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对西南地区发展的影响
2018-03-15 15:27:22  来源：论文网　作者：赵瑞平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抗战时期，高等院校的内迁不仅保存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文化血脉，延续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同时内迁院校先进的教学实践理念，促进了西南地区教育、经济、社会风俗等方面的飞速发展，为当今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抗战时期 高校内迁 西南地区 影响

　　高校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中流砥柱，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对我国的高等院校进行了彻底的破坏，使得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为了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的命脉，延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国的高等院校开始了坎坷的内迁历程。

　　本文论述的内迁院校主要是指从沦陷区迁往大西南国统区继续办学的高校，约占全国高校的70%，这些内迁院校在艰苦的抗战中长期坚持办学，促进了西部地区教育、科技、人才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开发，取得了显著成果，为后期西部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高办学水平，加快西南教育的飞跃发展

　　(一)提升了西南教育的整体水平

　　抗战时期, 我国新办高校如雨后春笋，陆续统计达 56 所, 西南、西北以及两广及闽浙赣等内迁高校集中的省份就有43所, 占总数的 3/4 强; 高校的内迁和内地高校的兴办促使了我国教育中心的大转移。高等院校从原来的以平津沪宁汉杭厦穗为中心的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转向以重庆、成都、昆明、贵阳、桂林、西安为中心的西南、西北地区及粤北、赣中南、闽西、浙南等地。高校的内迁大大改变了这些地区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落后的局面。

　　(二)提高了当地办学的积极性

　　抗战前,西南地区教育落后,教育基础薄弱, 教育观念陈旧,办学积极性不高。随着内迁院校的转移,尤其是先进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人们的观念和看法发生了改变,办学积极性空前提高。据统计,抗战时期,云南省新建了两所高等专科学校即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和省立体育专科学校。共建42所省立中等学校; 128所市立中等学校; 31所私立中等学校。其中较著名的有昆明的天祥中学、培文中学。这些新办的私立中学,教学水平很高,学生的成绩明显超过许多公立中学,这也成为当时云南中等教育发展的特色。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一些联大的学生深入云南的边远地区,在当地的公私立中学和小学任教,有的甚至创办或帮助创办私立中学,大大提高了这些地区的教学质量,开拓了边远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为云南省的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做出了贡献。

　　(三)为西南地区发展培养了大量急需人才

　　抗战之前, 滇籍学生在国内外高等学校毕业的很少。根据教育厅的统计资料:从1911年至1938年,共有滇籍毕业生2 575人,其中国外238人,国内2 337人。抗战开始后, 迁往云南的高校除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滇组成的西南联大外,还有中法、华中、中山、同济等大学以及东方语文专科学校。这些迁入的大学,为滇籍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会。滇籍大学生人数也从此大为增加。1942年一个年度,滇籍在校大学生就有1113人。同时, 当地政府和部分内迁高校还着手派遣青年学生到海外留学。例如，国立清华大学鉴于在抗战期间各项人才的迫切需要,于1940年度在滇选派留英公费生20名。与此同时，西南联大还为云南培养中等学校教师，解决本地迫切需要的师资。

　　二、从事地方经济开发与建设, 促进了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

　　抗战时期的内迁院校在教学之余, 根据当地的发展特点寻找课题, 进行经济开发和建设, 推出了一大批具有当地特色的产品, 形成了当地经济的基本特色,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抗战时期的经济困难。例如，著名的“流亡大学”——浙江大学辗转到贵州省湄潭后, 对当地经济进行了显著的开发。著名的英国史学家、剑桥大学生物化学教授李约瑟在抗战时期中国科学研究的一份考察报告《科学的前哨》中, 曾写道: 浙江大学“具有广大试验场地的农业研究所, 也正在进行着很多工作。该所曾发现本地所产一种蔷薇的果实里, 含有多量微生素 C, 并在枣子里面找到维生素 P。该所还研究贵州著名的茅台酒所用的酒曲, 这种酒曲除掉酵母菌之外,还包含特地配入的药剂不下 28 种之多。土壤学方面,进行着土壤氢离子浓度的研究, 和土。中微量元素如镍、锌等研究, 特别注重其对于茶、豆、蔬菜等作物的关系。”{1}

