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灾多难的西北联大
2023-06-05 10:21:08  来源：陕西政协网 作者：谢志瑞  点击：  复制链接

　　上世纪抗战初期，陕西省南部的汉中曾经存在过一所多灾多难，命运极其坎坷的大学，名叫西北联合大学，简称“西北联大”。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它存在的时间一年半都不到，十分短暂——1938年4月成立，1939年8月就解体了;其次，这所同时与著名的西南联大南北并立，举足轻重，培养了大量人才，作出巨大贡献的大学，现在几乎让人感觉没有存在过一样，了解它的人真不多。是后人太健忘，还是西南联大太耀眼，又或是西北联大本身不值得了解和纪念?另外，它拆分后成立的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高校，如今风生水起，声名显赫，但这并没有给西北联大名声的传播增色多少，西北联大依然默默无闻，少为人知。

　　自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热心人开始提议加强对西北联大的遗迹和史料进行抢救性发掘，并得到有关部门批准，于是相关工作就如火如荼地展开。前几年西北大学、陕西理工大学(创建于1958年，现在汉中市唯一的大学，与西北联大没有直接的历史渊源)分别成立了西北联大研究所，后者还开办了西北联大博物馆。

　　可即便这样，西北联大的名字迄今还是叫不响，影响也不敢说大只能说逐渐扩大。

　　显赫漂泊的前身

　　西北联大的前身是1937年10月18日成立的西安临时大学，简称“西安临大”，存在时间不到半年，真是命如其名。如果不是日本鬼子步步紧逼，老巢平津被侵占，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三所牛哄哄的大学怎么也不会从“发达”的北平、天津逃到“欠发达”的西安。就像落难之人容易抱团取暖，经“大媒婆”教育部极力牵线搭桥，三所大学准备合建西安临大，凑合过日子。临大不设校长，以筹备委员会代行校长职权，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被指定为筹委会常委。一切本来按部就班地进行，可就在临大成立当天，徐诵明、李蒸和李书田三常委联名向教育部长王世杰递交辞呈。此前教育部刚下令把原来只是筹委会普通委员兼秘书的童冠贤，增补为常委并全面主持工作，等于把其他常委架空了，这与长沙临大的组织架构也不相同。三人不禁疑虑教育部准备动大手术进行“改组”，原平津三校很可能会被改得体无完肤，甚至荡然无存，于是心怀不满，纷纷表示自己无能为力，请教育部尽快另请高明。两天后王世杰回电挽留、解释：西安临大与长沙临大筹委会规划章程都是一样的，并且都是同时下令通知你们的……国难当头，大家努力工作吧，拜托你们了!这场风波才暂时平息。其实，跟童冠贤一样，杨振声也被教育部派到长沙临大，但杨仅被任命为“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连常委都不是，地位比童冠贤差一大截。可见，此时教育部就已经对西安临大特别“照顾”了。经过这一闹，王世杰觉得西安临大以后很难办好，徐诵明、李蒸等人都不是省油的灯。

　　当时西安并不好呆，政府本来声称教育是国家命脉，答应借钱拨款给临大继续办学，但战事紧急，计划全部落空。无奈，西安临大只能分散在三块地方，教师自己在全市各地找民房居住。部分老师上课要赶一二十里路，除了双腿再无其它交通工具，正好也没有体育馆，更别说健身房，就充分发扬乐观主义精神，把上下课的长途步行当作锻炼身体。不光这些，连图书馆也没有，活脱脱地表明西安临大就是一流亡的难民。

　　另外，在此10年前，组成西安临大的三所高校就曾有过短暂交集，有过第一次联合与分裂的“前科”。北平大学的历史颇具传奇色彩，1928年9月成立，初期的演变历程一如当时的北洋军阀混战那样乱糟糟，牵动着京津乃至全国的高等教育格局。准确地说，北平大学最初应称做北平大学区，由原京津各高校合并组成，包括北平大学北大学院(原北京大学)、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原北京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原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原天津北洋大学)等学院。兼具学术与教育行政功能，政学合一，既当裁判员又当球员。这种行政主导的合并及背后乌托邦式的顶层设计，一开始即遭到各地学政部门群起反对。北大学生反抗最激烈，成立“复校团”、“救校敢死队”等组织誓死护校。11月29日，五百多名北大学生高举北大校旗，手持“反对大学区制”、“北大独立”的标语游行示威，到北平大学校长办公处请愿，遭拒绝接见后，怒砸“北平大学办事处”和“北平大学委员会”两块招牌，再到校长李石曾的住宅示威。12月1日清晨，数百名军警护送有关人员分赴北大文理法三院想武装接收，遭学生群起反抗……

