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交通大学校园所遭破坏略考
2024-08-20 16:41:30 来源：上海交大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凤池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交通大学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徐汇校区在日军侵略中遭受了重大变故与破坏，其遭遇是整个中华民族在抗战期间灾难状况的沧海一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交大历史上这颠沛流离的8年，校园被侵占的灾难与损失，能够让我们以史为鉴，珍惜和平，励志图强，开创未来。
01交大校园成“上海第一最大之收容所”
早在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时，宋庆龄与何香凝奔走筹划建立临时伤兵医院，交通大学就毅然决定将条件最好的学生宿舍“执信西斋”用作开办国民伤兵医院，除将学生全部迁出，还划出校内调养室、西宿舍为男女医生看护住房。
四月中旬，国民伤兵医院完成了救护伤员的使命，经过一番修缮，交大学子们才又搬回到执信西斋。
△ 20世纪30年代的执信西斋
△ 执信西斋早期学生生活场景
△ 1932年，在执信西斋前，宋庆龄与国民伤病医院全体职工合影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制造“八一三”事变，上海陷入战火。9月初，日本侵略军已经逼近徐家汇，交通大学校园上空每日均有日本飞机多架低飞盘旋，师生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黎照寰校长在9月18日报告教育部的函电中称：晚上8点20分，中国军队飞机与日本飞机在徐家汇上空交战，一枚流弹从学校图书馆飞过，落在南洋模范中小学内。据《上海交通大学史》记载，学校成立维持治安委员会，专门制定护校方案，约定以上课电铃为空袭警报，停电则鸣锣为号，失火以敲上院前的大钟为号，并在图书馆后的土山下开辟一处空场，作为空袭避弹处，购置大米12石，存放在校外宿舍以防万一[1]。
△ 日军入侵上海路线
△20世纪30年代交大图书馆旧景
随着战事深入，从9月底开始，日军大量增援上海，战线由东线逐渐西移，交大校园时时都有被炮火袭击的可能。由于交大校园所处的徐家汇以华山路为界，华山路以东为法租界，以西为华界，交大校园属于华界，当时即是在战区，无法开课，学校正门对面的校外宿舍则因在法租界属非战区，尚能勉强使用。于是，10月11日，在隆隆炮火声中，三、四年级学生暂时在校门对面属于法租界地盘的交大校外宿舍开始上课。10月14日，敌机又一次经过学校上空，轰炸徐家汇车站及虹桥路，师生处于极度惊恐之中[2]。无奈，教职员工也不得不搬到校外宿舍办公。
△20世纪30年代交大校园鸟瞰
△ 1937年上海租界当局派车运送日军炸死的民众尸体 图片来源 / 上海市档案馆
随着侵略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日军对上海的轰炸有增无减。据日当局自己宣称，仅在10月25日—27日的3天时间里，日军就出动飞机850架(次)，“共投炸弹2526枚，计重164吨”[3]。交大上空经常有日机盘旋侦察，日方更在报上威胁交大，称“交大校园内藏有军械”，要轰炸交大，当时离交大不远的光华大学(现为位于延安西路中山西路的东华大学)的全部校舍就在这次抗战中被日军炸毁。
△ 遭日军轰炸前后的光华大学校舍
日本侵略战争致使大批平民流离失所，不少难民涌向难民救济会。为安置难民，1937年9月，国际救济会开始与交大校方商洽借房。教育部希望交通大学给予支持，鉴于战事，学校教授会议决：“社会局商借校舍收容难民，允准南院，但须在虹桥路另开门径进入。”[4]10月底，上海市难民收容所入校，大批难民涌入交大徐汇校园。11月12日，上海沦陷。交通大学校舍成为国际救济会第五难民收容所，宿舍、教室住满难民，一度收容难民达15000多人，宋庆龄曾到交大看望难民[5]。《文汇报》报道交大是当时“上海第一最大之收容所”[6]。
△ 1937年12月16日，《北华捷报》登载NANYANG COLLEGE NOW REFUGEE HAVEN(交通大学校园成为难民收容所)
02交大师生被迫离开校园转移租界
自抗战之始，交大就持续不断地向所属的上级教育部、铁道部部呈函，请示内迁。然而，出于对交大留沪意义、教学条件及上海战况、租界局势等几方面的考虑，教育部、铁道部一次次否决了交大提出的内迁请求。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后，西迁路线被切断，交通大学也失去了整体内迁的可能。
△ 1937年10月，教育部不同意交大迁校、指令迁入租界指令
