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发展纪实
2018-03-19 11:38:51  来源：中山大学历史文化展示平台　图书馆学刊2014年第1期　作者：李 卓  点击：  复制链接

　　[摘 要]综合利用中山大学图书馆馆史和广东省档案馆收藏的中山大学档案，再现抗战期间中山大学图书馆藏书发展历程。

　　[关键词]中山大学 图书馆 藏书变化 抗日战争

1 馆藏发展概况

　　1927年，顾颉刚为中山大学制定搜求图书计划，并亲赴江浙购得文献约12万册。以此为基础，至1936年，中大馆藏书计有271862册，在高校图书馆中仅次于燕京大学的285083册和清华大学的279363册[1]。抗战八年，日军轰炸、劫掠等野蛮行径给中大馆造成巨大藏书损失。《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工作报告(民国三十七年度)》(简称《工作报告》)统计了民国二十六年度至民国三十三年度(中缺民国三十年度、民国三十二年度)馆藏量。

　　表1 中大抗战期间馆藏图书统计表(单位：册)

类别         年度	图书	杂志	总计	备注
民国二十六年度	212761	97086	309847	广州沦陷前
民国二十七年度	101012	2173	103185	迁澄江后
民国二十八年度	103060	4714	107770	离穗后一年
民国二十九年度	116431	11516	127947	迁坪石后
民国三十一年度	117006	23018	142024	坪石沦陷前
民国三十三年度	37011	8007	45018	复时数量

　　备注：年度统计以当年7月至下年6月为限。

　　由表1可知，抗战期间，中大馆损失图书175750册，杂志89079册，计264829册。

2 馆藏发展分析

　　抗战期间，中大校址两次被占，藏书散佚严重。迁校澄江及坪石期间，图书馆同仁尽力搜求藏书。抗战结束后，图书馆主任杜定友回收散佚图书，追查战前存港藏书，追讨日本劫掠文献，尽力挽回损失。

　　2.1 战前移存

　　烽火连天岁月，中大能保存相当数量图书，与图书馆同仁付出诸多艰辛、积极转存抢运密不可分。

　　《工作报告(民国二十七年度)》指出：本馆自上年度起即奉命将珍贵图书320箱移存校内安全地点，至本年1月即将一部分善本书碑帖等199箱(医学院图书27箱)先行迁运香港，其余148箱暂存校内。及至广州事变突然发生，本馆同人昼夜赶装，在三日内加装63箱，连存校者共计221箱，随校西迁。

　　档案《国立中山大学各学院移存九龙仓图书仪器清单》列出抗战前各院系移存香港的图书设备数量：“文科研究所甲骨铜器字画书籍24箱，教育研究所仪器图书21箱，图书馆图书172箱，医学院图书馆图书27箱，地理图书图表3箱，文学院图书4箱[2]。”《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存港书箱清单》列明存港书明细：“善本书86箱11368册，志书44箱13279册，杂志23箱1061册，碑帖19箱30000张，另医学院存书27箱，共计199箱[3]。”《中大图书馆移存书目(1938年)》[4]内有存港图书详目，惜缺碑帖目录。这批文献多为善本、碑帖等精品。

　　2.2 战中损失

　　馆藏大量损失集中在两个阶段：一是1938年日军占领广州，石牌校区的图书未及转运，损失20余万册;二是1945年1月坪石沦陷，损失6万余册。

　　2.2.1 石牌

　　1938年10月，中大奉命迁校。30余万册图书需1200个木箱才能装毕，然经费仅能购67个木箱。图书馆同仁自力更生，将书架、桌子、黑板改做木箱。至16日，装出299箱，抢救图书50000余册。西迁后，《工作报告(民国二十六年度)》统计，总馆损失200392册;分馆45628册;计246020册。总馆仅存藏书54808册，含战前转存香港的199箱25708册图书。以战前藏书30余万册计，仅广州一役，近5/6图书亡佚，损失惨重。

