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迁黔的高等院校
2024-05-26 16:38:01  来源：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战争的展开，北平、天津、上海、汉口相继沦陷，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大部分领土陆续落入敌手，地处祖国西南部的贵州成为抗战的后方，外省特别是沦陷区的一些高等院校迁来办学。

　　先后迁入贵州的高等院校共7所，其迁入及办学情况，简介如下：

　　1.私立大夏大学 该校成立1924年，原校址设在上海。“八一三”战后，该校与复旦大学组成联合大学，西迁庐山，再迁贵阳。1937年冬，假南明河畔讲武堂(今贵州省黔剧团及贵州教育学院所在地)为临时校舍上课，又在贵阳郊区的花溪，辟地2000亩，鸠材集工，兴建永久校舍。1944年秋，正拟迁入永久校舍，日军进犯贵州，独山失守，则再迁黔北赤水县。1945年3月，开始在赤水上课。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夏大学开始与沪校人员联系复员事宜。这年4月1日，学校在重庆设立复员办事处，5月以后，开始办理迁校复员工作。至9月中旬，师生全部撤离赤水，迁回上海①。

　　该校在贵州时，校长初为王伯群，欧元怀任副校长。1944年12月王伯群去世后，欧元怀继任校长，王毓祥为副校长。该校有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教育学院。文学院设中文、外文、历史、社会四系，理学院设数理、化学二系，法商学院设银行会计、工商管理、政治经济三系，教育学院设社会教育、教育心理二系。

　　2.国立湘雅医学院  该院原名私立湘雅医学院，院址设在湖南长沙。1938年6月，因湖南屡遭日机轰炸，遂组织迁院委员会。搬迁初期只是将学院低年级学生迁至贵阳，10月24日在筑开学授课。11月中旬，广州、武汉相继沦陷，长沙毁于大火，高年级学生亦分批迁筑，至月底该院院本部已全部迁筑。在湖南旅筑同乡会帮助下，建筑临时院舍于贵阳次南门外长郡义园(今贵阳市南明区贵溪路上，此地因得名湘雅村)。该院因迁筑耗资巨大，各项开支较前倍增，经济几陷于绝境，1940年8月乃将私立改为国立。“黔南事变”后，于1944年12月北迁四川重庆。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5月迁回湖南长沙。该院在贵州办学长达六年之久。

　　该院在贵州时，院长为张孝骞。医学院初迁黔时，不分科，业务上与贵阳各医事机关密切合作。张孝骞院长曾一度兼任中央医院内科主任，中央医院院长沈克非亦兼任湘雅医学院名誉外科主任。同时该院又与卫生署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及国立贵阳医学院密切合作，各科教授交换上课。

　　3.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  国立唐山工学院原设河北省唐山市，卢沟桥事件发生后，该院于1937年7月从河北唐山南迁湖南湘潭，以后因为湘潭亦不断受到敌机骚扰，1938年5月又迁湖南湘乡杨家滩。同年11月，开始西迁，经广西的桂林、柳州，历尽艰难，于1939年1月到达贵州平越县(今福泉县)。2月开始在平越复课。1941年7月，该院与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正式合并，称国立交通大学。1942年1月，奉教育部令，校名定为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1944年底，黔南告急，该校师生员工又翻山越岭，徒步入川，迁往四川省璧山县丁家坳。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10月迁回唐山原址②。该校在贵州平越时，曾与平越县密切合作，共同办过平越中学。

　　该院初迁贵州时，院长为茅以升。1942年4月，胡博渊继任院长，不久改称校长。1945年初，又由罗忠忱接任校长。学校在贵州平越时，设土木、采冶、铁道管理三系。

　　4.国立浙江大学  该校原设浙江杭州，1937年12月24日杭州失陷后，学校奉教育部令西迁，初徙建德、再徙泰和，三徙宜山，于1939年冬迁入贵州。新人学的一年级新生安置在贵阳郊区青岩镇先行上课。1940年秋，校本部始迁抵贵州之遵义。是年夏季以后，开始在遵义设本校，在湄潭设分校。校本部、工学院、文理学院文科部分、师范学院文科部分均设遵义，文理学院理科部分、师范学院理科部分、农学院均设湄潭。是年入学的各学院一年级学生集中于湄潭近郊永兴镇住宿、上课。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迁回浙江杭州③。

　　该校在贵州时校长为竺可桢。1941年时，设有文理学院，师范学院、农学院、工学院。文理学院包括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史地、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六系，师范学院包括国文、英语、史地、数学、理化、教育六系，农学院包括农艺、蚕桑、园艺、病虫害、农业经济五系，工学院包括土木、机械、化工、电机四系。自1945年起，除上述四学院外，又增设法学院。