　　1929年6月，大学区制终于被废止。8月6日，北平大学北大学院率先独立，恢复北京大学，成为此后二十年间北平城内独家冠名“北京”的学术机关;随后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也相继独立，分别改称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1931年2月，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并入北平师范大学。直到1934年，北平大学建制才趋稳定，由工学院、医学院、农学院、法商学院和女子文理学院五个学院组成，分散在城里各处，各行其是，具有相当独立性。北平大学名义虽统一，实际俨然一个松散的大学联盟，类似美国加州大学或英国伦敦大学。

　　慷慨悲壮的行军

　　“西安临大”，校名准确但不太吉利，与南宋的都城临安神似，开始就没打算或指望能在西安长待，迟早搬家。但临大没临安长存140余年那般幸运，只过了不到半年，1938年3月，鬼子占了山西，打到潼关，还冷不防地往西安空投炸弹，搞骚扰动作，使西安也鸡犬不宁，看来十三朝古都是有缘无分了。很快临大常委会制定并公布《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全体学生由西安至汉中行军办法》，按校军训队原有大队编制，校常委、军训队长徐诵明(医学教育家和病理学家)任行军大队长，总理军务，另一校常委李蒸(教育家、哲学博士)任参谋长，各院院长、系主任及其他人为参谋，组成参谋团。大队下面分三个中队，每队约五六百人，每中队设中队部，中队部下面又设区队、分队、运输组(给养班、行李班)、设营组(前站班、饮食班)、纠察组(秩序班、收容班)、交通组(传达班、值察班)、医务组(内科班、外科班)、察卫组(白天班、黑夜班)等。

　　这样，1500余名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和少量老弱妇孺(主要是家眷)就像变戏法似地成了一支有模有样的军队，1938年3月16日下午5点，倾巢出动，实施“破天荒的大举动”。兵贵神速，他们天黑从西安坐火车到宝鸡，再一路步行，过渭河，越秦岭，渡柴关，涉凤县，白天走在泥泞的小道上，饿了啃锅盔(西安有名的干粮)，天黑在村民的茅房借宿。人烟稀少的公路上，不时有绿林好汉出没，老人车队就曾入好汉法眼：有位老太太坐在车的最后面，别人都被搜完身下车了，她却岿然不动，劫匪硬把她拽起，在她身下发现一个手绢包，包里有一大把金条，好汉发了大财还不够，要枪毙司机，经大家苦苦求情，才枪下留人。不少人也有幸和当地村民一样，体验与畜牲(各种家禽，比如牛、骡子等)同住的乐趣，连茅房也不够的时候，就住在“仰见星斗的破庙，三面敞开的戏楼”，或“周仓(关二爷的贴身侍卫、铁杆粉丝)脚前，古墓河滩”。累病交攻下，农学院周明群教授不幸于23日“出师未捷身先死”。其间种种艰苦劳累的情状，可以很好地发挥想像力。全体人员步行250多公里，历时半个多月，终于抵达汉中。

　　美丽忧愁的驻地

　　到了汉中，确定校舍就成当务之急。像样的场所已被驻军，内迁工厂、机构及难民占用，汉中城区实在无处容身，附近又没有哪个县能完全接纳整所大学，只好分散设在三个县的六个地方：校本部及文理学院在城固县城考院，教育学院(后改为师范学院)及工学院大部在城固县城文庙，法商学院在城固县城小西关外原县简易师范旧址，体育、地理、土木三系及附属高中部在城固县古路坝天主教堂;医学院在南郑县(今汉中市汉台区及南郑县北部)的黄家塘;农学院在沔县(今勉县)的武侯祠。

　　才刚落脚，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即通过《平津沪地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原联合组成西安临时大学，现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院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布，并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4月3日，教育部电令西安临大改名西北联大。4月10日，西安临大在城固县城举行常务委员会议，“一方面是要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一方面是表示原由三所院校合组而成”，决议自即日起遵用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名。

　　西北联大的驻地汉中，位置偏僻、封闭，孤零零地躺在秦岭和大巴山两座大山之间，交通落后，当时骆驼、骡马两类劳动模范仍大有用武之地，为汉中交通事业默默付出，任劳任怨。但这里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优越，农业基础扎实，自古就是有名的富庶地区。西北联大学生史志超后来回忆：“汉水居中流过，土地肥沃，水利发达，一年可收数次;割稻之后再种蚕豆，不必耕耘施肥，只用木棍在地上插个小洞，把蚕豆丢入，也不必掩埋，蚕豆自然能长到腰深。”这样的环境孕育出的汉中人，比较爱享受，喜吃肉，常泡茶馆，在许多历经千辛万苦逃难至此的外地人看来，简直奢靡怠惰。另一位西北联大学生高振业说城固当时到处茶馆棋布，座客满堂，大有“金鸡未唱座已满，更鼓两声客未离”之概，“一等吃，二等穿，三等住”为流行谚语。所以，虽然鬼子的飞机隔三差五投弹轰炸(耳鼻科杨其昌教授就被炸死)，但比起全国其它大多数地方硝烟四起、彻底沦陷的惨象，汉中算是比较安定的大后方。

