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炮火下，无锡宜兴学校奇迹般猛增
2015-06-26 10:25:01  来源：  点击：  复制链接

　　8年小学增了70%，中学数量增加近7倍；山多路险日寇难以掌控，学校得以幸存

　　

　　“三洲中学”原址

　　

　　三洲实业中学旧址铭文

　　说起抗战，每个城市的故事都可以写成一本可歌可泣的史书。

　　在扼踞苏浙皖三省交界的宜兴，70年前硝烟散去也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传说，关于英雄、关于热血、关于战火……但鲜为人知的是，当年在这块土地上，曾有藏于深山、隐于苇荡的弹丸一隅，因侵略者鞭长莫及而未沦陷，除了作为敌后根据地发挥重要战略作用，这里更成为战争年代一处难得的“避风港”，吸引众多流亡者到此驻足，正常的社会生态得以维持，尤其是教育。

　　档案里的惊人数据

　　抗战8年，

　　宜兴的学校反而多了几百所

　　在宜兴市档案馆保存的“抗战时期宜兴大事纪要”里，有这样一组记载：

　　1937年冬，日军入侵县境，绝大部分小学先后被迫停课，城镇多数小学遭日军破坏。1938年秋，全县小学相继复课。1939年7月，全县中小学利用各种方式复学，各小学已扩展至288所，学生29000余名，中学有县立中学分部5所，私立中学1所，学生900余名。1940年7月底，全县各区有小学309所，公、私立中学8所，中学生达2200多人。1941年7月底，全县有小学在校生共计32000多人，公、私立中学9所，在校生2600余人。1942年8月，全县有小学379所，学生40000余人，中学10所，中学教职员54人……

　　扬子晚报记者注意到，到1945年，宜兴全县已有小学382所，比1937年时多了整整70%；中学达31所，比日军入侵前多了近7倍。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宜兴的中小学却每年以惊人的速度增加，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在宜兴市档案局副局长、历史学者宗伟方看来，这与宜兴素来重学尊教的传统密不可分。

　　“宜兴素来有一个‘耕读传家，士农工商以士为先’的传统民风，所以不仅富家子弟要读书，一般的工农子弟也要想方设法读书。”宗伟方告诉记者，在抗战爆发前，相比其它地区，宜兴的读书者要多一些，由于贫苦家庭孩子大多选择免费的师范，当老师的人也自然多。“在江南地区曾流传‘无宜不成校’的说法。由此可见，在战乱时期，宜兴人仍以充沛的热情致力办学、求学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当然，按照宗伟方的表述，宜兴的地域特点和战时状况也使它在战争年代成为众多学校、师生的避难地，而使华东一带的中小学教育在这里得到延续和发展。

　　为何这里还能办学？

　　山多路险日寇攻不下，成教育避难地

　　“宜兴有山有水有平原，山区山岗多，羊肠小道崎岖不平，河网密布运输不便。”宗伟方告诉记者，日军侵入宜兴后，大多集中在县城集镇，广大山区和农村鞭长莫及，因此留下了很多活动空间。

　　正是得益于这种相对安定的局势，而宜兴又地处苏浙皖地区最发达的中心，沿线大中城市受战火洗礼被迫迁徙的众多文人、知识青年往往逃到这里就安顿下来。办学求学，成了这批人的普遍诉求。

　　在馆藏一篇题为《抗战时期学校教育克难求存》的文章中记者看到，浙江金华中学高中化学老师避难到宜，创办了宜兴县中；私立武进初级中学的校长徐槐青逃到宜兴，创办了夏芳中学；同期落脚于此的苏州女师附小教员蒋品珍，成了夏芳中学的语文老师；先后担任教导主任、校长的李宣洁，战前是苏州中学的国文教师。

　　除此之外，包括苏州中学在内的一些江南名校索性举校迁入宜兴，或到宜兴设立战时分校。一篇关于苏州美术专门学校的回忆文章记载，“苏州美专原址沧浪亭，创办于1922年，中外闻名。抗战爆发后本校被迫关闭，在宜兴当地校友帮助下筹办分校于分水墩古庙。那里不仅风景优美，而且新四军游击队常出入其间，日寇不敢侵犯，有良好的办学环境……”

