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贵阳大夏大学的歌咏队
2024-05-26 16:55:46  来源：《文史天地》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时期贵阳大夏歌咏队，从建队到结束虽然只有抗战时期中的5年时间，但在中共贵州地下党的领导下，大夏歌咏队一直活跃在贵阳的城乡，深受人民群众欢迎。歌咏队开展的活动，激励了当地人民的爱国热情，大力宣传了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贵州抗战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01 歌咏队产生的概况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大约在11月，上海复旦大学和大夏大学联合内迁西南，在重庆设立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在贵阳设立第二联合大学。之后，随着抗战的推进，不久解除联合，在重庆恢复复旦大学校名，在贵阳恢复大夏大学校名。随大夏大学西迁贵阳的学生多为沪、苏、浙籍，而新生是在贵阳招收的。新招收的学生中有一部分是粤、桂、湘的流亡学生，大部分是贵州的学生。在这一部分学生之中，还有一些曾经受过中国共产党先进思想教育的进步青年。

▲贵阳大厦大学旧址

　　大夏歌咏队是怎样产生的呢?1938年保卫中国大武汉的声势浩大，贵阳大夏大学在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诞生了歌咏队。歌咏队以“抗日歌咏，宣传抗战，团结同学，唤起民众，挽救危亡”为宗旨，以合法的学生组织形式出现，公开举行抗日救亡活动。大夏歌咏队的队旗由中文系陈德安老师设计，旗形呈长方形，上半部分为红色，下半部分为白色，中间是熊熊火炬，横书“大夏歌咏队”5个美术大字。大夏歌咏队以《八路军进行曲》为队歌，每次活动前都要首先唱这支：“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是善战的健儿，我们是民众的武装，从无畏惧绝不屈服，坚决抵抗，直到把日寇逐出国境，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听/风在呼啸军号响，听/抗战歌声多嘹亮!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解放的战场，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去敌人的后方。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向华北的原野，向塞外的山岗!”

　　最初，大夏歌咏队的队员大约有40多人，到1940年发展到120人左右。在最初发起的同学中，叶楚清、刘永陶、郭连科三人是中共党员，直接受贵州党组织成员王启霖的领导。大夏歌咏队设队长一人，音乐指挥一人，还设有组织、宣传、总务等干事。第一任队长是黄刚培，音乐指挥为苏永延。黄刚培是江西人，思想进步，为人正直，很有组织才能，是歌咏队最孚众望的队长，在进步同学中也有相当高的声望，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黄大哥”(即中共党员、新四军、革命烈士)。

　　大夏歌咏队成立后，得到了学校进步师生的支持和赞助(如历史系教授梁园东先生)，也得到社会群众的大力支持。虽然长期遭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破坏，但是有党的领导，从1938年至1942年，还是坚持抗日宣传活动达到5年之久。

02 歌咏队活动的情况

　　1939年秋，贵阳大夏大学有两位姓何的同学，在贵阳街上无端被警察殴打致伤，全校同学群情激愤。在大夏歌咏队进步同学的倡议下，全校同学举行示威游行到贵州省政府请愿，强烈要求惩办凶手。副校长欧元怀，唯恐扩大事态，横卧校门，阻止学生出校。游行队伍人员将欧副校长抬走，冲上大街，齐集省政府大门口的广场上，要求政府惩凶治伤。政府迫于学生的压力，接受要求，答应惩办凶手，付给医药费用。示威请愿胜利之后，游行队伍在“枪口对外，齐步向前，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的歌声中返校。事后当局胁迫校方把学生召集到大礼堂之内，勒令大家“承认错误”，在“悔过书”上签字。大夏歌咏队成员团结了一些有正义感的同学拒不签字。校方软劝硬逼，毫无效果，只好作罢。

　　1939年寒假，大夏歌咏队以贵阳基督教青年会的名义，到贵阳北郊狗场一带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参加这次宣传的女同学有叶楚清、周宏选、张诗隽、吴槐卿4人，男同学有黄刚培、刘永陶、刘洗良、苏永廷、聂江林、殷尚骏、鲁金生、何亮(何为青年会成员)8人。这次活动地点是以狗场为中心，并深入到朱昌堡一带少数民族聚居区。同学们背着行李、道具，翻山越岭、走村串寨，一到目的地，就用自己被单缝制成帷幕，自搭舞台，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表演抗日歌剧《黄花曲》、《送郎出征》，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等;还采取群众集会、画壁画、写标语等形式，特别是“二四”大轰炸后，大夏歌咏队及时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各族人民群众对大夏歌咏队非常支持，每到一地，群众都热情地安排吃、住，还帮助召集观众。离开时，群众一直把他们送出村口。