　　5.私立之江大学工学院  该院原名私立之江文理学院，院址在浙江杭州。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迁安徽屯溪。1938年1月，在上海复课，并与在沪之东吴、沪江、金陵、约翰、金陵女大等校合作。1940年改文理学院为私立之江大学，设文、商、卫三学院。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沪校停课，计划内迁。1942年迁本校于邵武。1943年工学院(又称贵州分校)迁贵筑县花溪开学上课。1944年工学院迁重庆继续上课。抗日战争胜利后，渝校迁回上海，后再迁回杭州原址④。

　　该校校长为李培恩。1943年该校工学院在贵州时设有土木、建筑、机械、化工等四系。

　　6.国立广西大学  该校原为省立，1939年8月改为国立，校址原在广西桂林。1944年秋，日寇侵入广西，学校由桂林疏散，9月迁至融县，10月迁至贵州榕江县。抗日战争胜利后，遂由榕江迁回广西柳州上课，继而又迁回桂林。

　　该校在贵州期间，校长为李运华。

　　7.国立桂林师范学院  该院之前身为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1943年4月改为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院，次年8月改为国立桂林师范学院。1944年秋，日军侵人广西，该院乃迁三江县属之丹洲乡继续上课，月余又迁至贵州榕江县。次年1月，又分批迁往平越县(今福泉县)，借用交通大学贵州分校留存校舍，稍加修理，即于3月1日复课。日本投降后，在桂林招收一年级及先修班学生，1946年1月奉教育部令复员，迁回桂林。

　　抗日战争时期，外省7所高等院校相继迁入贵州后，对贵州省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主要有下面几方面：

　　第一，极大地促进了贵州高等教育的发展。

　　在抗日战争以前，与中国内地省份比较，贵州教育事业素来比较落后。自1930年省立贵州大学停办后，在长达7年的时间内，贵州一直没有高等学校，欲求进入高等学校深造的贵州青年学子，不得不跋山涉水，负笈远奔外省。从1937年冬上海私立大夏大学迁黔后，贵州没有高等院校的不正常状态结束了，这不能不说是贵州教育事业一大进步。

　　抗日战争时期，贵州本省迫于人民群众的要求，曾先后成立了三所高等院校，这就是1938年成立的国立贵阳医学院、1941年成立的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和1942年成立的国立贵州大学，加上外省迁入的7所高等院校，抗日战争时期贵州共计出现过10所高等院校。随着高等院校的增多，大学生人数有大幅度增长。据1938年4月统计，贵州省仅有高等院校2所，学生705人。1939年，高等院校增为5所，学生2536人。1945年高等院校增为9所，学生4223人⑤。

　　1945年与1938年相比，高等院校数前者是后者的4.5倍，大学生人数前者是后者的6倍。增长速度之快实属罕见。

　　在贵州近现代史上，倘若说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时期是教育发展的第一次高潮时期，那么，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抗日战争时期是教育发展的第二次高潮时期。而第二次高潮的出现，原因之一就是外省高等院校迁入贵州办学。

　　第二，活跃了贵州的学术研究气氛，推动了贵州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外省一批著名的高等院校迁来贵州，许多卓越的知名学者云集黔省，竺可桢、茅以升、张孝骞、苏步青、王淦昌、吴执中、梅先迪、涂长望、贝时璋、谢六逸等都到贵州担任教学和从事科研工作，贵州学术空气为之一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浙大校长竺可桢这一时期就在遵义和贵阳作过《二十八宿之起源》、《浙江潮和中秋月》、《宇宙与人生》以及科学史和徐霞客生平等多次科普学术报告，持论精卓，影响广泛⑥。苏步青教授举办的“微分几何”讨论研究班，于1939年冬诞生在贵阳郊区青岩的山洞里，以后又搬到湄潭，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集合了一批学者深入钻研微分几何，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曾撰文高度赞扬这个讨论研究班的科学研究。1941年7月，设于昆明的西南联大在贵阳招考研究生，国立浙江大学工科研究所化学工程学都亦在贵阳、遵义两地招考研究生，这是贵州有史以来第一次招考研究生⑦。1942年马宗荣、谢六逸两位教授主持的贵阳文通书局编辑所，聘请了112位编审委员，汇聚了抗战后方各学科的带头人，先后出版了大学学丛书等数百部新书，其时全国出版机构已寥寥无几，贵州有此壮举，的确令人惊叹，而这种壮举就是大学内迁学者咸集的硕果。