　　然而，汉中也有不堪入目的阴暗面。全面抗战后，各种捐税、摊派就像如今“双十一”的快递雪花般飘来，让老百姓头晕目眩，“义壮费、枪械修理费、墙城修补费、送丁费、民工代用金等，按亩多少强迫征收，人民痛感抽壮丁、纳租税种种压榨之苦”，“农民生活困苦不堪，衣不蔽体，住破屋中，四壁萧条，除了一灶一床外，什么也没有，这种人家在农村中的确不少，尤以被抽之抗属家庭为最，他们吃的是包谷稀饭，油盐菜更谈不到”。老百姓活成这个样子，联大师生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校常委(西北联大仍按西安临大旧制，不设校长，由校务委员会、常委商决校务)兼师范学院院长李蒸的两个在城固出生的儿子，一个长到一岁多，一个只有几个月，均因无药医治，眼睁睁地看着夭折了。校常委、院长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必说。

　　另外，早在1920年代，当地贪污腐败、失去人性的军阀为了能多收税以扩充实力，私下鼓励甚至逼迫老百姓大面积种植罂粟(果内乳汁可提取熬制鸦片)，而种罂粟的收入比种粮食要高出三四倍，于是家家户户种起了罂粟，还都挑肥沃土地(面积高达耕地总面积的30%左右)，勤劳耕作，施优质肥，使叶肥苗壮以喜获丰收。有位城固县出身的女作家在她写的《吞云吐雾忆儿时》中这样描述：“在我六七岁刚上小学时代，每到假日，去乡下外婆家玩，只见原上开遍了可充当鸦片原料的罂粟花，那粉红色的花朵，非常艳丽，把大地妆点成了一个极大的花园……外婆家务农，但也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不种五谷杂粮单种罂花，据说那比种五谷获利百倍。”

　　有种必有吸。当地无所事事、精神空虚又没见过世面的人，纷纷要尝洋烟的鲜，吸上一口，就如腾云驾雾，飘飘欲仙，顿觉精神爽快，兴奋异常，又极易上瘾，再难戒掉。于是，种罂粟、抽大烟蔚然成风。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仅城固县城的烟民就达六千多人，占县城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专门配备烟灯(又叫鸦片灯或毒灯，吸鸦片时用来烧烟泡)的家庭，有五六百户。大小集镇上的烟土市场兴盛火爆，随处可见“闻香下马”，“瘾君子请进”，“全凭气味留知己，半借烟霞访故人”，“高卧中烟云拥护，畅谈里兰桂腾芳”之类的招牌广告。有民谣这样唱开：“三天不吃饭，困倒英雄汉;烟鬼吸口烟，无梯能上天”，“一来二去吃上瘾，吃得男子精气断，吃得女人经血干，万贯家产净净干，病饿交困死坟塬。”

　　学前教育家张雪门感叹自己在城固的一年，“是抗战时期中最安定最舒适的，和城固郊外的婴粟花一样美丽，可是这美丽中含有毒素应警惕”。

　　内外交困，五校分立，西北联大终成绝响

　　西北联大“联而不合”。本部所在的城固县城内考院的大影壁上白底黑字写着“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八个大字，入门的门楼里又高悬着“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和“国立北洋工学院”三块牌匾，学生的毕业证上都加盖原有学校公章。这些还只是表象，三所大学专业性较强，彼此互补性较差，缺乏包容、理解，存在较深的门户之见、派系之争。

　　主要的分裂倾向源自原北洋工学院，其前身是被誉为“东方康奈尔”的北洋大学，以办学严谨、成绩卓著而闻名于世。有浓厚“北洋大学情结”和坚强意志的精英主义教育大师李书田(早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系，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自担任北洋工学院院长起就一直致力于恢复北洋大学，抗战前夕已做好筹备计划，无奈战事一起，不但未能恢复，反被合并，但希望渺茫并未能中断他那永不停息的努力。此时，他虽是西北联大四常委之一，却久怀独立之心，他留德的同学——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支持和纵容，更加激起他的雄心壮志。居中调和的教育部特派员、常委陈剑翛，目睹三所大学各自为政、冲突不断的局面，孤军奋战，力不能支，不久就辞职到湖北任教育厅厅长去了。1938年9月，由重庆大学校长接任西北联大校常委的胡庶华，一到城固，就发现西北联大“真像一锅大杂烩，摩擦极多，矛盾重重”。冯友兰形象地说，西北联大好比三个人穿两条裤子，互相牵扯，谁也走不动。