　　歌咏队在外演出中，每日上午安排队员学习。同学们阅读了《大众哲学》《辩证唯物论入门》等书籍和杂志，还组织对中国应走的道路和青年学生的人生观问题进行讨论。由于大家深入农村，目睹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造成农村贫穷落后的现实状况，从内心深处认识到，只有积极抗日，为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才是中国唯一正确的出路，从而坚定走向中国革命道路的决心。

03 歌咏队成立读书会

　　1940年春天，大夏歌咏队在贵州地下党的领导下，提出“进一步加强力量，加大宣传力度，增加活动”的任务。为了促进对革命理论的学习和加强歌咏队的领导，歌咏队决定成立读书会。参加人员有黄刚培、刘永陶、叶楚清、刘院良、苏永福、张诗隽、周宏选、聂江林、殷尚骏等歌咏队成员，后又发展了莫德容、阮福华、李承镰、张世经、廖福民等进步同学加入读书会。

　　读书会的活动是秘密的，都是利用星期天到贵阳城郊的山头、野外学习讨论进步书刊。大西门外华家山松林是歌咏队经常活动的地方，如遇阴雨天，就到同学李承镰、聂江林家里聚会。为了防止特务的盯梢、跟踪，每次外出活动都采取约定集中地点、分头出发的办法。读书会主要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少数同学参加学习《资本论》)等，还经常阅读《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和进步文艺书籍。报刊书籍来源多为借阅，或托人购买，由女同学秘密保管。因为这些进步报刊书籍大多是被当局禁止的，放在女生宿舍比较保险。读书会成立之后，大夏歌咏队有了强有力的核心组织，一切活动及事务处理，都经读书会研究决定。吸收会员，必须经读书会审查同意，重要条件是政治上要求进步，会唱歌、演戏则为次要条件。因此，大夏歌咏队已不是一个单纯的歌咏团体，而是一个政治倾向鲜明的进步学生组织。

　　大夏歌咏队经常利用中午或晚上课余时间练歌，星期六晚上多举行晚会，公开唱抗日歌曲和表演各种小节目，所唱的歌曲多为解放区的。如《光荣的牺牲》《巷战歌》《游击队歌》《胜利进行曲》《流亡三部曲》《垦春泥》《吕梁山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等。由于大夏歌咏队是经过登记的学生合法组织，大凡校庆或节日活动，都能公开演出。歌咏队还通过进步力量的支持，定期到贵阳市广播电台演唱抗日救亡歌曲，深受听众欢迎。大夏歌咏队在贵州地下党领导下，多次深入贵阳郊区农村进行抗日歌咏宣传，其中一次是到中曹司，参加者大约50余人，一切组织、活动都依照“狗场宣传”的方式方法进行，效果明显，深受当地人民群众的喜爱。

　　大夏歌咏队的同学还分组去市区公共场所，如剧场、影院、餐厅及茶馆等地宣传抗日救国，举行爱国募捐义演等(捐款通过贵州地下党转送解放区)。大夏歌咏队还邀请进步或友好人士举行抗战讲演会，有一次是邀请路过贵阳的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演讲内容是解放区军民的生活及抗战情况。此外，还有两次邀请李达教授作抗战时事演讲。这些活动深受同学们的欢迎，影响极大，意义深远。

04 与国民党顽固分子作斗争

　　1939年底至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地方当局也加紧破坏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团体。

　　1940年，傅启学任大夏大学训导长，对进步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进行破坏，把大夏歌咏队领导成员黄刚培、苏永延列入黑名单，提供给当局。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黄刚培、苏永延两人安全转移去国际红十字会，为一批从西班牙来华支援中国革命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当翻译。不久，黄刚培又转到第十八集团军贵阳办事处，随后即与进步音乐家任光同赴皖南参加新四军(“皖南事变”时，关入上饶集中营，赤石暴动时牺牲)。黄刚培、苏永延离校不久，刘永陶也被迫离校，随之叶楚清又暂时休学去昆明避难。大夏歌咏队的担子，便由李承镰、聂江林、张诗隽、陈仁慷、莫德容、张世经、殷尚骏等人挑起来。李承镰继任歌咏队队长，聘请音乐家郭可谏任指挥，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国民党顽固派和学校训导处为了破坏大夏歌咏队，还策动校内一些反动分子和受蒙骗的学生组成一个夏声歌咏队，与大夏歌咏队作对。但他们不好好练歌，却在大夏歌咏队练歌或开晚会时扔石头、怪叫，进行干扰，暗中造谣中伤，冷嘲热讽歌咏队队员。

