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西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探析——以贵州遵义为例
2017-11-09 10:56:13  来源：全刊杂志赏析网　作者：闵廷均 , 方步安  点击：  复制链接

　　(遵义师范学院历史系,贵州遵义563002)

　　摘　要:抗战时期,在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方针的促进和遵义社会各界的努力下,遵义地区的教育获得了很快发展,各类学校和师生数量迅速增加,教育成效显著,并且呈现出教育环境由相对宽松到官方意识形态介入明显、人才培养多元化以及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抗战时期遵义的教育发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教育布局的失衡现象,支持了抗战以及为战后重建准备了基础,其教育实践也为以后的教育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关键词:抗战时期;遵义;教育发展;探析

　　遵义地区北接重庆,南通贵阳,文化源远流长。汉代有尹珍、舍人及盛览三贤,曾师从许慎和司马相如,归来教学乡里,开启本区文教。唐宋时书院众多,人才辈出;及至明清,更出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西南大儒。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国民党战时方针的调整及一系列学校的内迁,遵义教育实现了新的发展,不仅促进了遵义地区社会进步,也谱写了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特殊篇章。

　　一、抗战时期遵义教育发展的动因

　　抗战时期遵义教育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概括而言,国民政府“战时需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及其一系列发展教育的措施,为遵义地区教育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遵义社会各界的努力,则使这一时期教育发展由可能成为现实。两者汇聚在一起,形成了该地区教育发展、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

　　(一)抗战时期遵义的教育事业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提出了“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的观点,教育部据此制定了“战时需作平时看”的办学方针:“我国高等教育本不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国民政府不拘泥当前而是着眼长远的这一决策,对教育部门西迁和大后方教育的恢复发展,起着主导作用。

　　1.学校内迁与国立中学的发展。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有计划地将大学迁往内地,沦陷区90%的高级知识分子、50%以上的中级知识分子和37所高校都转移到了大后方。”遵义地区也迁来了国民党中央陆军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和上海私立大厦大学等一些学校。学校内迁遵义,直接增加了遵义地区教育资源,保护了一批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培育了一批包括遵义籍青年在内的新一代知识分子。

　　在进行大学内迁的同时,国民政府在后方设立了一批国立中学,主要招收流亡学生,使这些远离家乡断绝了经济来源的青年能够继续接受教育。这一时期遵义的国立中学有1940年设立的国立浙江大学附属中学、第四服务团桐梓中山中学班,还有1944年迁到桐梓的国立二十中女子分校,其中第四服务团桐梓中山中学班于1941年改为省立。

　　2.公费和贷金制度对遵义教育的促进。施行公费和贷金制度,是抗战时期国统区教育的显著特点,是抗战时期后方教育大发展的基础。根据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的建议,教育部于1941年颁布了《国立中等以上学校贷金暂行规则》等有关学生贷金的规定,“其基本原则为救济战区缺乏生活来源的学生,鼓励他们安心学习”,以后学生贷金覆盖范围逐步扩大到家庭困难的非战区学生。每个学生所贷之总数均印在毕业证书上,以便就业后偿还。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这些贷金以后并未偿还,这等于政府向学生无偿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因此贷金制在1943年后改成了公费制。

　　公费和贷金制度的施行,使得遵义地区很多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能够继续维持学业和基本生活。遵义地区的教育不但没有因为条件极为艰难而崩溃,反而保持了稳定发展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

　　(二)遵义社会各界的努力

　　1.地方民众热心支持。抗战时期,遵义地区人口大增,为了满足大量适龄儿童和青少年入学接受教育的需要,当地及避难同胞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和富户乡绅,出钱出力,先后开办了一些中、小学。这一时期以同乡会馆产业兴办了西蜀小学、两湖小学、豫章中学等知名学校,当地乡绅筹资兴办了玉锡、城成、健民、杰生等小学和玉锡、城成、民生、达昌、德隆等中学。当一些学校相继迁入遵义时,遵义地方民众也给予了广泛支持,积极协助安置和复课。当大厦大学迁到赤水时,赤水地方人士与教育界同仁给予了热忱赞助,立即让出文昌官大庙给大厦大学作为校本部,贵州省立赤水中学、私立博文中学和赤水县立女子中学亦分别借给其部分校舍以安置600多名师生和700余箱公物,使大厦大学在短短一个月之内便顺利复课。

　　2.广大师生的努力教学。整个抗战时期,全国各地物质条件都极为艰苦,原本相对落后的遵义地区在接受了大批避难同胞后更不例外。尽管如此,广大师生的精神面貌是昂扬的,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都艰苦朴素、勤工俭学。教师为了生计不得不兼职做些其他工作,但是对教学工作是一丝不苟的,对学生是认真负责的。当时浙江大学湄潭分部的英语讲师冯斐在日记中写道,教三十余人的先修班都感觉很忙,“怕学生考不取大学,连考卷也改后发还,叫他们仔细看看怎么错的,应如何改正,不明白的地方,还可以带来在personal conference(个别谈话)时提问”。当年的浙大女生在后来回忆说,“当时遵义、湄潭和永兴都没有电灯,晚上点的是菜油灯(或桐油灯)”,“我们的作业、毕业论文等都是在菜油灯下完成的,灯光暗淡而微弱,一点也没有削减我们的学习劲头”。各学校的学生都怀着一种报效祖国的心情,刻苦学习专业知识。

