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在抗战时期对中国教育的贡献
2019-01-17 16:20:29  来源：豆瓣  点击：  复制链接

　　一、引言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平、津、沪相继失守，华北、华东大片国土危在旦夕。 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此伏彼起。而国民政府却举棋不定。随着日 本帝国主义侵略步伐的加快，各地的学校仓促应变，除少数学校内迁，其余大都毁于战火。为了稳定教育局面，控制学校局势，国民政府终于下了决心，由已到重庆的“党务专家”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收拾中国教育的混乱局面。1938年1月，陈立夫临危受命，开始了他近7年主政教育的生涯。

　　面对抗战大局和全国舆论，国民政府一直坚持：教育的使命是树人，无论何种情况，教育制度是不能更改的。陈立夫始终拥护并竭力贯彻这一指导思想。刚上任不久，他就在《告全国学生书》中明确指出：“教育之任务，为在德智体各方面培养健全之公民，使其分负建国之艰巨任务，故青年之入学修业，自国家立场观之，读书实为其应尽之义务，使青年而有废学现象，实为国家衰亡之危机。”“各级学校之课程不为必须培养之基本知识，即为所由造就之专门技能，均有充实国力之意义。纵在战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但不能任意废弃。”〔1〕公告书的发表，明确了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发展中国教育的主导方向。

　　二、拟定方针政策

　　1938年4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根据陈立夫的提议，大会制定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突出了关于教育的大政方针。纲领明确规定了发展教育的九大方针：“1.三育并进;2.文武合一;3.农村需要与工业需要并重;4.教育目的与政治目的一贯;5.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联系;6.对于吾国文化固有精神所寄之文学哲艺，以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发扬，以立民族之自信;7.对于自然科学，依据需要临时赶上，以应国防与生产之急需;8.对于社会科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对其原则整理，对于制度应谋创造以求一切适合于国情;9.对于各级学校教育，力求目标之明显，并谋各地平均之发展。”〔2〕另外，纲领还涉及：依照原定期限普及义务教育和有计划地实施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以及确立了“十七要点”。陈立夫还强调“三育并进”、“文武合一”、“对于管理应采严格”、“对现行学制大体仍维持现状” 等。

　　1939年3月，在陈立夫主持下，教育部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在会上蒋介石发表了“训词”，肯定了陈立夫的教育政策与方针。陈立夫提出并完善关于教育行政、初中高等教育和师范、职业、体育等教育方面的施教方案。教育部在陈立夫的领导下按既定的方针政策，有序地开展各项工作。

　　三、组织高校内迁

　　首先是历史上罕见的高校大搬迁，在国民政府的匆忙命令和陈立夫的精心组织下，从1937年到1944年，总计有98所高校进行了迁移，其中迁往西南、西北地区的高校共计52所，占内迁总数的一半。这一举措从浩劫中挽救了和保存了中国文化教育的命脉。最先动迁的是平津六校，时任六校校长和知名的教授学者，如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胡适、傅斯年等，积极策划联合内迁。通过研究，最终将校址定在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于1938年5月正式上课。该校后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冯友兰在纪念西南联大的碑文中写道：“痛南渡、辞宫阙、驻衡阳，又离别。更长征，经尧臬。望中原，遍洒血。” 再如北洋大学、北平大学和北平师大迁到陕西，合组西安临时大学，后改为西北联大。

　　经过长途跋涉，内迁的高校，无论是图书设备，还是行政管理和师资力量都大不如前，资金更是短缺。这些学校能否继续办下去，是否要紧缩合并，当时意见不一。结合教育现状和教育方针政策，陈立夫提出：必要时将一些学校合并开办，但高校数量应有适当增加，特别是师范、农、工、医等专门学校。基于师资力量是发展教育的关键的认识，陈立夫先后设立了多所师范学院，如贵阳师范学院、湖北师范学院、南宁师范学院等，使我国师范院校由战前的1所发展到抗战结束后的11所。与此同时，陈立夫还多方筹集资金，设立工学院、医学院等有特色的专科学校，为抗战培养了大批急需的人才。如在战乱中办学八年的西南联大，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包括了100多个国内外院士、8名为“两弹一星”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3人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位获得诺贝尔奖。美国学者易社强称西南联大为“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的“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3〕通过陈立夫的努力，“战前全国高等学校108所，到陈立夫卸任的1944年， 全国已有高校145所。”〔4〕

　　四、收回“文化租界”

　　当时，中国的大学“崇洋风”盛行。外国的教育方式对很多高校影响相当大， 自然科学、经济、政治、历史等学科大都采用外国的教材，甚至连外语也成为很多学科教学研究的工具。大学课程体制混乱不堪，各大学均采取西方体制，没有统一的标准。如有的学校把研究生的课程作为大学生的课程，造成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无法完成学习任务;有的学校却将浅显的内容列入大学生必修课，从而降低了学习的标准。更让人痛心的是各大学竟然对中国的文明史都缺乏研究。