　　另外，与西南联大主要是教授治校，自由、民主风气较浓厚不同，西北联大混入大量国民党的“党混子”，勾心斗角非常严重。例如，西北联大教授许寿裳(著名文学家、教育家、鲁迅挚友)工作兢兢业业，德高望重，被学生誉为在外侮与内争并列的年代，“一座进步自由的灯塔，使在暗夜海上的船舶有所归往，不致汩没于风涛”，但因为坚持宣传鲁迅的思想，积极参加救亡座谈会，而深受排挤。本来，西北联大已任命许寿裳兼任法商学院院长，教育部长陈立夫却越过校常委，暗中下令“主法商院长须超然而接近中央者”，并强行任命亲信张北海担任。在西北联大教俄语的翻译家、散文家曹靖华，因“不可靠”被解雇。校常委徐诵明不满陈立夫派张北海给学生发手枪、煽动学生闹事、派特务驻校监视，以及干涉学校人事，愤而辞职，到重庆接受审查时气愤地说：“中国的教育不能由教育家来管，是中国教育最大的悲哀。”国民党以党治校的恶劣做法影响和制约了西北联大的健康发展，也加速了西北联大的解体。

　　1938年7月，教育部颁发西北联大各院系调整办法，农、工两学院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东北大学工学院及私立焦作工学院，分别合并改组为西北农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联大第一次分立。1939年8月8日，“鉴于过去的教育政策之错误,使高等教育酿成那种畸形发展的状态”，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改西北联大为西北大学，同时“按其性质,分类设立”，将西北联大师范学院、医学院各自独立设置，分别改称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至此，五校分立，西北联大不复存在。

　　汉中与西北联大的母子情

　　西北联大的到来，让当地的年轻学子近水楼台先得月。部分师生也创办中学，到周围的中小学兼课或做专题报告，有的学生毕业后在当地担任中小学教师。师生人数的增加催生了旺盛的图书需求，开明、新生、正中、大汉、义兴隆和欣欣等书店陆续出现，陕西省立西京图书馆城固分馆也于1939年下半年建成并对外开放……汉中教育水平陡然提升，思想文化氛围空前浓厚。

　　此前汉中本地的普通人无论男女，多穿土布衣服，上衣下裳，平面剪裁制成，宽松有余，身材线条则衬托不出。西北联大师生穿着从平津等大城市带过来的时髦衣服，让这里的中老年人侧目而视，感觉古怪不成体统。然而好奇、爱美的年轻人则羡慕不已，争相模仿。比如女生夏天流行穿短裤，大胆的当地姑娘也换下长裤穿上短裤。对此，老年人开始骂说是“伤风败俗”、“不知羞丑”，慢慢也就接受了……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西北联大维持不到一年半就解体了，独立的五所大学继续留在汉中，也曾合作办学，后又陆续离开，抗战胜利后全都迁出，走得彻底，留下一堆残墙乱瓦。十几年后(1958年)，汉中创建了自己唯一的大学——汉中大学(1978年改名汉中师范学院，现已并入陕西理工大学)，汉中大学与西北联大及后来独立的五所大学没有任何直接关系。西南联大至少还给昆明留下一所云南师范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的校园里至今较好地保存着西南联大的旧址，而西北联大的绝大部分遗迹已成空地，或被掩埋，留下的史料极少，连口述史都在抢救。

　　在送别这些大学时，汉中这位饱经沧桑的慈母也许曾经一次次想说：“接纳与爱护了你们就够了，缘分已尽，来去自由，你们都走吧，去兰州，去西安，回北京和天津，去中国的其它地方，那里有你们的广阔天地，一路平安!”语气中透着一种不舍与无奈交织的低沉，又透着一种包容和祝福汇聚的气度。

　　汉中与西北联大，传统文明根深蒂固的老家与现代文化青春激荡的先锋，乱世相逢，患难与共。这种非凡际遇注定也确实是昙花一现，然而花落了，却结出累累硕果，从此改写了陕西、西北乃至中国的现代教育史、文化史、文明史。

　　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高校在各自的领域成就斐然，他们的校史上都已镌刻汉中与西北联大的名字。那个曾经遭受蹂躏、践踏，濒临灭绝的国家和民族正以新的姿态创造新的文明，汉中也散发出勃勃生机，年轻而美丽。专家、学者也正在加紧研究这段“母子情”，越研究越充满敬意，也越觉得亏欠：恨没有早点对遗迹进行保护，早点研究，研究得还远远不够……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3-06-05 10: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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