　　二、抗战时期遵义教育发展的基本状况

　　在抗战时期,遵义地区一些中、小学校及职业学校相继创办,加上内迁学校,使遵义地区学校数量相比抗战前有很大增长。新增加的学校大致可分为原战区西迁学校、战区团体在遵义新设学校以及遵义地方自办学校这三种类型。这一时期,遵义的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及社会教育都取得了一定发展。

　　1.学前教育。抗日战争爆发前,遵义地区只有很少的私人开办的托儿所,到抗战时期,遵义地区的学前教育有所发展。1941年,遵义县妇女会在老城开办县立幼稚园,最初名为“四二托儿所及幼儿园”,后收归县教育科管理,更名“遵义县立幼稚园”。1942年至1943年,湄潭、凤冈、仁怀三县也各开办幼稚园1所,省立遵义师范附属小学也增设幼稚班3班。

　　2.初等教育。遵义地区的小学教育在清末民初就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由于连年军阀混战,有的学校时办时停。1935年,地方军阀在遵义的统治结束,又适逢国民政府开始推行义务教育,遵义全区开始分期普及义务教育,初等教育逐步有序发展。抗战时期,发展速度较快。“1939年,有完小129所,初小400所,短期学校(一年制学校)132所,合计661所,学生合计50161人:1942年,学校发展到1983所,学生116740人(注:与表3学生总数相差20人),3年间,学校增加2倍多,学生增加一倍多”。

　　3.中等教育。这一时期遵义地区的中等教育,包括普通中学、中等师范、中等职业,都发展很快。抗战前遵义全区有中学8所,省立中学有省立赤水中学、省立遵义第三中学(1936年改为师范学校后直到1943年仍招普通中学班)两所,县立中学有遵义、桐梓、绥阳、仁怀、湄潭县立中学和赤水县立初级女子中学6所;抗战期间新创办一系列学校,有省立遵义高中、省立桐梓中学,正安、风冈、务川、习水、余庆、道真6县的县立中学,内迁的浙大在湄潭建立附中,私立学校有豫章、玉锡、城成、大同、明德、博文、民生、昆山、达昌、德隆、毅行等11所中学,其中德隆中学和毅行中学创办两年后停办。很多中学都以质量好、升学率高而闻名,为高校提供了大批高质量的生源。

　　在抗战时期,除了1936年在省立遵义第三中学基础上成立的省立遵义师范学校外,遵义还建立了仁怀县立简易师范学校、贵州省仁赤习联立简易师范学校和正安县简易师范学校等几所简易师范学校。这些学校为遵义培养了一批优秀师资,促进了遵义基础教育的发展。

　　1938年以前,遵义地区“没有由各级政府办的职业学校”,只有极少数的私立蚕桑学校;1938年以后,“由政府及有关部门主办的职业训练班、实习班,职业技术学校和民众教育等形式的职业教育开始出现”。抗战时期遵义的中等职业学校除内迁的中华民国海军学校、军政部兵工署第十技工学校、军官外语班和陆军步兵学校外,还创办了几所学校。1942年,贵州省教育厅与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合办了贵州省湄潭实用职业学校,设农艺、园艺二科,并与中央茶业实验场合办了制茶科一班。1944年,遵义专区所属各县联合举办了贵州省第五区各县联立高级医事职业学校,校址在遵义环城路,设护士、助产两科。

　　4.高等教育。在抗战时期,国立浙江大学、国民党中央陆军大学和上海私立大夏大学先后迁入遵义,填补了遵义地区高等教育的空白。这些大学迁入遵义后继续发展,以浙江大学为例,其在西迁时有随校学生460人,1941年6月在校大学生1486人、研究生13人、先修班学生40人及附中学生492人,到1946年10月时已达在校大学生2243人。

　　5.社会教育。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国民政府在后方进行了以抗战教育、识字教育为中心,以民众学校为实施机关的民众补习教育。由于当时经济与文化的整体落后,文盲率极高,据1939年12月统计,遵义所在的第五区12个县份中,“文盲率达90%以的就有8个县,最低的赤水县也达85. 37 010”。1939年,贵州战时民众补习教育推行委员会成立,遵义各县也建立了相应组织[4]368。据统计,1939年遵义各县的民众学校,“县立66所,保立114所,附设47所,学员合计15002人;面向失学儿童的一年制的短期小学,省拨款建立的97所,县拨款建立的3所,保立25所,合计125所,学生10 064人”,到1942年,合计办班1439班,学员51300人。