　　在陈立夫看来，这样的大学无异于“文化租界”，必须改变，要把大学办成中国自己的大学。他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侵略者要毁灭其国家，必先毁灭其国之历史和文化。”〔 5〕为了收回“文化租界”，他多次召集教育专家和大学教师进行讨论，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其一，对课程设置的标准做了规定。首先课程设置要与国家的文化和建设的方向相吻合;其次要注重基本知识的素养， 力求专业科目的精要;最后删减无用的课程，增加水利、茶叶、丝绸等有用的课程。

　　其二，将课程分为必修和选修。为了让学生对我国的历史融会贯通，将中国历史定为必修课，包括中国政治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法制史等;同时，将国文定为必修课，基本要求是能阅读古文典籍和写作文章，达到标准方能毕业。这样，国文与外文享有了同等的地位。

　　其三，改革教学内容。陈立夫直接参与改革并最终确立了163部书籍作为大学教材，如钱穆的《国史大纲》、王力的《汉语语法理论》和闻一多的《文学史》等。

　　这些措施打破了外国教材和外语垄断中国大学的“惨淡”局面，及时遏制了“崇洋风”的蔓延，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致随国土沦丧而断了血脉，也使我国教育有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和特色。

　　五、评定教职资格

　　大学内迁时，教师流失很多。随着老校的复立和新校的建立，师资就更加的缺乏。而当时大学教员的资格却没有严格的标准。学校评聘教授，以留过洋和取得外国大学的学位为唯一标准，导致许多教员因这一无理要求被拒之门外。为解决师资问题，陈立夫主持制定了大学及独立学院的教员资格待遇暂行规定，于1940年颁布施行。按照规定，教员职称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四级，并明确制定各职称的资格、待遇、审定办法以及晋升等级的年限等。专科以上学校教员由校长依照教育部审查合格的结果聘任，也可于聘任后办理审查手续， 这种聘任期限不得超过一年。资历深厚的教师，通过本学科教授的推荐，可由教育部发给聘书，成为部聘教授。担任讲师和助教的教员，在一定年限内有特殊成绩或出版著作的，都可按规定升职。这就改变了以往必须留过洋才能担任教授、 副教授的规定，使教职资格有了统一标准;也使大多数教员有了努力研究的目标; 更让那些立志于献身中国教育的人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如一代文豪朱自清虽未留过洋，就曾在西南联大执教。教师资格的评定，对于解决当时新增高校教师的匮乏和我国教师职称的合理化都有着积极意义的。

　　六、统一考试方法

　　连天的战火和日军的破坏，原来各高校自行招生的办法已不能再实施。而且， 各自招生使各校学生入学水平差距很大，不利于学生的进一步深造。面对这一情况，陈立夫提出了在后方19个省市实行分区入学考试的办法。经国民政府同意后，这一办法从1938年开始实行。为此，教育部成立了统一招生委员会，负责把握招考方向、组织命题、进行录取及择校等工作。各考区还分设招生委员会， 办理报名、考试、阅卷等。这一办法实行伊始，进展并不顺利。陈立夫顶着压力坚持这一办法，高等学校统一考试招生才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体制。随着大批青年学子涌入后方，由于高校招生数量却极为有限，教育部“鉴于战时失学的学生太多，顾虑其失〔6〕创办了一种先修班制度。先修读失业，易流于偏激”，班有两种形式： 一是独立的先修班; 二是由大学附设。 先修班修业期限为一年， 修业期满， 成绩优异者， 免试升入大学。 先修班的初衷是防止学生“流于偏激”， 但毕竟使一些青年学子得到了深造机会，为危亡中的中国培养了人才。

　　统一了大学生的入学水平后，陈立夫又决定对大学生的毕业资格通过考试加以严格控制和管理。据此，教育部提出了毕业考试改进办法。办法规定：大学生在毕业时，要进行大学四年内每学年的3种主要科目的课程总考，及格者才能毕业。实行这种办法，虽增加了学生的负担，但使学生对以往4年所有主要学科进行了一次全面复习，这对于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作用重大。另外，教育部还举行了好几次“学业竞赛”，让学生根据自己的专业、兴趣，自由参加。竞赛成绩优异者，给予奖励。竞赛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在竞赛中涌现出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如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

　　七、设立“贷金制度”

　　非常时期，陈立夫还有一个创举就是设立“贷金制度”。当时很多热血青年为了抗战来到大后方求学。但他们的生活没有保障，要读书更是困难。陈立夫认为，青年人是国家未来建设的主力，不但要使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还要解决他们的实际生活问题。为此他设立了“贷金制度”，即“中等以上学校，家境贫寒或断绝经济来源的学生可以向国家贷款用于维持生活和学习，将来毕业后偿还。 对师范生、保育生、青年军复学生、边疆学生、革命及抗战功勋子女、荣誉军人等则实行公费生办法。”〔7〕“1938年2月，教育部规定，家在战区、生活来源断绝的学生即可申请贷金。贷金全额8到10元，半额4到5元。1940年，贷金制度改革，以每人每月2斗1升计，另加燃料、油盐、菜蔬等费用。1941年，贷金分甲乙两种，甲种贷全额，乙种自交18元外，其余给予贷款。”〔8〕由于战时法币的贬值，陈立夫索性以教育部的名义向财政部申请，将贷金制改为公费制。