　　当时学术研究活跃，还表现在各大学学术刊物如雨后彩虹，绚丽多姿上。大夏大学的《文史》、《商学》、《大夏周报》，浙江大学的《农业经济学报》、《机械工程》、《土木通讯》、《国立浙江大学工程季刊》，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唐山工学院与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合并后改名)的《土木》、《矿冶》，湘雅医学院的《湘雅医学院院刊》，都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平，影响较大。今天我们翻阅这些刊物，还可看到李学海《我国战时公路船渡之设施》、胡树楫《道路交叉处之设计》、李寿恒和赵善成《遵义白土活性化试验》、沈尚贤《可控整流器之临界电感》等文章⑧，不禁令人对这些科技界的前辈肃然起敬。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和《遵义新志》两书。前者是大夏大学社会学研究部吴泽森，陈国钧两先生率领该校社会系学生，到贵州各少数民族县份实地调查，历时4年，写成论文50篇，于1942年编辑出版的。这本书是抗日战争时期有关贵州少数民族研究具有开拓性的著作⑨。后者是浙江大学张其昀先生率领数十名学者，从1940年起，历时数年才编辑成的。该书对遵义地区的地质、地形。气候、土壤、人口、聚落、土地利用、产业、交通、民族、史迹各项，作了系统地、全面地、科学地研究，是抗战时期对地学研究的巨大贡献④。

　　第三，壮大了贵州的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迁黔的高等院校师生满怀爱国热情，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他们采取多种形式，如开展义卖活动，支援抗日战士;出壁报，到街头演出活报剧、小演唱，宣传抗日救国。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谢六逸先生与蹇先艾等人在贵阳组织“每周文艺社”，出版《每周文艺》，又联合文艺界的爱国同胞成立“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贵州分会”，致力于抗战文艺宣传。抗战后期，贵州省主席杨森大搞所谓“短衣运动”，出动警察在贵州沿街剪长衫，谢六逸拍案而起，在报上发表文章予以抨击，充分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直不阿精神。

　　浙江大学素有“民主堡垒”之美称。该校在遵义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何友谅、沈自敏的“黑白文艺社”，潘传烈、赵梦环的“铁犁剧团”，胡玉堂的“塔外社”，都十分活跃。1940年7月，教育部曾密电命令取缔⑩。1942年1月16日，遵义发生了浙江大学师生反对孔祥熙的“倒孔”大游行，该校校长竺可桢大义凛然，亲自带队走在队伍前列，游行队伍沿途高呼“要穿便宜衣，打倒孔祥熙!”等口号，充分体现了浙江大学师生的爱国精神。

　　第四，为贵州和中国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

　　抗日战争时期，迁入贵州的高等院校在黔办学的时间长短不一，其中大夏大学时间最久，历时八年多，湘雅医学院次之，历时6年;浙江大学、唐山工学院历时5年多，而桂林师范学院则不到一年。迁黔院校的规模大小也不一致，浙江大学规模最大，有学生千人以上，而之江大学工学院学生则不足百人。虽然各院校在黔办学的时间和规模有差别，但是这些院校在国家民族最艰难的时期，为贵州和中国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人才，其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①见《大夏大学概况》及李成丕《大夏大学在赤水》，前者为1941年6月大夏大学编印，后者载1985年第5期《贵州地方志通讯》。该校复员情况见《王副校长报告总校复员情形》，载1946年6月《大夏大学校庆特刊》。

　　②该校现为西南交通大学，校址在四川峨眉。本文材料引自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办公室1985年6月8日回复作者何静梧调查函。

　　③本段资料根据竺可桢《国立浙江大学黔省校舍记》整理而成，该文载1982年第5期《贵州地方志通讯》。

　　④见《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一书第3章，第731页，该书为教育部编，1949年版。

　　⑤见《贵州省统计年鉴》(胜利纪念特辑)第120页，该书为1947年10月贵州省政府编。②见《浙江大学创建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1982年版。

　　⑥见徐道恒《贵州第一次公共招考研究生》，载1986年第5期《贵州地方志通讯》。

　　⑦见《国立浙江大学工程季刊》第2卷第3、4期，该刊为1942年12月贵州遵义版。

　　⑧见史继忠、姜永兴等《民族识别文献资料汇编》一书，该书为1982年12月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

　　⑨见翁仲康《漫谈(遵义新志)》，该文载1983年第3期《贵州地方志通讯》。

　　⑩见《竺可桢日记》。

来源：《贵州文史资料选粹》(教科文卫篇) 贵州省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 第134-139页，作者系何静梧

责任编辑：于雷雷 最后更新：2024-05-26 16: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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