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中的职教之光
2019-06-21 11:14:02 来源：中华职业教育社 点击： 复制链接
中华职业教育社是1917年5月6日，由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联合蔡元培、梁启超、张謇、宋汉章等48位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在上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以倡导、研究和推行职业教育，改革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社会生活的传统教育为职志，以“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为目的，追求“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理想，倡导“双手万能，手脑并用”、“敬业乐群”的教育理念，开创了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先河，引领了当时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潮流。
一、确立为抗战服务的指导思想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侵华，在中华民族面临巨大危机下，中华职业教育社同仁义无反顾的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1939年3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昆明召开工作讨论会，主张职业教育是推动社会进化的工具，抗战期间，职业教育应为抗战建国服务。“昆明会议”确立了“教育应当跟着政治走”的指导思想，这次会议成为中华职业教育社近百年历史的一次重要转折，职教社开始呈现出两重性，一方面仍是教育团体，另一方面又带有日益浓厚的政团色彩。中国共产党在与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接触中，也逐步发现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当时作为进步教育派系的重要作用。1940年底，中共中央在《关于统一战线工作部的组织和工作指导》，明确指出职教社是党的统战工作的主要对象之一。
1939年3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昆明召开工作讨论会，提出抗战期间，职业教育应为抗战建国服务
1941年3月，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三党三派”之一参与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人黄炎培当选为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1945年12月，抗战刚刚结束，中华职业教育社又与迁川工厂联合会发起组建了民主建国会，推动了民族工商界代表人士的团结和进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抗战期间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
二、积极宣传抗战救亡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职业教育社提出“全力赴国难。并创办《救国通讯》，1934年改为《国讯》，报道国难要闻，宣传抗日救国。
1931年“9.18事变”，日军在短短几个月侵占了东北三省，继而向华北推进， “9.18事变”后，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同年12月就创办了《救国通讯》，报道国难要闻和抗战大事以及宣传抵制日货等，是最早专门宣传和报导抗战救亡的期刊之一。 1934年《救国通讯》改称为《国讯》，继续发表代表职教社坚定抗战决心和立场的文章。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刊物还多次刊登和发表共产党人的文章，1939年初《国讯》分三次刊登了周恩来所写的《今年抗战的新形势与新任务》一文，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
1940年9月，周恩来在重庆出席中华职业教育社举办的“星期讲座”，作了《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演讲，盛况空前，图为《新华日报》针对周恩来演讲的报导
