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及启示
2018-03-15 15:11:12  来源：论文网　作者：白鹤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和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结合抗战需要和陕甘宁边区实际，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社会教育的政策和措施来进行边区的社会教育建设，从而推动了边区经济发展，改善了边区的基本面貌，支援了抗日战争。在社会教育过程中，展现出社会教育与抗战、生产紧密联系，依靠群众办教育等特点，这些方法和思想对当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乏启示意义。

　　关键词：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指导中心之一，是中共中央指导抗战的战略总后方。中国共产党在边区进行的社会教育这一政策有两层含义：一是“给‘文盲’和‘半文盲’以获取知识的工具，使能运用文字获取知识发表思想意见”;二是“提高群众政治水平，给群众以民族意识，抗战知能，动员群众参见救国实际行动”[1]28。

　　一、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背景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战争的扩大和加深，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使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境地，抗日战争上升为全民族的解放战争，抗战任务落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肩上，农民群众成为抗战的基本力量。所以，动员民众抗战显得尤为重要。而民众的抗战积极性和自我牺牲精神，主要取决于他们的认识水平和政治觉悟的提高，这又只能通过教育和宣传工作来实现。

　　边区成立以前，“学校稀少，知识分子凤毛麟角，识字者亦极稀少，在某些县如盐池一百人中识字者有两人，在如华池等县则两百人中仅有一人。平均起来，识字人只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一。”[2]26文盲众多、文化落后必然会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理解和执行，不会用科学的方法发展工农业生产，从而影响人民群众在边区建设与抗战工作的革命热情。“边区人民从旧社会承继过来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其所承继过来的文化遗产则更为落后，……封建文化残余还在多数人民的脑子里存在着。”[2]214边区政府成立以后，必须大力进行扫盲，还要通过教育来增强他们的科学文化知识，克服封建迷信影响，提高群众科学意识。

　　二、边区社会教育概况

　　社会教育是“学校教育以外的、对不能脱离生产的广大民众进行的教育。它把社会当做教育和教学活动的场所，哪里有群众的生活和生产，哪里就有教育和教学工作。”[3]330毛泽东称其为长期的大学校。抗战时期，尽管边区经济落后、条件恶劣、财政困难，但其社会教育事业却空前高涨。

　　(一)制定有效的方针政策

　　边区政府于1937年成立后，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审时度势，提出抗战教育思想，实施“国防教育”，“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4]33-34使教育为抗日战争服务。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实行抗战教育政策，要求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及广泛开展民众教育。同时强调在办理社会教育的过程中，贯彻群众路线，并指出社会教育的两条原则：一是群众的实际需要原则;二是群众的自愿原则。根据“国防教育”方针和群众路线的原则，边区政府进行以抗战需要为宗旨的教育改革，颁布一系列文件来具体指导社教工作。

　　(二)建立完善的教育管理机制

　　边区社会教育的最高领导机制是边区教育厅，掌握社教的大政方针;其次是行署教育科，对该地区的社教工作进行全面、集中的领导;再次是领导区教育科的县三科，具体负责本县的社会教育工作，同时成立第三科联席会以推进各地工作的联系与交流;乡村教育委员会是最基层的社会教育组织机构，负责本村各类民校、俱乐部、民革室、村救亡室的组建。依此，边区从上到下形成了政府、行署、县、区、村五级社会教育的管理体系，有力地保障了该工作的开展。

　　(三)组织形式多样灵活

　　冬学是陕甘宁边区最主要、最有力的一种组织形式;识字小组一也是很重要的形式;其次还有夜校，半日校，数日校，轮学等形式。同时，各县、市在人口众多的城市或集镇设立民教馆。又在人口比较稠密的城市、机关、学校、部队、企业和十户以上的村庄普遍建立了俱乐部。诸如此类灵活多样的组织形式，适应边区个体经营的生产方式，可以把一切生产者都组织到社会教育中来。

　　(四)规范学习内容

　　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一届参议会制定的《施政纲领》中明确指出，抗战教育目的是“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民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其社会教育内容也是依此进行规范和制定，主要包括文字教育、政治教育和文娱教育，常设课程主要有政治课、识字课、军事和自然常识课、算术课、唱歌课等。

　　(五)成效明显

　　1.提高了边区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支援了抗日战争。通过新文字扫盲运动和普及教育，许多青年和少年儿童或多或少扫了盲，文化水平得到提高。社会教育坚持生产服务方向，向边区人民介绍生产发展动态，传授生产知识和经验，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个体经营的生产方式逐步变为互相合作的生产方式，进行科学种田。边区人民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了生产发展，在人、物、财力上支援抗日战争。

　　2.提高了边区人民的政治觉悟。在社会教育的课内外，长期向群众进行了抗日战争、减租减息、三三制、大生产运动等方面的教育，因而人民群众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他们积极投入减租减息、锄奸反霸的斗争中，成青年踊跃参加自卫军当兵上前线，参加各种长短途运输队和各种义务劳动，积极缴纳公粮等。

