一起，用弧形的瓦片、桐油、草绳做成的土灯照明。有一时期，学校供应紧张，学生要自费买桐油，父亲和一些穷同学不得不停止上晚自习课，而在十五前后圆月朗照的几天夜里，借着朗朗的月光读书。

　　抗战岁月里，父亲这一代中国少年要想安安稳稳地读几天书，是多么的艰难。

　　国立二十二中

　　父亲进入国立二十二中读书的第二年，1943年的秋天，于学忠将军率部回到阜阳，并在阜阳县城召开了鲁南抗战阵亡烈士追掉大会。

　　1959年，北京人民大会堂。原国民党陆军中将李仙洲先生晋见周恩来总理时说：“总理，我还有一个问题没交代。”

　　周总理说：“什么问题没交待呀？”

　　李仙洲说：“我还办过一所国立二十二中学，跟党争夺了青年。”

　　周总理笑着说：“这有什么错？这是一大功劳，你培养的青年不是都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吗！”

　　国立二十二中学，是抗战时期建立的最后一所国立中学。抗战时期的国立中学，由中央教育部直接管理，主要是收容、安排敌占区流亡的青年学生，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后备力量，免除一切费用，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而事实上， “国立中学”虽然名义上隶属国民政府教育部，但它的创建任务却现实地落在了抗战军队的肩上。

　　李仙洲将军晚年在与校友的谈话中曾回忆道：“1941年，九十二军驻扎安徽阜阳时，山东沦陷区的知识青年继续前来找我安排工作。来得多了，我一时无法安排。但山东父老信任我，让这些娃娃们冒着生命危险好不容易通过日军封锁线来找我，我不能让他们流离失所啊！……年龄较大，体格健壮，愿意充军者进鲁干班，年轻的包括女孩子进成城中学。鲁干班学员的生活及其费用，由我部队统筹。成城中学学生的衣食，召集团以上军官开会，命令他们报出‘吃空却’的名额，按上等兵待遇发给学生，其他费用与校舍等动员地方绅士捐献。”伙食、学杂费等一律免除，“吃饭读书不要钱”，对于这些沦陷区来的学生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１９４１年冬天，成城中学成立。其办学宗旨是“培养国家元气，拯救陷区青年”，其校训是“众志成城”。在一次师生大会上，李仙洲校长讲过这样一段话：“同学们，你们经过考试编班，马上就要开学上课了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完成学业。我们办成城中学，是为了抗战救国，为了给国家培养人才。抗战建国必须众志成城。众志成城的意义就是团结一致，为收复失地献身捐躯，为国为民尽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众志成城要靠你们这些爱国青年。你们从沦陷区逃到大后方来，就是不愿做亡国奴，不愿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背井离乡，不怕受苦，这就是一种爱国精神。所以我们九十二军官兵要尽力救济沦陷区青年，培养爱国青年成才，成为国家栋梁之材。靠你们来恢复国家的元气，靠你们来恢复国家的实力。现在抗战需要你们，将来建设国家也需要你们。希望你们努力学习，勤学苦练，学文化，练身体，长本领，将来能为祖国和家乡贡献一份力量。”

　　60多年后父亲当年的校友李之勤在撰写《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校史述略》阜阳部分时回忆道：“当时成城中学学校借用了一所小学，位于柴集寨墙以北半里路坐北朝南，前为操场。校舍以北、以西，水沟环绕，清水长流。东院为厨房与食堂，西院为女生宿舍。学校大门两侧书写：‘培养国家元气，拯救陷区青年’的大字对联。”“ 每日两餐，早晨出操、升旗。九时早餐，午前午后各军训两小时，四时晚餐。餐后朱天民老师教歌一小时。六时半降旗，九时晚间点名，集合唱歌，十时就寝。”

　　一时间，安徽阜阳成城中学管吃、管住、管穿、管学习的消息，在沦陷区广为流传，吸引了大批山东青年冒险远道而来。国立二十二中学生花名册显示，当时山东全省一百零八个县，仅父亲的家乡莱阳地区就来了二百多名学生。成城中学作为一所私立学校，办学经费捉襟见肘，已没有力量负担从沦陷区逃出来的大量青年学生。因为招收名额有限，学校被迫停止收容新生。常常是有的学生千里迢迢来到学校哭哭哀求，最后只能是心凉而去。父亲的胶东同乡刘晋，1942年从渤海边的烟台，来到东海边的上海，从上海经南京转皖北宿县碰到日寇清乡扫荡又折回上海，在上海流浪了一段时间再一次北上宿县，闯过封锁线来到阜阳的国立二十二中。正是因为“阜阳的学校名额已满不收留”，又几经艰难投奔到了远在四川绵阳的国立六中。