　　这种“办学环境”也让南京国民政府大感惊喜。宗伟方告诉记者，抗战期间国民党先后在宜兴山区创办了多所临时中小学，并广为宣传，让苏浙皖一带的师生来此投奔。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日宜兴太华、张渚一带，还留下了两处我党当年在敌后办学的遗址：一是创办于1944年，旨在吸收新四军子弟和当地学生的三洲实业中学；另一便是赫赫有名的苏浙公学，1944年从浙江转迁太华，虽然只开班两期，却为抗战救国培养了众多人才。

　　师生经历何等艰难？

　　学校往往是战斗爆发最密集的地方

　　在宜兴采访期间，记者分别探访了三洲实业中学和苏浙公学的旧址，前者其实是当地的董家祠堂，后者在当年是汤姓富户的民居。70年沧桑过后，当年战火留下的印记却依然分明，甚至还能看到激战后残留的弹孔。“当年这两个地方除了作为学校，还同时是新四军的流动驻地。但凡遇到日伪扫荡突袭，这里就是战斗爆发最密集的所在。”宗伟方说。

　　事实上，当年密布在宜兴山区的几百所学校，虽然公、私不一隶属各异，却都经历着乱世求存的举步维艰。

　　从三洲实业中学或苏浙公学旧址便可看出，当年的所谓学校，除了原地的旧校舍改造外，更多是选择祠堂、寺庙或民居。史料记载，“学生上课时与神像或灵牌为伍，晚自习没有电灯、火油灯，一般是两人合用一个灯火如豆的油盏头；教师上课全部是一支粉笔一本书；大多数学生课桌椅配不齐，门板架起来当课桌是常有之事……”

　　在《宜兴抗战史志》中记者看到，“1941年春，日军进犯山区，将县一临中所在的崇恩寺付之一炬，幸好是寒假期间并无师生伤亡；同年4月，日伪军进犯张渚，窜入涧桥京杭中学，残杀学生4人后扬长而去。”这些记载，足证当年办学的艰险。

　　令人敬佩的是，抗战时期老师们几乎都是义务施教。“即便有微薄薪水，在那个物价飞涨的年代，根本难以维持生计。更何况交通不便，薪水不会定时发放，一日之差往往就要大打折扣了。”

　　也正是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宜兴中小学教育却在八年全面抗战间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为后世培养了大批人才不说，对战时青少年的爱国教育以及抗日宣传也有卓越贡献。”记者在当年新四军于宜兴敌后创办的《战斗报》上看到，1940年4月，张渚一带的中学抗日救亡宣传活跃，甚至造成了“3名侵略日军因厌战或恐惧逃亡、自杀”的效果。

　　背包县长的故事

　　10个县长流亡到此，背着包办公

　　除了中小学教育在宜兴山区这块“避风港”内得以延续发展，还时有沦陷区的党政要员流亡来此办公。流传颇广的当属张渚10位“背包县长”的故事。《张渚地志》记载，宜兴张渚镇，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937年12月至1943年9月，这里有重兵驻守，军队番号多达10余。“日军多次疯狂侵犯，双方展开拉锯战，打了6年之久，江南大片国土沦陷，唯张渚巍然存立。”

　　宗伟方告诉记者，当时国民党建立“江南行政公署”，下设两个专员公署，公辖江南20多个县。“这些县沦陷后，共有10个县的县长流亡到张渚，背包办公，是为‘背包县长’。”

　　这10个县长分别是：镇江县县长丁松林；常熟县县长安蔚南；武进县县长李渺世；无锡县县长徐光；昆山县县长沈霞飞；吴江县县长沈立人；吴县县长许宝光；句容县县长顾大荣；金坛县县长朱汉玺；丹阳县县长曹宗铎。“他们就在当年的纸筋厂里办公，主要是宣传抗日、收税、搜集情报和策反，在张渚一带留下了许多足迹，更成为宜兴抗战史上一段佳话。”

　　无疑，“背包县长”的故事，丰满了宜兴太华、张渚一带山区作为抗日战火中相对和平的“避风港”形象。而如果用后世学者对这段历史的评述为本文作结，那就是：“漫天的硝烟里，这里弦读之声不绝，公事之繁不辍。呼应了苏浙等地全民一心抗战的愿景，铺垫了抗战走向高潮和胜利的趋势，保留了相对正常的社会生态。这方战时的‘净土’，可歌可泣。”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5-06-26 10: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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