　　一次，大夏歌咏队在省民教馆礼堂演出话剧《决堤》，内容是控诉日本侵略者决黄河堤，淹没良田、房屋，致中国百姓死伤无数的罪行，反映群众起来奋勇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精神。开演前，夏声歌咏队的一些队员冲进剧场，抢走钢琴及其他演出道具。演出时，这些人又扔石子、砖头，起哄、吹口哨，捣乱剧场，最后竟切断电源，使场内一片漆黑。但大夏歌咏队的同学早有准备，把事先预备好的汽油灯拎上舞台，演出继续进行，舞台的灯光虽然暗淡一点，但会场秩序井然，观众情绪随着剧情的发展愈来愈高涨。当剧终幕落时，观众自发地响起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既是祝贺演出成功，也是抗议这伙捣乱分子卑鄙的行为。国民党顽固派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采取下流手段，派人伪装进步，打进大夏歌咏队。歌咏队及时识破这些伪装者，将他们清除出歌咏队。以后他们又两次把大夏歌咏队的音乐指挥拉去当夏声歌咏队的指挥，企图搞垮大夏歌咏队。大夏歌咏队便自力更生，由队友李承镰、聂江林担任音乐指挥，继续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与国民党顽固分子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05 新一届歌咏队的概况

　　1941年夏，李承镰、聂江林、刘院良毕业离校了。大夏歌咏队的担子落到了张诗隽、莫德容、陈仁慷、阮福华等同学身上。女同学张诗隽任队长，男同学许世雄为副队长兼音乐指挥。这时又发展了一批新的队员，如任瑞元、张永昌、秦玉兰、沈荣珍、庞代烈、王兴夏、刘爱道、陈元瑜、陈婉等人。同时许世雄、陈仁慷、李炽光进入了读书会。

　　大夏歌咏队为了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决定以女生宿舍10号房(张诗隽等的住处)的女同学为主，创办《横直》壁报。意思就是要对国民党顽固派横冲直撞，以张诗隽、陈仁慷为主编。这时，聂江林虽然毕业离校，但还是经常来参加大夏歌咏队的工作，帮助《横直》壁报画刊头、写文章。壁报除刊登抗日救亡、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妥协投降的文章外，还出过一些纪念专刊。

　　譬如，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当时国民党顽固派禁止群众纪念这个节日)。壁报中还曾登载过一篇题为《狗的尾巴》的短论，揭露学校某些当权人物甘当国民党顽固派的走狗，破坏学生运动的罪行。他们怀恨在心，指使人在夜间偷偷摸摸撕毁《横直》壁报。10号房的女同学们又连夜赶写文章及时张贴，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有一次训导长傅启学很信赖的一个反动分子当上了学生伙食团委员，他利用职务之便偷窃学校食堂仓库的粮食，被同学当场抓住。这段时间全校同学对于伙食太差，意见很大，早已窝了一肚子火。张诗隽、莫德容等女同学就利用这件事，在饭厅向大家揭露反动分子的丑恶面目，使这伙人狼狈不堪。

　　1942年11月8日(星期天)上午8时左右，当张诗隽同学走出校门时，两个特务迎面走来，要张诗隽跟他们走，张诗隽不走，特务掏出手枪进行威胁。张将手枪打落，返身跑回学校，特务们连开三枪，击中张诗隽同学左腿，她倒在血泊中，同学们闻声赶来，一部分同学将张抬送医院抢救，其余同学义愤填膺，将两个特务拖进校门，有的拳打脚踢，有的用石头砸。正当这两个坏蛋在全校同学盛怒之下难以脱身之时，来了一队荷枪实弹的宪兵，闯入校门，用明晃晃的刺刀指向学生，把这两个凶手夹在队列中间保护走了。

　　在场同学对这种卑鄙行为，无不切齿痛恨，高呼口号抗议特务行凶。在张诗隽受伤的同时，叶楚清、莫德容、殷尚骏等3人也在不同地点被捕，大夏大学的血案轰动了全城。后来，张诗隽伤愈出院时，特务分子提出要有铺保才能出院。大夏血案的第二天，特务又乘车去修文中学逮捕聂江林。幸有阮福华、毛祖塘同学事先送信，聂江林躲过了一劫。

　　11月11日，一批武装特务包围了张诗隽同学所住的医院，将在医院办理张诗隽住院手续的许世雄同学公开逮捕，由于许世雄拒捕并高唱革命歌曲，被戴上重镣。就在这天，傅启学(已升任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主任委员)竟宣布大夏歌咏队为非法组织，勒令解散。歌咏队的骨干成员不得不迅速转移，歌咏队至此停止了活动。

　　贵阳大夏大学歌咏队只存在短短的5年时间，但是他们为抗日救亡取得的歌咏成就，载入了贵阳抗战胜利的史册，激励贵州各族人民奋发图强!

文章发表于《文史天地》2022年第2期，作者系胡平原

责任编辑：于雷雷 最后更新：2024-06-04 17: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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