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木刻艺术教育
2018-03-20 14:19:21  来源：论文网　作者：谢春  点击：  复制链接

　　(注:作者简介：谢春(1975- )，女，汉，四川绵阳人，四川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国美术史。)

　　摘 要：抗战时期的木刻艺术教育在木刻家的积极倡导和热心指导下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大量的木刻艺术展览，不仅展示出木刻艺术教育的丰硕成果，也积极地配合了抗战，发挥了木刻之战斗武器的作用，使其历来被睥睨为雕虫小技的观念在抗战时期得到了改变。

　　关键词:抗战时期;大后方;木刻;艺术创作;教育

　　中国的艺术教育，肇始于晚清，当时一些接受新思想的艺术家，认为要拯救中国落后衰颓的艺术，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艺术教育制度，改变历来培养艺术人才的传统封建模式。就美术教育而言，首先出现的是美术师范教育。辛亥革命以后，又出现一批专门的美术学校。这些学校，从培养目标、教育思想到教育方法，或多或少采用了日本、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美术学校的模式。如成立于1910年初夏的“上海油画院”在“图画速成科”招生广告上曰：“本院乘暑假余暇，特设图画速成科，授以各种最新西法绘像术，凡来学者，无论有无程度，均使学成而去。” [1]可见，艺术学校在美术革新意识支配之下，推崇的是科学的、进步的西方美术教育体系，被视为“雕虫小技”的木刻艺术，自然不会走进高雅的艺术殿堂。

　　根据战时中学美术科教材的规定，美术教学内容包括基础练习、宣传画、图案画、中国画和用器画 [2]，木刻艺术并没有被纳入正规的教育细则。但是，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发展，木刻艺术进入学校成为越来越多文艺先觉的共同呼声：“木刻艺术果然发达了，为了使他发展，推广，我认为应该在各学校建立起学习木刻的风气，最好把木刻也列入正式的学习课程，美术专科学校应该把木刻列入正式的必修课。” [3]于是，大后方一些中小学和大学成立了木刻研究会、绘画组等以推广木刻艺术教育。在众多的木刻教育实践中，成绩最为突出的是育才学校，该校学生“作画技术的熟练，比重庆市上历届名画家的画展并无逊色，足见该校教育的成功” [4]

　　一、战时大后方木刻艺术教育的先行者―育才学校

　　育才学校是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于1939年7月所创办的一所新型学校。校园坐落在重庆嘉陵江边的凤凰山上，曾经冷落、颓圮的古庙，自1939年创办育才学校以来，便充满着欢声笑语，一百多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在教师的辛勤培育下，过着合理、进步、丰富的集体生活。学校的发展得到了郭沫若、冯玉祥、邵力子等人的支持与关爱，曾赠送字画鼓励之，冯玉祥将军为育才学校亲笔题词“育才之友”。

　　育才学校的学生是从各个保育院挑选出来的具有一定特殊才能的儿童，择生的标准诚如陶行知先生在育才学校创办旨趣中所说：“培养国家民族人才幼苗的办法，不管他有什么缺憾，只要有特殊才能，我们就应该加以培养” [5]。而且，“我们的孩子都从老百姓中来，他们还是要回到老百姓中去，以他们所学得的东西贡献给老百姓，为老百姓造福利。他们都受着国家民族的教养，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贡献给整个国家民族，为整个民族谋幸福。……现在中国处在伟大的抗战建国中，必须用教育来动员全国民众觉悟起来，在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之下担当重要的工作。……引导他们团结起来做反抗侵略的小战士，它主张实施与抗战建国的实际相结合的抗战建国教育” [5]。可见，陶行知创办这所学校的初衷一是培育民族艺术幼苗，二是使艺术更好地为抗战服务。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学校先后聘请大后方著名木刻家王琦、丁正献、陈烟桥、张望、刘铁华、许士骐、梅建鹰等为绘画组的指导教师，有力地推动了木刻教育的发展，正如王琦所说：“近两三年来，全得一些木刻工作者走进了中学校去当美术劳作的老师，他们利用这些机会教学生刻木刻，于是，木刻才慢慢在中等学校里活跃起来。” [6]绘画组经常举办木刻画展，不仅扩大了学校知名度，展示出该校木刻运动的勃兴，更为重要的是，增强了抗战宣传力度，扩大了全民抗战的影响，得到众人的支持，如新闻媒体所报道的一样，每次展出，“观众甚为踊跃，甚得各艺术名家的好评，定购的人很多” [7]。