　　3.大大改观了边区落后的社会风貌。旧社会，边区封建迷信活动猖獗，巫神多达2000余人，他们招摇撞骗，为害甚烈;卫生条件极差，人畜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高达69%;赌场遍布，吸食鸦片者甚多。社会教育通过对边区人民破除迷信、讲究卫生、妇女解放的教育，改造二流子等方面，为边区移风易俗、建立新的社会风貌起了重大作用。

　　4.提高了基层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边区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大都有一定政治觉悟，但由于长期受阶级压迫而没有读书机会，很多都是文盲或半文盲。1940年以后，边区政府强调扫除干部中的文盲、半文盲：青救会保证干部60%入冬学，妇联干部和工会干部保证50%入冬学。1944年各县还试办干部冬学。通过多种教育方式，不同程度地提高了他们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

　　三、边区社会教育特点

　　(一)社会教育与抗战、生产紧密结合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毛泽东把战争、生产、文化，作为夺取抗战胜利的三个密不可分的环节。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是目标，而生产、文化是战争胜利的保证。只有用教育这个手段来提高民众的民族觉悟、胜利信心和增加抗战的知识技能，以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战，训练千百万优秀的抗战干部，才能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因此，陕甘宁边区的教育普及运动首先是一种抗战训练的广泛活动。在战争时期，如果只注意儿童教育，而不注意成人教育，那什么时候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在文盲众多，财力、人力困难的陕甘宁边区，在抗战急需人才的战争时期，只能是“成人教育第一”。成人又是生产的主力军。发展文化必须和发展生产相辅前进。因此，教育普及运动又是一种推动生产的广泛运动。

　　(二)依靠小学校进行社会教育

　　陕甘宁边区是一个经济和文化都十分落后的地区，要尽快地提高民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唤起广大群众夺取抗战的胜利，经济上又无多大力量举办民教机关，小学校就担负起民众教育的任务。而社会教育又从各方面对小学教育产生极大影响。因此，社会教育需要学校教育的帮助，学校教育需要社会教育的推动。基于此，边区执行了依靠小学进行社会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携手前进的正确原则。小先生制是这个特征的具体表现之一。担任教人识字工作的小学生叫小先生，这种小先生在当时比比皆是，他们在社教工作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党、政、军及群众团体都来办社会教育

　　陕甘宁边区利用各种组织的力量开展社会教育。1937年社会教育工作开展后，社会教育由教育厅第三科具体领导。为推动社会教育工作，边区教育厅1938年决定每县增设一名社教指导员。1939年又组织社会教育指导团，督导社会教育工作。但这些显然是很不够的。边区教育厅在1940年社会教育工作总结中指出，要想开展社教工作，必须要党政及群众团体密切地配合起来，使用适当力量来领导。这是从社会教育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1941年10月，边区教育厅、青救会、妇联会、总工会及保安司令部发出《关于办理冬学的联合指示信》，提出“要把事情做得好，必须识字”的口号。并规定青救会干部要保证60%入冬学;妇救干部和工会干部，保证50%入冬学。

　　(四)社会教育依靠群众自己来办

　　办社会教育，就要相信和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由群众自己来办。这是边区社会教育最根本的特点。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的内容，密切联系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坚持群众需要什么就学什么的原则。镇原县刘家城村的39名育龄妇女中，在194个新产儿中，就死了106个。面对这个严重的事实，这个村的女冬学就以妇婴卫生教育为主。教员李珠同志挨门挨户地向群众宣讲新法接生，新法带孩子以及月经期间卫生常识等。学生很快由26人增至70人[3]350。

　　四、边区社会教育对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启示

　　(一)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相结合，做到实事求是

　　边区社会教育采取群众的需要和自愿原则，按照群众的意愿开展社会教育，社会教育的组织形式、教育内容和开展时间等都是根据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而定，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即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5]534马克思主义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科学分析当前革命实际，制定出正确的方针和策略，切实解决革命的实际问题，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掌握群众。

　　(二)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边区政府的重视，是社会教育取得成功的主要经验。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边区政府把社会教育当做政府工作的重要一环，发布一系列决策和通知，对社会教育的对象、任务、内容、形式、经费等问题做出具体指示和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成果是真理，但其自身并不会自然而然完成大众化。如果放松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科学的理论是不可能自发掌握群众的。建立健全党的宣传学习机制是坚持和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的重要实现形式。

　　(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和民族化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学说和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要掌握群众、教育人民就必须经由通俗化的转化过程才能真正吸引大众的关注。“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6]39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有广狭之分，广义的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狭义上则指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研究要有中国文化的风格和特点。为使中国民众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理论上的亲近感和文化心理上的认同，就必须用中国人特定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用中国人熟悉的语言形式对它进行解释。

　　(四)立足实践，与时俱进

　　全面抗战爆发不久，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首次提出“国防教育”的口号，边区政府也提出抗战社会教育方针。社会教育的内容与时代要求的方向要一致。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取向根源于它的实践品格，马克思主义不仅要简单地解释世界，还要合理有效地改造世界，这种实践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而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因而，立足当下实践，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之所在，更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之基和活力之源。

　　参考文献：

　　[1]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Z].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2]陕甘宁边区参政会文献汇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3]陕甘宁边区教育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4]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

　　[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论文艺：增订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8-03-15 15: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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