上海战争爆发前半个月，出于安全考虑，在争取内迁的同时，学校已经在安排图书、仪器以及人员向法租界搬迁。至上海沦陷，价值30万元共8万余册的图书资料已全部从徐汇校园安全搬出。10月底时，交大附近的徐家汇车站及虹桥路遭到日机反复轰炸，11月1日，学校开始向法租界搬运仪器设备。各院系师生齐心协力日夜抢运设备，将徐汇校区的教学实验用具搬往法租界震旦大学、中华学艺社、中法工专等处，实验工场里的笨重机器也尽量拆卸下来运走。机械工程系、电机工程系、土木工程系把机械设备除一部分供实验应用外，均装箱搬运至震旦大学、汶林路(今宛平路)、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等三处存放，后又搬至震旦地下室。土木工程系将办公室内一切家具用品搬至校外宿舍，布置临时办公室，后来再由校外宿舍搬迁至震旦。理学院的数学，物理、化学三系精密仪器很多，师生们均连夜抢运。化学系器械尤其零星琐屑，系主任徐名材连同师生工友20余人，以试验室抽斗为运输工具，装入器材，徒步搬出校外。
△交通大学借用震旦大学校舍函件
△ 震旦大学红楼，抗战时期交大租用校址之一
当时日军飞机不断在学校上空盘旋，而师生日夜奋战，持续工作，4天时间全校大搬迁，除体积太大的如各式锅炉、汽轮机、电动机等机械及房产、校园无法挪动外，其余物品均尽量搬走。移存校外的家具、机件、仪器、图书共计值110多万元，交大经营数十载的主要财产得以保存，为抗战时期交通大学在上海坚持办学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保障，但所损失者亦难以估量。
△ 1938年5月31日统计的交通大学战时财产损失估计表(档号：西交大 2584-03)
与机械设备迁移同步，交大师生也迁离了交大校园。10月底，一二年级学生开始在借得的震旦大学(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的部分教室里上课。三四年级原本在交大校外宿舍上课，这里属于法租界。但中国守军退出闸北后，局势骤然紧张，用作教室的校外宿舍紧邻战区，炮火连天，“恐有流弹波及”，师生只能搬出校外宿舍，另租借法租界内房屋。最初，法租界当局不准学校在其界内租屋办学，经过校方再三交涉，才获得了允许，租定法租界内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的中华学艺社作为三四年级学生上课住宿之所，这里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留在上海的交通大学的校本部。
△中华学艺社旧址铭牌
除此之外，学校还租借辣斐德路1194号中法工学院(今复兴中路1195号)、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今陕西南路235号)、正风中学等处分散教学或试验。比如在中国科学社进行物理试验，在工程学会工业试验所进行化学实验，在中法工学院进行电机系、机械系的部分试验，土木系还曾利用中法工学院空地进行测量实习。
△1935年《科学画报》杂志封面的彩板明复图书馆照片
至11月5日，全校四个年级学生得以全部在租界上课，中间仅停课4天。然而由于战争，到校学生人数大为减少。第一学期结束，在校生才565名，其中还包括其他学校借读生89名。而1936年在校生就已达710名[7]。不少同学因为家乡沦陷、音讯不通、交通中断，未能及时到校，只能休学或借读当地其他学校，甚至不得不中断学业。交通大学从此开始了于租界中求生存的艰辛历程，迁入租界的办学条件十分艰苦，教室、图书仪器、实验场所等散居十余处，交大成为一所“没有校园的大学”， 空间小，学生多，租借的教学区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活动的地方。这也是交大百余年历史中最为艰难的一段办学历程。
△1938届机械工程学院毕业师生合影，为迁入上海租界后的首届毕业生
据抗战那年升入三年级的1939届校友傅景常回忆：“二年级下学期，在绘图教室中上画法几何课，课间休息时，抽签分配三四年级的学生宿舍：执信西斋……主持抽签的同学摇号叫号，天真活泼，劲头十足。大家一面摸签，一面大笑，真不知天下有烦恼事。万万想不到，就在这年暑假期间，‘七七’事变发生了，交大由徐家汇迁入法租界中华学艺社，执信西斋之梦迅速破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个人的幸福依靠国家而存在，这是千真万确的。”[8]
△ 抗战时期徐家汇区域地图 图片来源 /《抗战时期上海“虹桥——徐家汇—军事区”研究(1937–1940年)》
03抗战期间交大校园被日军及东亚同文书院占用情况
1937年12月30日, 日本宪兵队侵占了交大徐汇校园，并在交大校园设立“宪兵队徐家汇分驻所”。靠近校门、作为交大经典建筑象征的老图书馆，成为日本宪兵队的驻扎地。交大校舍和未迁出的设备、家具等校产都落入日军之手。
△ 日本宪兵队占领交大徐家汇校园，设立“宪兵队徐家汇分驻所”
创立于上海的日本东亚同文书院此时因“卢沟桥事变”中日交战，从上海搬回日本长崎。日本入侵上海后，东亚同文书院想尽快回到上海办学，但其虹桥路100号的原校舍已遭烧毁，因此意欲将交大徐汇校园作为其校舍用地。
△ 1917-1937年间东亚同文书院在上海徐家汇虹桥路校舍
东亚同文书院是近代日本为实地培养服务于对华扩张的所谓“中国通”而在华开办的高等学校，其最大的特点是：在40多年的历史上，始终让其学生对中国进行实地调查，以报告书作为毕业论文。自全面抗战开始，东亚同文书院配合侵华日军活动，以“学徒出征、翻译从军”为名，协助日军作战。该院从1939年起，还按年度将学生的调查报告以《东亚调查报告书》的名目结集出版，其内容主要涉及中国沦陷区情况。