中华职业教育社还在1932年9月创办学术讲座，每星期举行一次，由蔡元培、陶行知、杜重远、潘光旦等社会名人担任讲师，讲座都是围绕着抗日救国问题，吸引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广大青年的参加。1940年9月29日，周恩来受中华职业教育社邀请，在星期讲座上做了“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演讲。演讲原定在重庆的山东剧院实验剧场，没想到能容纳千余人的剧场被挤得水泄不通，为了满足听众的要求，只得临时改在巴蜀学校的大操场，周恩来的演讲在山城引起不小的轰动。1957年5月，周恩来在出席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还深情地谈起这段往事：“我同职教社是有一段因缘的，…在职教社所办的‘星期讲座’讲演过，还给《国讯》写过文章…”。
三、积极动员各方力量支援抗战
中华职业教育社在积极宣传抗日救亡主张的同时，还积极组织社会各界募捐筹饷，慰问伤员等活动。1933年的热河、长城抗战，1936年的察绥抗战，都有中华职业教育社同仁组织民众募捐筹饷、慰问伤员以及为抗战将士送御寒物资等活动的身影。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人黄炎培的一首诗，形象地表达了职教社同仁愿与前线将士并肩杀敌的豪情：“大好河山我欲歌，兴亡今古感怀多，八千子第须磨砺，与子同挥塞外戈。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职业教育社还进一步加强了抵制日货运动，1931年11月，中华职业教育社组织上海各界团体二千多人在中华职业学校举行了“不用日货宣誓大会”，全体与会者高举右手，朗诵誓词，在包括职教社在内的全上海人民的抵制下，当年日货的进口量便从原来的第一位降至第三位。为更好的从根本上抵制日货，1932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了“中华国货指导所”，为有志于国货生产的厂商介绍先进技术并帮助他们推销产品，用优质的国货产品替代日货。
1932年，中华职业学校为纪念”九一八“，组织义勇军军训，图为义勇军授旗典礼
1936年11月，中华职业学校师生为绥远抗日将士募集御寒衣物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华北危急，七.七事变的第三天，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主要负责人黄炎培、江问渔、杨卫玉就致电二十九军宋哲元，望其坚持到底。随后，黄炎培在职教社组织了“铁社”，决定集中社的一切人力和物力参加抗战工作，并为二十九军募捐。
1937年8月，日军又大举进攻上海，南京国民政府被迫宣布进行全面抗战，为保卫上海，蒋介石调动了近七十万军队组织淞沪会战，抵抗日军近三个月，其后勤补给之多，运输量之大可想而知，而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组织的运输队冒着枪林弹雨日夜抢运上去的，当时中华职业教育社动员和集中了各机关团体企业的大小车辆近六百辆，由中华职业学校校长黄伯樵负责调配，为前方运送弹药和粮食。中华职业教育社还组织救护队到前线救护伤兵，给伤兵换药、喂饭、洗衣等。
因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同工商界人士的密切关系，职教社同仁还努力劝说工商界人士将工厂西迁，支援后方抗战，并带头将社办工厂西迁，职教社的老社员胡厥文不仅呼吁和号召工商界尽快将工厂西迁，还推动成立了迁川工厂联合会，胡厥文担任负责人，这也为后来中华职业教育社和迁川工厂联合会一同发起组建民主建国会打下基础。
1937年上海沦陷，中华职业教育社总社西迁至重庆，日伪政府想请留守在上海的中华职业教育社职业指导委员会主任刘湛恩担任南京伪政府的“教育部长”，被刘湛恩断然拒绝。刘湛恩还同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人之一的朱少屏等组成国际友谊社，在租界约见各国记者，向国际社会控诉日军暴行，被日伪视为眼中盯，刘湛恩和朱少屏相继被日伪特务杀害，成为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公布的为国捐躯的著名抗日英烈。
1938年4月，中华职业教育社评议员、上海职业指导所主任刘湛恩因拒绝担任日伪政权的“教育部长”，并向国际舆论控诉日军暴行，被日伪杀害
四、救济难民 帮助青年解决就业
抗战时期，大批难民向西南等地的抗战大后方流亡，中华职业教育社利用多年办理农村改进区和劳工自治区的丰富经验，成立了十多所难民收容机构，制订了“大量收容，迅速疏散，保存元气，支持抗战”的工作方针，如火如荼地开展救济难民工作。仅1938年上半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就联系社会各界临时收容和疏散的难民达十万人以上，并在难民收容所组织难民自治，由难民推行代表自行管理，并通过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职业指导所帮助有一技之长的难民寻找工作。
1939年6月，中华职业教育社湖南办事处组织军民和学生集会，宣传抗战,