　　同时浙大又在遵义和湄潭两地推广蕃茄、马铃薯种植; 在黔北推广病虫害防治, 推广蔬菜种子等。值得一提的是农化系罗登义教授受湄潭茶场委托, 测定出茶园的土壤中具有 63 种微生物, 为开发湄潭茶园提供了理论根据, 所试制出的“湄红茶”今天在竞争激烈的茶叶市场仍然享有盛誉。抗战时期内迁高校的多种途径并举, 在当时的特殊时期为西南地区经济的开发奏响了乐章。

　　三、改变了当地风俗习惯，促进了西南地区社会的发展

　　社会风俗的形成与一定人群在较长的时间内相对定居有着密切的关系,缺少交流,缺乏新的文化因子,具有较大的封闭性和惰性，是社会文化中最表层也是最不容易改变的东西。抗战时期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文化层次的外地人口进入西南地区,使东西部风俗有了接触的机会,不同范畴的风俗文化彼此发生碰撞,互相适应,逐渐形成了一种相互交融的新景象。内迁高校的群体来到西南,既受到当地人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当地人的生活。

　　(一)生活习惯的改变。例如，在昆明，战前无论城乡,人们每天只吃两餐,即上午九点和下午四点,而在战后,变成了每天吃三餐。同时，在衣着上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战后人们普遍以西装为新潮,“瓜皮小帽,现在普遍以毡帽来代替了,棉布鞋以皮鞋来代替了,女子和妇人因山野间的鲜花得来容易,故再也不用人工制造的花来装饰了”。{2}云南昆明的变化,说明在当地人看来,内迁者带来的生活无疑是合乎时尚和值得仿效的。

　　(二)语言交流的互相影响。“移民一方面造成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又使不同地域的文化发生交流,产生新的文化,人口的迁移在促使文化发展的同时,也使语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华民族的语言极为丰富,因地域不同形成众多的方言。这种现象,一方面反应了语言的发达,但另一方面阻碍了不同区域人民思想文化交流。人口的流动为语言的交流与发展创造了条件。例如，当时,一部分流亡来滇的联大学生到路南县的尾则地区开展社会工作,到后来,这里的“好些夷胞儿童都会讲汉语了”。{3}在日常交往过程中,为了能够彼此明白对方的意思,当地人和外地人都操着夹杂着浓重方言音调的“国语”进行交谈,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语言的统一。

　　(三)婚姻方面的变化。随着人口迁徙,大多数不同信仰,不同区域的人聚居在一起,互相影响,促使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抗战前，滇缅公路上的司机们“大约65%是和云南女子结婚的,而大多数属于初婚。在这些家庭中,从妻子方面,很容易看出本地的社会风俗”{4}云南的许多地方仍然处于原始社会发展阶段,如“澜沧的拉祜族,抗日战争前还处于对偶婚时期,受到的外来影响日益加强,对偶婚家庭开始走向解体,这一过程发展到解放战争胜利后,已有少数家庭在生产、生活方面完全过渡到一夫一妻制了”。{5}随着高等院校的内迁，新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的输入,新的风气和习俗得到了确立。极大地冲击了云南当地封建、愚昧、保守的风气,原先较为封闭的社会,逐渐趋向开放,推动了云南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总体来说,抗战时期内迁院校对于西南地区的教育科技和人才等资源的开发,起到了先锋和骨干作用,取得了罕见的成绩。这些成绩和经验对于当前和今后西南的教育科技和人才开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值得人们反思和借鉴。

　　参考文献：

　　[1]熊贤君.抗战时期内迁高校的西部开发[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

　　[2]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3]季啸风.中国高等学校变迁[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5]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峥嵘岁月流风遗泽[G] //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8-03-15 15:2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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