　　虽然抗战时期的木刻画册不少，但专供儿童读阅的书刊画册却寥寥可数。郭沫若曾在《木刻艺术》杂志上急呼木刻工作者多刻印儿童画报，他说：“中国的儿童实在太可怜了，玩具只是些旧式舞台上所使用的刀枪，读物更是一无所有。” [8]育才学校出版的儿童木刻画册打破了这种尴尬的局面。1941年，在重庆出现了一本很有意思的木刻集子――《幼苗集》，内载的十六幅作品均出自该校十五岁以下学生之手。虽然作品还显得幼稚，却使人感到木刻在学校、在儿童中发展的前程，正如陶行知先生在这本集子的小引上所言：“我们不是为着训练‘小专家’或‘小老头’，只是在于培养人才之幼苗，使有才能者的幼苗不致枯萎，而且能够发展;我们爱护和培养他们正如园丁一样，谨慎辛勤地工作着，希望他们一天天的生长繁荣。” [9]

　　育才学校绘画组关注现实，同革命现实主义的美术运动方向保持一致，在抗战救亡的战线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孩子们经常在老师的带领下走出校园，走近农村，以乡村生活为题材，创作了许多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深受社会各界好评。1944年，育才学校在七星岗江苏同乡会和平路管家巷二十八号儿童美术馆举办展览，师生同台献艺，展出了包括木刻指导老师许正骐、王琦、梅建鹰等之作品。《新华日报》专门报道了展出情况，高度赞扬了孩子们在技法方面取得的成绩及现实主义美术创作态度和民族主义美术意识，文曰：

　　孩子们渐渐地长大了，以这项育才画展为证，他们也渐渐的进步了，沿着一条正轨进步了。一幅幅的速写、水彩、木刻、图案，给予我们有力的说明。不仅一次留心到孩子们的成绩的人们，更清楚的看见了，柔弱而含糊的线条逐渐变得有力而正确，通过孩子们的头脑和手，藉着颜色和纸张，他们的视野逐渐扩大了。我们不仅一次地看过不画人民画远山的“画家”们的作品，从展览室到爆发户的客厅，名利兼收。这里的画――孩子们的画――是不同的。他们画着人像，静物和风景，但，这只是必要的基础练习。同时，我们也看见了“失业者”、“防空洞内”……这一类的现实的反映。我们不可忽略了木刻那一部分，当他们在素描上已经有了相当基础的现在，在木头上运用着刀子，正获得了不亚于某些成人的成就。我相信，他们之中，不止一人将有着超越历史上诸画圣的更伟大的成就，因为他们已经踏下了的路子是人民画家的路子。祝福孩子们，祝福为孩子们辛苦的大人们。愿和风润雨多多滋润在炮火中，在艰难的日子中成长起来的幼苗。 [10]

