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的大学 不灭的火种
2017-02-03 10:52:43 来源：海南日报 点击： 复制链接
美丽的华西坝
西南联大负责人与湘黔滇旅行团全体教职员合影
华西钟楼——美丽坝上的地标性建筑
西迁途中的浙大师生
抗战路上读书声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有计划地将平津和东南沿海一带的大学迁往内地，沦陷区大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和几十所高校转移到大后方，为中华民族保存了科学和文化的种子。
这些流亡大学几乎囊括了国内所有的知名高校，如大家耳熟能详的西南联大迁昆明，中央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迁重庆，武汉大学迁四川，浙江大学迁贵州；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大学由城市迁到本省比较偏远的县镇。抗战史上的这次高校内迁既支持了全民抗战，又促进了大后方的文化教育发展，更成为中国教育事业薪火相传的一个象征。
湘黔滇旅行团
抗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在湖南长沙组建了长沙临时大学，并于当年11月1日正式开学。由于战事的影响，1938年初学校又西迁昆明，其中两路分别乘车乘船赴滇，第三路则由长沙经益阳、常德、桃园、芷江、晃县、玉屏、贵阳、镇宁、丰彝等地，徒步跨越湘黔滇三省到达昆明。
1938年2月19日，临大湘黔滇旅行团在长沙圣经学院的操场举行开拔仪式，20日正式出发。旅行团有学生284人，组成18个小队，团长为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委派的黄师岳中将，另有三位军官分任参谋长和大队长，随团还配有炊事员和大夫；临大教师11人组成辅导团，黄钰生、曾昭抡、李继侗、闻一多和袁复礼等5位教授组成指导委员会，由黄钰生任主席，途中黄钰生、袁复礼因个人原因退出旅行团。
湘黔滇旅行团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大规模地走出校门与社会接触，出发前同学们包括老师对西南一带的风土人情及人文历史了解甚少，学校便把从北平带出的很多关于西南地区的图书资料拆箱，让有兴趣的教师和学生普及这方面的知识。出发后，旅行团每10人左右编成一队，每队选出一名队长，开始几天大家走得比较慢，适应了环境后逐渐快了起来，一天最快能走上百里路程，而且很多人还喜欢上了穿草鞋。旅行途中或宿营休息时，辅导团的老师们便大展身手，结合当地的地理山川、民风民俗进行现场教学。闻一多指导学生收集民歌、研究地方语言，李继侗介绍云南农村的情况，袁复礼则在湘黔一带讲述河流、地貌的构造和演变。同学们兴趣盎然边走边学，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学到了许多在课本上无法学到的知识。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山川地貌雄伟俊奇，民风民俗丰富多彩，师生们一路调查研究、采集标本、收集民谣、访问村寨，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有了亲身了解和体验。据北京大学政治系学生钱能欣回忆，在一处叫不上名字的的深山老林里，旅行团遇见了一个少数民族山民，他不会汉语，讲的一口土话谁也听不懂，后来有位学拉丁语的同学忽然发现这个人竟然正在尝试用拉丁语和他们交流，原来以前曾有位意大利传教士在此处传教，当地一些百姓便跟这位传教士学会了拉丁文。
4月28日，湘黔滇旅行团顺利抵达昆明。此次旅行全程共计3500里，行程68天，除沿途休息及天气原因阻滞外，实际步行40天，平均每天行程32.5公里。后来钱能欣把自己沿途所见所闻整理成文，取名《西南三千五百里》在香港出版，为后人了解这段历史留下了详实可靠的文字记录。
另一所“西南联大”
抗战爆发以后，昆明接纳了冒着炮火西迁的西南联大，几乎与此同时，同处西南边陲的成都华西协合大学也迎来了来自全国不同地域的数所高校，美丽宁静的华西坝成为大后方的又一所“西南联大”。
华西协合大学是由英美教会组织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校址选在风光旖旎的成都华西坝。“卢沟桥事变”后，中国高校和学术机构纷纷内迁，华西协合大学敞开大门迎接西迁的友校和师生。
1937年10月，中央大学医学院和畜牧兽医系第一个迁移坝上；11月25日，金陵大学的师生从南京起航先后出发，经重庆抵达成都；与此同时，远在山东的齐鲁大学也迁至坝上。1938年1月，已被战火冲散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师生分别从武昌和上海奔向成都，其他散居各地的同学也从四面八方汇集华西坝，当年秋季，学校正式招生开学。最后到达华西坝的是燕京大学，1941年12月，日寇占领了燕大校园，逮捕了30余名师生，学校被迫解散。第二年春天，燕大师生们冒着危险，穿过沦陷区奔向成都新校址，有的同学甚至是沿途乞讨而来。1942年春夏之交，饱受磨难的燕京大学在华西坝开学。
中央大学医学院已于1941年秋季迁出，至此华西坝共汇聚了华西协合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五所高校。由于这些学校都是当时中国高校中的佼佼者，所以人们将华西坝五大学誉为“Big Five”（五强），也习惯地称这一时期为“五大学时期”。