　　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一向主张用公费培育由沦陷区逃出来的学生。1942年初，李仙洲将军趁去重庆参加军事会议的机会，亲自向教育部长陈立夫汇报了成城中学的现状和改建国立中学的理由，后经山东籍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等人的帮助，1942年9月私立成城中学正式改建为国立第二十二中学。

　　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中的《国立中学概况》记载：国立二十二中在民国31年第二学期全校共四十四班，学生2430人。成立之初的国立二十二中，设校本部（原成城中学）、一分校（设在后湖的倪氏庄园）、二分校（设在阜阳县城西英国人建的打蛋厂）和师范部（设在三王寨）。

　　1942年的春天，从故乡辗转流浪了一年多的父亲，由阜阳刘棚战区流亡学生收容站审查和口试确认了其来自胶东沦陷区流亡学生的身份，进入成城私立抗战中学设在后湖倪氏庄园的分校。

　　两位山东籍的抗日名将

　　在战火纷飞的年月，少年的父亲之所以放眼于千里之外的安徽阜阳，是因为那里有一所私立抗战中学——安徽阜阳成城中学。这所学校虽是时任国民政府92军军长李仙洲创建，但与另一位同是山东籍的51军军长于学忠将军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父亲生前，曾多次对我说起这位祖籍山东蓬莱的著名抗日爱国将领。

　　于学忠将军少年时随父从军，其父于文孚与张作霖标同为清军宋庆的部下。1911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通州速成随营学堂，随后在毅军中任排长、连长、中校副官长。川鄂战争中率部击退川军，声名显赫，受到吴佩孚的赏识，升任团长、旅长。北伐战争中，大势已去的吴佩孚把队伍交给于学忠：“我的部队就交给你了，你可以去投张学良，但绝不能投蒋介石。” 在奉系，少帅张学良对他一直十分赏识，多次委以重任。张学良生前常说：“我最主要的两个部将，一是于学忠，一是王树常。”抗美援朝期间，毛泽东主席出于对抗日名将的尊重，最初选定于学忠为赴朝慰问团团长。这在当时是多么大的荣誉啊，可是于学忠跟传达这个消息的统战部长李维汉说：他不能去，张学良还在台湾，他要是出任志愿军慰问团团长，张学良的生命就会有危险。90寿辰时，张学良还不胜感慨地说：“我忘不了于学忠，他是我的左右手啊。”

　　“九一八事变”后，于学忠将军先后担任河北省主席和天津市市长，积极主张抗日。据《回忆于学忠将军》记载：“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天津肆意挑衅，制造事端，甚至在河北省政府(现金天津钢桥花园)大门口小便，抢夺门岗哨兵的枪。于学忠严厉警告天津日本驻屯军：“如果日军不停止挑衅及阴谋刺杀等一切险恶行动，即向日租界开炮!”而亲日派何应钦却要求于学忠：自请长假。于学忠回电话说：“我叫外国人逼迫自请长假，我感觉太丢人，你撤我的职吧!”不久《何梅协定》签订，于学忠调任甘肃省主席。在任河北省主席时，他就讲过：“都说共产党不孝顺父母，你看人家周恩来对父亲不是挺孝顺吗?”他率51军到陕、甘后，对蒋介石的“剿共”命令不予理会，并指责奉行“攘外必先攘内”的国民政府：“蒋介石左右这一些人，庸碌无能，光会贪污，营私舞弊，吃喝嫖赌，把中国搞得这么糟糕，现在我看好人还在共产党方面。”

　　于主席勋鉴：未能通候甚以为歉，夙稔先生热诚爱国，对日抗战早具同心，而西北停战议和、首先贵我两军停止自相残杀，实为刻不容缓，并派彭雨峰君晋谒崇阶，申述敝方联合救国之旨，敬祈不吝赐教，指示一切，抗日合作成功之日，两军之利，抑亦民族国家之福也，专此即颂勋祺，不一。

　　毛泽东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这是西安事变后，于学忠将军收到的中共毛泽东主席派彭雨峰(彭雪枫)面交的亲笔信。张学良也曾郑重向东北军的将领写下手令，交代:“关于东北军的事，听命于孝侯（于学忠）”，此后又写信“要求大家必须对兄（学忠）如对弟（学良）一样”。

抗战

责任编辑：admin 最后更新：2014-03-19 14:3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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