　　本文作者借此机会呼吁社会各界慷慨解囊，积极购画，接济育才学校窘困的经费状况，为保护民族美术幼苗献出微薄之力。

　　1943年，由育才学校主持的美术展览，在社会各界引起了轰动。此次展览于1943年元旦起连续展出了三天，观众十分踊跃，很多小朋友前往参观。冯玉祥将军、邵力子及美国援华会艾德敷先生等亲莅会场观看。此次展出作品650幅，一部分为育才学校、国立重庆师范附中，半山小学，云南省立云端中学等小朋友作品，作品内容包括素描、木刻、浮雕、松板画、水彩画、铅笔画、速写等;另一部分为参考室，主要介绍国内外优秀艺术品，包括中国历代名画影展、西域及敦惶艺术品、中国名画家作品、世界各国生活图片。有意思的是，冯将军一年前曾为该校所书对联，文曰：“要想着收咱失地，别忘了还我河山。” [11]至此次展览，恰好一周年。参观时，“冯氏对小朋友所作之松板画极感兴趣，邵大使参观时尤为仔细，艾德敷氏称如将此松板画及木刻遴选一部分送往美国，必受热烈欢迎” [11]。育才学校的画展，还深得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的赞誉，曾在《新蜀报》为儿童画展献词，称纯真之拙，乃艺术最高境界，鼓励发挥儿童自由创作精神。

　　育才学校的木刻教育成果不仅在国内享有盛名，作品还多次送往国外展出，获国际友人赞誉。1944年送木刻往印度加尔各答举行画展，得到各界人士的好评，订购者也很踊跃。画展结束后即回到陪都再次在中苏文化协会展出，并打算“以后还要送到英、美等国去展览” [12]。

　　二、战时大后方高校木刻艺术教育

　　除了中小学，木刻艺术也走进战时高校，这是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战前的学院派崇尚的是西方写实绘画和现代绘画，在他们看来，木刻艺术不登大雅之堂，就是在木刻艺术的发源地――杭州西湖艺专，木刻艺术的学习者也寥寥无几。对此，王琦无不感慨而言：“中国的艺术教育委实衰败地可怜，从来学校有几幅中国画也只是教一些无关人们痛痒的东西。木刻之不能进门也是意中事。但抗战六年的今天，有生命有价值的艺术仍然舍不得让青年们去知道，艺术教育的权威者们，还拿一套陈腐的艺术至上的论调去骗骗人，虽然许多头脑清醒的青年人不曾被骗到，但比较昏庸的受起迷醉的也不少数。” [14]随着抗战全面爆发，越来越多的专业艺术院校学生开始握刀刻画，积极地参与到民族抗战的洪流中。在一定意义上，抗战改变了美术教育体系，也改变了艺术院校学生的美术创作观念。

　　位于重庆附近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美术组是率先把木刻作为课程并纳入教育计划的高校。该组师生创作的木刻作品参加了各类美术展览，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为此，王琦在《新蜀报》上撰文写到：“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美术组之有木刻课程的设立，实开先河之导，而且在短时期内居然培养出这样的成绩，真使我们如在一团漆黑的路上果然发现前面有一线阳光似的快乐。我想这不但对于中国的木刻而且对于整个艺术界也多少是有些益处的”。 [14]

　　国立艺专，是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摇篮，1928年创建于杭州。抗战时期，曾一度迁往云南、重庆等大后方城市，为大后方木刻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虽然该校木刻运动受到经济和印刷条件等方面的困扰，未能有很显著的成绩。但是，该校青年在领导者王石城的带领和帮助下，以木刻画为武器，积极配合抗战，显示出的爱国主义热情是值得颂扬的。