△ 1916-1930东亚同文书院关于湖南的11期调查研究报告
△ 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在中国从事调查活动的“大旅行”所持护照
△ 到云南、四川调查的东亚同文书院学生
东亚同文书院院与日本外务省及侵华组织“满铁”均有很深的关系，其与沈阳的“满铁调查部”，被称为日本在中国南北方设立的两大情报调查系统。苏智良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述论》中总结道，“书院所培养的部分中国通，成为征服中国的走卒;书院所进行的大旅行，亦完全沦为对中国的公开军事刺探。”[9]
△ 东亚同文书院记录册
△ 东亚同文书院记录册
由于同文书院在日本的地位非同一般，在打算回到上海继续办学过程中，获得了日本军方和外务省强有力的支持。1937年12月15日，日本外务省在给文化事业部的文件中言及：“交通大学校舍由法国当局暂时管理，充当中国方面难民救济所。……交通大学完全是国立大学，和外国没有关系，而且它的位置和同文书院相邻，把它的校舍作为同文书院校舍使用，……是非常恰当的处置。”[10]因交大校园已借给难民救济所，1937年12月时，校园内还有15000多难民。为给东亚同文书院腾出校舍，难民救济会在日方一再催促下，被迫“将难民陆续分送到其他收容所安置，但由于人数过多，一时难以安置”。[11]1938年3月中旬，校园内还有七八千人没有撤出，日方限期在3月28日之前必须全部撤出，无奈之下，“国际救济会鉴于此项难民一时不易觅得适当地点，惟以期限急迫，不得已已于昨日(3月27日)设法将该项难民迁出，暂行分送至法租界西爱咸斯路国际第二所、小沙河渡路国际第四所，及海宁路国际第六所等处，暂为容纳”。[12]这样到1938年3月底，15000多难民被迫全部迁出交大校园。
△ 《文汇报》1938年3月28日报道
1938年4月8日，也就是在交通大学 42 周年校庆日当天，日本东亚同文书院进驻交大校园，4月17日在交大校门口取下交通大学的匾额，挂上同文书院的木牌[13]。当天还有日本海军少将、陆军少将、驻沪领事等100来人出席开院仪式。从此交大校园被日本宪兵和同文书院占用7年多，直至1945年9月抗战胜利，期间既没有口头提出，也没有向交通大学办理过任何租借手续。因此对交大来说，校园是被占用，同文书院占用交大校园的事实不能否认，有学者提出“借用”的说法不能成立[14]。
△ 1937年日人加藤咨郎在交大校园内检到的学生笔记(档号：SW-03-0017)
被占领的交大校园遭到同文书院和日本宪兵队的严重破坏。同文书院进入交大校园后，对交大“内部房屋任意拆卸改造，器用杂物均被运走，或被烧毁”[15]，各种校园设施、建筑物等遭到毁坏或改造，尤其是涉及历史文化与革命纪念物均遭破坏——
交大创始人盛宣怀全身铜像和纪念亭被毁;
李叔同书写的辛亥革命烈士白毓崑纪念碑主体被毁;
捐建交大图书馆的民族资本家无锡荣氏铜像被毁。
△ 1923年，为纪念盛宣怀先生创办学校之功绩，学校师生在校园中部建立盛公铜像。毁于日寇占领交大校园期间
△ 交大徐汇校园内的荣氏铜像于日占时期被毁，现仅存基座
△ 辛亥革命烈士白毓崑纪念碑被毁，现仅存带有李叔同刻字的残碑，2021年已移至上海交通大学校史博物馆保存
战前设备完善的铸工、锻工、木工三个实习车间均被侵占;校工宿舍及木工电机实验室内各种机座等都被拆除[16];工程馆被用作教室和教授研究室;容闳堂被用作办公室、中国研究部等;图书馆除驻扎一部分宪兵外作为同文书院图书馆;上院除作为教室外还作为一部分职员住宅;中院被用作职员住宅;体育馆、医务室、学生食堂、学生宿舍等仍然按其用途使用[17]。
△ 东亚同文书院明信片(图中建筑为交大上院)
△ 东亚同文书院明信片 (图中建筑为交大大门)
另外，同文书院还在校园随意修建房屋，共建校舍11幢，总面积2321平方米。其中包括在图书馆南面学生寄宿舍1幢，255平方米;职员住宅六幢，总面积792平方米，分别坐落在图书馆东北方向4幢，工程馆西边、北边各1幢;院役住宅4幢，面积264平方米，分布在北门的西南和东边[18]。这些建筑多为比较简易的两层楼。在同文书院当年的地图上有明显标识，图书馆东北方向的几幢职员住宅后被称为东宿舍，其中有一幢保留到前两年才拆除。
△ 抗战时期东亚同文书院侵占交通大学校园地图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占据徐汇校区校园的情景，在当时《申报》《中央日报》《北华捷报》《台湾日日新报》等均有报道。以宣传亲日、反共为宗旨的《中国月刊》，还专门在1940年第2卷第4期刊载了“东亚同文书院”的特刊。画刊中的照片表达了当时大门、食堂、教室、校舍(上院与中院)的场景，其中有一则照片还拍摄了“学生们的防毒军事训练”的场景。同时也附有一张当时“有功于中日文化合流”的东亚同文书院院长“大内氏”的肖像照片。
△ 《中国月刊》1940年第2卷第4期“东亚同文书院”特刊