　　“贷金制度” 的实施， 惠及了千千万万的学子。 据统计，从中学到大学， 大约有128万人靠贷金或公费完成了学业，其中包括李政道、杨振宁。 两位博士在获得诺贝尔奖后都曾写信给陈立夫，诉说感激之情。陈立夫的这项举措虽然加大了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但在促进中国教育的发展和培养人才方面确实起了很大作用。“贷金制度” 也成为了今天大学的助学金制的萌芽。

　　八、推进中等教育

　　战乱中，中等教育的发展遭到严重破坏。国民政府按照“抗战建国”的基本国策，立即采取了紧急应变措施。 1937年冬，教育部就着手组建临时中学，安置沦陷区的教师与中学生。陈立夫上任后，在制度上加以严格规定。1938年2月，教育部公布《国立中学暂行规程》、《国立中学课程纲要》，规定“暂设国立中学若干所，以继续发挥教育效能，充实民族力量。”随后，教育部就将几所临时中学改名为国立中学，明确其安置对象为战区公、私立中等及师范学校学生和职业学校的学生;后又将国立中学分为中学、师范和职业三部。这些学校中，课程分为精神训练、体格训练、学科训练、生产劳动训练和特殊教育与战时后方服务训练等5项。1940年1月，教育部提出了“对战区学生实行贷金的办法，给国立中学学生提供生活补助，以使其能完成学业。”〔9〕在陈立夫的努力下，国家在大后方设立了31所国立中学、3所国立华侨中学、13所国立师范学校、2所国立中山学校、2所国立华侨师范学校、2所国立女子中学，还创办了13所职业教育学校。同时他还制定了相关政策，鼓励地方政府大力兴办中等教育。在陈立夫及教育部、各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包括中学在内的中等学校由战前的3264所增加1944年的3745所，在校学生由战前的62万7千人发展到1944年116万3千人。

　　推进中等教育，既体现了“抗战”应急之需，也注意到“建国” 的长期目标，既使流亡后方的中学生接受到应有的教育和训练，也为稳定后方社会，坚持长期抗战积蓄了力量。

　　九、调整社会教育

　　为适应抗日战争的形势， 国民政府还对社会教育的功能做了新的调整： “一是发挥社会教育的民众动员作用，二是〔10〕适应战时生产的需要。”

　　当时社会教育的重点是扫除文盲。战事爆发后，教育部立即组织大批来自战区的中小学教师，在后方各大城市成立识字班，同时编印了初级民众读本及高级民众读本，大力推行识字教育。另外，还利用电影、话剧、歌咏、巡回教车等进行扫盲。再加上国民政府新的教育制度的保障，扫盲效果比战前更为显著。 “1936年一年扫除文盲3，121，520人，以后逐年增加，到1943年，一年达到10，407，612人，可谓成绩斐然。”〔11〕教育部在陈立夫领导下，还先后创设音乐教育会、 国立音乐学院、戏剧专科学校、中华交响乐团、艺术文物考察团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电化教育方面。陈立夫在入主教育部之前，就特别提倡电影教育，曾与教育界人士共同组织“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入主教育部后，他先在社会教育司增设主管电化教育的科室，并令各省设立电化教育辅导处。1942年他组织创设了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又组织电化教育巡回工作队， “分赴19个省市巡回示范， 到1944年，这样的工作队竟组织了52个之多”。〔12〕这些措施，对战时社会教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改革，使其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

　　十、结语

　　在烽火连天、 硝烟弥漫的时代，我国的文化教育没有断层，相反各项教育事业均有条不紊地得以发展，甚至出现了像西南联大、浙江大学等教育史上的奇迹。笔者认为原因是：

　　1.指导思想的正确性，即坚持“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的路线不动摇。这种思想很好地处理了抗战与建国的关系，为战时中国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

　　2.对祖国和祖国历史文化的热爱。比如收回“文化租界”，其实就是延续了传统文化的火种。

　　3.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教师资格的认定，考试方法的统一， “贷金制度” 的实行，社会教育的推进等虽都是应急措施，但也确实产生了积极影响。作为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始终能够审时度势，冷静分析时局，并且克服种种阻挠，大胆地创新与改革。

　　陈立夫在抗战时期对中国教育所做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这些措施对于抗战时期中国教育的发展意义重大，也基本上奠定了现代中国教育的框架和基础。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言，陈立夫“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敌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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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5〕范小方，李永铭.陈果夫与陈立夫〔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3：209、213、215.

　　〔3〕潘际銮.西南联大办学经验对我们的启示〔z〕.中国教育报，2007-11-01.

　　〔6 〕欧阳怀.抗战十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J〕.中国教育界副刊，第1卷第1期.

　　〔7〕熊明安.中华民国教育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333.

　　〔8〕张宪文.中华民国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310.

　　〔9〕〔10〕李华兴.民国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631、705.

　　〔11〕1937年以来之中国教育 (有关教育工作报告)命文献： 第58辑.86.

　　〔12〕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M〕.台湾：台湾正中书局，1994： 264.〔P〕.革责任编辑：余弓【历史长廊】114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9-01-17 16: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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