　　1938年春，杭州、北平两艺专在湘合并，改名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校分专科与高职，专科本部又分实用艺术部与纯粹艺术部，后又在纯粹艺术部增设木刻科，“这样，木刻艺术就正式列入国立最高艺术学府的课程了” [15]。秋季考试招生，投考木刻科的有十几人，结果录取六、七人，但因当时请的教授未到，终因无人讲授而取消了这一科，几个同学被分配在其他科。学校在沅陵的时期，由于政治情势的好转和校长藤固对于木刻艺术的正确认识，给木刻青年提供了自由创作的环境，摆脱了杭州时期的桎梏，促进了艺专木刻艺术的发展。当时，活跃在校园的木刻作者主要有夏朋、马基光、韩秀石、黄守堡等人，他们举办了木刻展览，并经常在当地的报纸如《国民日报》、《沅涛》、《反钟》上发表木刻作品，以在社会中扩大木刻艺术之影响。学校移至贵阳的两个月里，举行了盛大的宣传画展，木刻画占一个专区，颇得一些学生爱好。之后，一些学生创作的部分木刻作品散见于《革命日报》上。学校迁到昆明时，由于“这秀丽的城市当时嗅不出一点抗战气息，无形中使木刻活动也停顿下来，只在偶尔中还从《益世报》上见到几幅木刻”。 [15]短暂的沉寂后，学校木刻活动又开始蓬勃起来。“九?一八”前夕，在黄荣灿、秀石、亦支、用保等人的督促下，印刷工人通宵印刷出大量木刻卡片，以“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云南分会”名义，分四小队出发沿街义卖，获二百元，全交给云南省抗敌后援会。当天，“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云南分会”还在市中心“近日楼”举行了街头木展，观众踊跃参观。1940年2月25日，“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成立了“木刻研究会”，至1942年，共计约有三十几位会员，“这是国立艺专木刻同学第一次公开团结在一起有组织的工作”。[15]研究会每两周召开一次座谈会和作品观摩会，共同探讨木刻艺术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出版了《木刻》半月刊(壁报)和《木刻集》(手拓本)，选辑会员作品二十余幅。1941年8月，学校迁往松林岗，木刻研究会就如何选择题材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谈论。与会者指出：当前创作题材太狭窄，应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要注意国际问题及民主阵线抗战的动态，留心时事及采集可歌可泣、光明黑暗的各方面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并且在收集题材时，要注意透过表面抓住本质，把握好题材与形式的统一。进而强调，要做到这一点，作者必须具有正确的分析现实形势的能力，这种能力包括正确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因为，每个人的主观意识不一样，对题材的把握也就不一样。

　　1941年，学校迁移至重庆璧山，开展了一系列的木刻展览活动。首先在校内举行了一次学期展览会，作品近二百件，“这种纯木展在璧山是破天荒第一次”，[15]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接着该校在北碚等地举行展览，观众近万人;特别是璧山的那次街头木展，将学校木刻运动推向了高潮。

　　中央艺术大学是抗战后从北京迁至重庆的一所艺术院校。该校在抗战之初就由文金扬、刘寿增、艾中信、俞云阶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大木刻研究会”，出版过《漫画与木刻》，并推荐宋步云为该校代表出席了1942年在重庆举行的“中国木刻研究会”成立大会。1940年底，该系还成立了“现实版画社”，由梅建庵负责，成员有宗其香、李流丹、罗颂清等人。该社在吕斯白等人的支持和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的资助下，创办了《现实版画月刊》，吕斯白在创刊号卷头语中指出近代木刻艺术为“表现人生，反映现实社会的工具，我们为什么不继承东方固有木刻艺术光荣的历史，及以研究和创造呢” [16]?鼓励同学们“不仅要研究练习抗战宣传的题材，尤注重于表现实在、技巧与艺术的本质之讲求，抱有为木刻艺术打开一条正常出路的野心”。 [16]

　　除此，西南联大迁移至昆明时，木刻家黄荣灿在该校组织“木刻习作会”，会员三十余人，都是热心新兴木刻运动的大学生;浙江国立英士大学艺术科筹设木刻部，以推动学校木刻运动的发展;浙江的山门抗日救亡干部学校也积极开展木刻运动，编印过《五月》木刻集，经常在《平报》上发表木刻作品。