1945年初，溃败的大批日军涌进交大校园，大学校舍中，西部宿舍、工程馆、南部宿舍、文治堂被作为各部队的货物仓库和过路部队兵营，此后或成为各部队的本部，或是师团司令部、旅团司令部。除了学校本部、中院、兴亚宿舍和职员住宅的一部分以外，全部为军队使用，一度收容兵员5000人以上。校舍器具物件损伤不少，军纪松弛不堪入目。日军投降前夕侵占交大校园还有实物证据——1999年暑假，上海交大对执信西斋进行修缮时，从一间寝室的墙缝里发现了一堆当垃圾丢弃的纸片、布缕及其他杂物，其中有五封“军事邮便”(类似于明信片)，落款为“中支派遣第六一O五部队安村队大崎光范”;两份“请求书”，写于1944年(昭和十九年)六月三十日，是申请经费的报告;一份“组替证”;7、8只揉成一团的“旭光”牌香烟壳，为绿底梅花图案，下方标着的厂家为“大日本军管理颐中烟草公司”;还有锈迹斑斑的手枪部件和子弹壳等[19]。这是日本军队占据交大校园的又一证据。
△ 日军在交大校园操练时留下的子弹枪械零件等
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15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京沪特派员办公处进驻交通大学徐家汇校舍，接收并关闭了东亚同文书院。1945年10月，上海交通大学迁回上海徐家汇原址。
日人占据校园的7年多时间里，即使是交通大学的学生也不能进入校园。在租界入学的交大学生高彧文回忆往事时感慨地说，自己读书时从未能跨进“古香古色的校园大门，而只能站在租界边缘眺望，心向往之，那种殷殷憧憬之情至今仍留脑海中”[20]。
△ 1935-1949年时期的交大校门
日军入侵中国，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沉重的灾难，交通大学作为国难时期的高等学校，校舍被日本宪兵和同文书院长期占用，致使8年间不得不辗转在法租界与重庆艰难办学，校内设施、设备等遭到严重破坏，对交大师生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如今，70多年过去，历史翻过了惨痛的一页，我们既要珍惜和平、面向未来，也要扼制军国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沉渣泛起，防止妄图篡改、美化日本入侵中国的史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
参考文献
[1] 王宗光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史(第四卷)(1937-1949)[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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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盛懿. 东亚同文书院占用交通大学校园略考
[5] 范祖德.“敌后”交大与“后方”交大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的国立交通大学[A].故事交大[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6] 《文汇报》1938年2月14日
[7] 编纂委员会.上海交通大学志[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6：249.
[8] 傅景常.交大求学杂忆[A].黄昌勇,陈华新编.老交大的故事[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352.
[9] 苏智良.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述论[J].档案与史学，1995(05).
[10] 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11] 《文汇报》1938年3月17日
[12] 《文汇报》1938年3月28日
[13] 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编写组.黎照寰1938年4月17日致教育部、交通部快邮代电[A].交通大学校史(1896-1949)[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626.
[14] 盛懿. 东亚同文书院占用交通大学校园略考
[15] 《文汇报》1938年3月28日
[16] 工务处27年(民国)报告
[17] 《同文书院纪念志创立四十周年》140页
[18] 《日立东亚同文书院大学交接书》1945年12月
[19] 盛懿主编.老房子 新建筑[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52.
[20] 高彧文.不平静的回忆[A].朱健主编.交通大学师生抗战回忆录[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33.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4-08-20 17: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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