中华职业教育社为解决抗战期间失业青年就业的燃眉之急，在重庆、昆明、桂林、贵阳等地先后设立了多家职业指导所。由于求人者少，求职者众，职业指导所工作人员除按时接待来所登记谈话的人，还要经常走访学校、团体和工厂企业，为求职人员寻找就业的机会。解放后担任过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的项南同志就曾在1939年经广西职业指导所介绍，到桂林县苗圃厂工作，项南在苗圃厂组织农工开荒种菜，学习文化，并教他们学唱救亡歌曲。项南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到新四军以前，是职教社引导我从事职业、学习和参加救亡，至今难忘。”
中华职业教育社还在失学失业青年人中组建“工读服务团”，“工”是指参加生产，上午上课，下午劳动，开荒种菜，饲养鸡猪。每人要学会一二种生产技能，如纺纱、织布、农艺、木工、医务等;“读”是指读书，设置了哲学、国际关系、经济学、会计、速记和初中文化课。“服务”是指为社会服务，定期为工厂工人理发，代写书信，帮助困难户料理家务。不到几个月，“工读服务团”就发展到300多人，还不定期的举行宣传抗日的演出，并组织慰问伤兵，举办小学和民众夜校，给农民看病，帮困难户挑水等公益服务。团内天天早上有学习会，晚上有晚会，抗战歌声不绝于耳，朝气蓬勃。
五、推进职业教育 为抗战输送人才
在艰难的抗战期间，中华职业教育社没有忘记恢复和发展职教事业，抗日期间，中华职业教育社克服了重重困难，新建了多所职业学校，1938年在广西成立了职工培训所，后改为广西省立桂林职业学校，1938年9月，又在重庆成立了中华职业学校渝校，1939年成立了广西平乐实用职业学校，1942年创办了四川灌县农业职业学校。
中华职业教育社当时办学的条件非常艰苦，尤其是中华职业学校渝校，校址多次被日军炸毁，学生就餐时就是划地为桌，晚自习是四、五个人合用一盏桐油灯，尽管生活非常艰苦，但师生们同甘共苦，亲如家人。尽管办学经费非常紧张，学校还是在有限的条件下建起几间竹墙草顶的实习工厂，工厂虽小，但设有机加工、锻工、铸工、钳工、土木工等多个车间，使学生们得以对各个工种轮流实习。绘图、晒图、制造、组装，都是自己动手。这些草房里的小小工厂日夜不停地运转，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中级技术人才，学校除了教授基础知识和职业技能外，还非常注重爱国教育和尽职守责的职业道德教育，渝校当时设置了商科、会计科、土木科和机械科、测绘科等多个专业，为抗战时期和新中国的建设输送了很多专业人才。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为了打通国际运输通道，修建滇缅公路，当时我国工程技术人才非常缺乏，而中华职业学校的学生平时注重实习，制图和测绘等基本功扎实，在工作中表现出色，滇缅公路局多次派人到中华职业学校招收学员，直到滇缅公路完工，中华职业学校土木科和测绘专业的毕业生占到所有工程技术人员的一半以上。
中华职业教育社还在抗战期间创办了中华工商专科学校，由国民党元老张群任董事长，黄炎培为副董事长，江问渔为校长，聘请马寅初、郭沫若、叶圣陶等为教授，培养了一大批参与战后建设的高级人才，很多学生因为具备较好的职业技能，成为战后工商企业的青年骨干，很受工商界的欢迎
滇缅公路是中国抗战的生命线之一，筑路的工程技术人员中中华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占到了一半以上
中华工商专科学校
推行职业补习教育，是中华职业教育社主要事业之一。抗战期间，中华职业教育社积极倡导的职业补习教育也是蓬勃发展，随着战局的恶化，各地民众纷纷涌入上海的租界，其中有很多青年渴望学到新的知识，以便能到后方为抗战效力，为了满足这些青年人的需要，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原有四所职业补习学校的基础上又增办了三所职业补习学校，抗战期间参加补习的学生总数超过2万多人，“职业补习热”成为当时上海“孤岛”抗战的一大特色，职业补习学校的师生也成为当时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上海的中共地下党还以职教社“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名义，组织很多知名教授和学者担任讲师教授进步思想，并选送进步青年参与听课，相当于共产党的干部训练班，有“上海抗大”之称。抗日战争期间，中华职业教育社还相继在重庆、昆明、桂林、贵阳等地设立了职业补习学校，参加培训的学员近二十余万人，使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抗战期间具有很大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
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招生简章
责任编辑：徐为 最后更新：2019-06-21 11: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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