　　三、开展木刻艺术教育的意义

　　抗战时期木刻教育的开展，其意义，一方面配合了抗战建国之需要。大量反映抗战救国的木刻作品经常被登载在各大报刊上，如十三岁的小朋友梅文龙刻的《我的希望》，表现了小朋友主动捐款，积极开展劳军活动，援助前方将士;十五岁小朋友张大羽的《击敌》刻画了我军战士英雄作战的情形，画面以天空、山脉、河流为背景，突现出人民战士的飒爽英姿，构图十分美观;十三岁小朋友昌达所作《农家乐》描画了大后方民众努力劳作，作好前方战士坚强后盾;此外，还有一名十六岁小朋友的《集会》刻画出后方儿童积极参与抗战救国的热情。在数次的木刻绘画展览中，陪都之《新华日报》、《新蜀报》等都会出专刊详细报道展览情况。育才学校由于一开始就将木刻视为战斗的革命武器，因而作品都“非常精粹，几十幅木刻中，强有力地刻画着祖国的受难、敌人残暴的进攻、敌机的狂炸、战士英雄的挺进、空军的英姿、民生的痛苦、难童的流浪……无论在构图上、技巧上、像多年训练出来的一样，要是下面不明明写着，谁敢相信那是十五六岁的小朋友的作品呢” [17]?另一方面，就儿童美术教育本身而言，也有积极作用。蒋建白先生在谈及儿童美术教育时也说：“儿童施以艺术的教学，目的不在造成艺术家，而是对于全体的儿童，予以接近艺术的机会，培养他们美的兴感，诱启他们美的本能，树立良好的教育基础，养成创造时代的国民，使全体的儿童有均等美化的机会，欣赏宇宙的美，得到美的陶?F，而提高民族的品格，养成高尚和平的民族精神。” [18]木刻艺术教育“纯在提高儿童艺术与兴趣，增进儿童审美能力，同时对于儿童心理的活动，智力的高下，亦可藉此得一考察的机会，其性质纯粹是测验研究与提倡儿童艺术教育，却并不是考查成绩及含有竞赛的意思”。 [18]而且，木刻艺术创作活动对于“充分地表现儿童自由活泼的天真，发挥地方的特性及民族思想等” [18]也极为有利。总之，事实证明，战时木刻――非但被一般社会人士视为大众的艺术，而且也被教育界的先觉们当作教育的工具了。同时，抗战时期学校木刻教育的发展，预示着中国艺术新生命的诞生和壮大。(责任编辑：陈娟娟)

　　参考文献：

　　[1]“国画速成科”招生广告[N].申报，1910-7-2(5).

　　[2] 澄子.战时中学美术科教材[J].音乐与美术，1940，(5).

　　[3] 王琦.谈学校木刻教育[N].新蜀报，1943-3-17(4).

　　[4] 育才画展参观者多[N].新华日报，1944-10-28(3).

　　[5] 丁华.育才学校的新教育――陶行知先生教育理想的创造[N].解放日报，1945-5-5(4).

　　[6] 王琦.谈学校木刻教育[N].新蜀报，1943-3-17(4).

　　[7] 育才画展最后一天[N].新华日报，1944-10-30(3).

　　[8] 郭沫若.敬致木刻工作者[J].木刻艺术，1943，(3).

　　[9] 李桦.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木刻运动史料[J].美术研究，1958，(3).

　　[10] 鲁嘉.他们踏上了人民美术家的路――看育才画展[N].新华日报，1944-10-30(4).

　　[11] 儿童美术展览[N].新华日报，1943-01-10(3).

　　[12] 育才学校展览绘画[N].新华日报，1944-10-19(4).

　　[14] 王琦.谈学校木刻教育[N].新蜀报，1943-3-17(4).

　　[15] 亦支.五年来国立艺专的木刻运动[J].木刻艺术，1942，(3).

　　[16] 黄宗贤.大忧患时代的抉择――抗战时期大后方美术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265.

　　[17] 雪.艺术的新生命――记参观育才画展[N].新华日报,1942-1-12(4).

　　[18] 古世澄，陈谨诗.全国儿童画展得奖作品运桂轮回展览的意义[N].广西日报,1937-4-26(4).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8-03-20 1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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