　　三、抗战时期遵义教育发展的基本特点

　　(一)人才培养多元化

　　抗战时期遵义地区的教育和后方教育一样,遵循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方针,坚持教育正常化,但同时也注重为抗战服务。职业教育对迅速培养各行各业需要的人才大有裨益,抗战时期获得迅速发展。迁入遵义的中华民国海军学校、军政部兵工署第十技工学校、军官外语班和陆军步兵学校在遵义的短短几年中,为提供抗战时期急需的军事、外交及专门技术人才作出了特殊贡献。在这一期间,军官外语班共举办五期计23班,前后毕业419人。中华民国海军学校“先后毕业航海班学生十二届计253名;轮机班学生六届计102名;造船班一届10名;化学班一届10名”。与此同时,师范教育也有很大发展。浙江大学设有专门的师范学院。在抗战时期,遵义创办了仁怀县立简易师范学校、贵州省仁赤习联立简易师范学校和正安县简易师范学校等几所中等师范学校。主要以扫盲为主的社会教育,也普遍提高了遵义民众的识字率,促进了遵义整体文化程度的提高。

　　(二)发展不平衡

　　这一时期遵义的教育发展,体现出不平衡性。

　　1.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发展速度不平衡。在遵义地区抗战时期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社会教育中,中等教育发展最快,初等教育次之,高等教育和社会教育发展较慢。在整个抗战时期,遵义地区的高等教育只有从外地迁来的国立浙江大学、国民党中央陆军大学和上海私立大夏大学三所,并且陆军大学于1940年迁往重庆,浙江大学和大夏大学在抗战胜利后也先后搬回原籍。

　　2.分布区域不平衡。这一时期,新创办的学校主要集中在县城,并且主要集中在遵义、桐梓和仁怀等少数几个县。遵义县、桐梓县、仁怀县的小学分别为515所、312所、233所,而务川县、赤水县、道真县都不到70所。至于一般乡镇,学校更少之又少,而在较偏僻的农村,兴学校办教育就更无从说起了。

　　(三)教育环境由相对宽松到官方意识形态介入明显

　　在抗战初期,由于国民政府主要精力集中在对付日军的进攻上,加上对人才的急需,对学校具体办学干涉较少。各大中小学校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没有统一的教材,由学校及老师自编或自选教材上课,加上遵义位于后方安全地带,遵义教育环境相对宽松和自由。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国民党的教育政策与其政治统治上趋于集权与独裁相表里,力图实现以国家力量掌握教育,掌控教育的决策权的目标。在教育制度和政策上,越来越注重推行“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以钳制青年学生的思想,实现其统治目的。在遵义,国民党也逐步加强了对学校的控制,还派特务进行监视,破坏爱国师生的抗日民主运动。

　　四、抗战时期遵义教育发展的影响

　　抗战时期遵义地区的教育实现了新的发展,其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教育布局的失衡现象。从全国教育布局来看,抗战时期遵义的教育发展是西南地区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教育布局的失衡现象,有利于遵义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力资源的开发。

　　中国近代教育起步较晚,而且主要集中在北京和沿海一带。抗日战争开始后,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沦陷,国民政府采取了大学内迁和国立中学的措施,大部分高校迁往西部,在遵义也迁来了包括国立浙江大学在内的一些学校,并有一批中小学相继创办。即使在抗战胜利后,浙大等一些学校东返,但留下了校舍和部分教学仪器,为当地培养了一大批教育和技术人才,更重要的是留下了不畏艰苦、严谨踏实的学风,促进了遵义乃至西部教育的发展,缩小了与东部沿海的教育差距。

　　2.支持了抗战并为战后重建准备了基础。抗战时期遵义地区的教育发展,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抗战所急需的人才,为争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像浙江大学等高校培养出了一批具有世界水准的国家栋梁,使得中国的学术薪火相传,存续不绝,并奠定了未来现代化发展的坚实基础。

　　3.其教育实践丰富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为以后的教育发展留下了宝贵经验。遵义地区在抗战时期,积极利用社会力量办学,灵活实施教学,实行人才培养多元化,重视师范教育和职业教育,使得整个教育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积累了符合遵义实际的成功办学经验。在遵义办学的七年中,竺可桢校长身体力行培育了有丰富内涵的“求是”学风,使得浙江大学在经费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从一所并不引人注目的大学,迅速崛起成为国内有影响的几所大学之一。竺可桢校长及他的同事们的办学是艰难的,然而也是成功的。浙江大学在遵义的办学实践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经验,对于我们当今的高等教育建设仍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总之,在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方针的促进和遵义社会各界的努力下,抗战时期遵义教育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是在极其艰苦条件下发展教育的经验尤为可贵。我们通过对抗战时期遵义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状况的认真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加以借鉴,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发展遵义以及整个西部地区的教育事业,对于推动遵义社会经济文化全面进步以及促进我国教育公平和教育区域均衡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l]侯杨方,不绝的薪火:抗战时期的教育[N].南方周末,2008 - 07 - 31:D23.

　　[2]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教育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3]张珊珍,陈立夫生平与思想评传[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97.

　　[4]遵义市政协宣教文卫委员会.遵义抗战纪事,黔新出[图书] 2005年内资准字第399号,2005.

　　[5]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 [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

　　[6]遵义地区教育志编纂领导小组.遵义地区教育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7]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抗战的遵义,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M]. 2004.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11-09 10:5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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