“五大学时期”是华西坝一段独特而空前的历史，伴随着抗日前线的血雨腥风，坝上的高等教育不仅没有萎缩，相反却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各大学在条件异常艰难的情况下增设了一批新系科，学生人数也比战前增加了许多。在这种情况下，华西坝的校舍和设备被发挥到了极至，广大师生因陋就简，阁楼、地下室、洗衣房都变成他们学习和工作的好地方。各校师生朝夕相处，取长补短，五校采取松散结盟的方式，相互利用对方的师资、校舍、设备进行协作办学，对教学采取统一安排、分别开课的办法，允许学生在校际之间任意选课，各校承认学生读得的学分，教授师资和教学设备也可以互通有无，一时间华西坝成为五大学共同的家园。
1945年夏，五大学联合举行了毕业典礼。也许人们已经预感到抗战将要结束，各校议定扩大规模举行，地点选在肃穆宽敞的赫斐院。由于毕业生人数太多，学士衣袍难以准备齐整，故权宜改为男生着西服，女生穿旗袍。五大学校长、教授及四川党政军要人张群、邓锡侯等出席，但谁也没有料到这竟然是“五大学时期”最后的一次毕业典礼。
战争结束后，各大学纷纷回迁，师生们依依惜别，曾名扬大后方的“五大学时期”终于欣喜而又略带酸楚地画上了一个句号。1949年后，当年的华西坝五校迁的迁，拆的拆，兼的兼，风流渐被雨打风吹去，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留给后人的一点无奈和遗憾。
一所大学的长征
抗战爆发后，国立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踏上了流亡办学的艰苦历程。两年多的时间里，浙大师生辗转浙江、江西、广西、贵州诸省，行程5000余里。由于浙大西迁的路线与中央红军的长征线路大体相同，而落脚点又是对中国革命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故后来史家又称其为“文军长征”。
淞沪会战爆发后，浙大迁校已势在必行。竺可桢认为，浙大决不能迁到大城市，而是要搬到那些从未有过大学的城镇，以至僻静的农村，使大学内迁与中国内地的开发有机地结合。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浙大决定迁校建德县。建德在杭州西南约240公里，古称严州。从1937年11月11日开始，浙大教师学生分三批撤离杭州，于15日全部到达建德，同时，图书仪器等校产也用汽车或船只运至建德。至建德后，浙大办公室、教室、宿舍等均分散城内各处，稍事休整后，学校立即复课。
11月下旬，日寇南侵，逼近建德。12月2日，教育部来电同意浙大迁移江西南部。浙大选定的校址位于江西泰和城西的上田村，该村古时即有大原和华阳两座书院，还有趣园和遐观楼（藏书楼），文风之盛，堪与白鹭洲书院相当。在这个安静的地方，浙大师生如鱼得水，黎明即起，漫山遍野，朗诵默读。为了弥补搬迁期间所耽误的时间，各学院的工作和学习时间都自觉延长，于天目山时期开始实行的导师制也在这里继续得到贯彻。在国破家亡的动乱之秋，浙大师生能够如此专注于学业，这在抗战时期国内各大学中实属罕见。
受战事影响，至1938年夏浙大在泰和已无法上课。1938年8月，浙大师生西行入桂，到广西宜山办学。宜山昔称“蛮烟瘴雨之乡”，浙江大学师生到达后，首先遇到的是疟疾的威胁，不少师生病逝于此，据说每场考试下来，就倒下一批同学，故有“宜山宜水不宜人”之说。1939年2月，日机轰炸宜山，浙大校舍遭劫，师生经常到江边躲避，曾有学生这样描述：“碎石与弹片齐飞，江水共泥沙一色！”在这种情况下，宜山不宜再留，竺可桢决意再迁贵州。
1939年2月，竺可桢校长来到贵阳，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商议迁校事宜，此间遇到在贵阳做事的湄潭籍人士陈世贤和宋麟生，两人力劝竺校长迁往湄潭。陈世贤向竺可桢介绍湄潭“出产甚丰，肉每元七八斤，鸡蛋每元100个，米三元一石，其地有水多鱼”，且湄潭山清水秀、文风高尚，人民感情淳朴。竺校长听后便来湄潭考察，湄潭县县长严溥泉听说竺校长来湄考察非常高兴，亲自召集各界人士欢迎竺可桢的到来，并告诉竺校长要把湄潭最好的房舍供给浙大师生选用。竺可桢在湄考察后甚为满意，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湄潭风景优美，民风淳朴，物美价廉。”初步决定将浙大迁至湄潭。
1939年12月6日，浙大师生离开广西迁赴贵州，由于遵义至湄潭公路尚未竣工，浙大一面寻找房屋在遵义临时开课，同时派员赴湄做筹备工作。次年6月初，浙大师生陆续迁抵湄潭上课，浙大从此在贵州度过了七年难忘的岁月。1944年10月，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来湄潭讲学，被浙大醇厚的学术和人文氛围深深吸引，他将浙大与他的母校剑桥大学相提并论，誉之为“东方剑桥”。回国后，意犹未尽的李约瑟还在文章中深情地写道：“在重庆与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特约撰稿 王凯）
责任编辑：吕凤 最后更新：2017-02-03 10:5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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