　　2.2.2 坪石

　　1938年10月，中大西迁澄江。不到年余，因滇南百物昂贵，加之西南地方实力派同国民党CC派矛盾益深，以及日寇进逼越南，危及滇境等因素，1940年7月，中大由云南澄江回迁粤北乐昌坪石镇。但随战事发展，1945年1月16日，坪石陷入敌围，中大被迫迁校乐昌。21日坪石、乐昌相继沦陷，留存图书“被敌方掳去，除择要收藏移存外，余皆纵火焚烧，随处四散”[5]。坪乐事变，损失藏书285箱，61200册，约915万元[6]。

　　2.3 广征文献

　　抗战期间，中大救国学习并行，图书馆同仁奋力收集文献补充馆藏，在澄江和坪石两地取得显著成效。

　　2.3.1 澄江

　　1939年2月，图书运抵澄江，图书馆迅速开放。因藏书亟待补充，图书馆立即根据新书目录着手函购、交换。《工作报告(民国二十八年度)》统计该年度发函662通，订单26次，订书志713种。报纸亦添订各地方性者，如成都、邵阳、贵阳版《中央日报》，重庆《大公报》《广西日报》《重庆报》，昆明各报、港报和安南《观望报》等。同时搜求西南各省县志及各地丛书。各省赠送地方志有广东《惠州西湖志》《儋县志》《东安县志》，广西《怀集县志》《贺县志》《罗城县志》《思恩县志》，四川《犍为县志》。购入丛书有《黔南丛书》《上海掌故丛书》。1940年3月，图书馆曾向香港办事处联系采购廉价古书[7]。

　　各院系分馆积极发函征购图书。1939年夏，师范学院分馆向英美书局订购杂志18种，西书20种。1940年初，向欧美澳菲各国大学及学术团体征赠图书，复函有赠全套丛书者，有长期赠送期刊者，亦有赠送其他书报者。工学院分馆购百余种杂志，又得中英庚款委员会拨款国币2万元购置图书。医学分馆图书尽陷广州，抵澄后，院长张梦石设法购入图书多本。欧战爆发，以德文为主的医学书籍来源困难，杜定友各处搜罗，始增不少书籍，另有为各工程机关或私人所赠。医学分馆曾托光华书局经理从香港代购书籍数百本，然遭扣留，无法再购。

　　承教育部国际出版品交换处、中华图书馆协会战时图书征集委员会、北平图书馆等相助，得英国赠书235册，美国赠书102册。本校员工亦赠百种。

　　至1940年夏，新增藏书6850册，馆藏达77352册。图书馆工作蒸蒸日上，每日阅读人数超出石牌时期一倍有余。

　　2.3.2 坪石

　　1940年7月，中大回迁粤北，1941年6月，图书馆运抵粤北藏书283箱。因各学院地址分散，为便利员生阅读，总馆将图书分存各学院，设图书分馆，由总馆统辖。

　　坪石沦陷前，图书馆藏书142024册，近战前半数。因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经费充足，国内外图书馆学界、出版界大力援助，坪石时期馆藏增长最快。新增图书主要通过采购、专款、捐赠和院系合并4个途径获得。因战事发展，不同年度各途径侧重不同，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外专款和捐赠因交通线中断而停滞。

　　1采购。图书馆不断征购图书。民国二十九年度，总馆发函600余通，中文杂志十之七八为征求所得。总馆新增藏书6869册。各分馆图书亦获较大补充。师范学院购入图书5797册。民国三十年度，中大图书委员会全年购书费为72000元，购入图书17722册。民国三十一年度，总馆购书志4913册，日报803份。

　　1941年冬，总馆派何恩泽赴赣州、曲江等地购书1261种2716册，约10100余元。其中有《新民丛报》《元丰类稿》《湘军志》《江西通志》等难得之本。1942年5月，图书馆购入宜章李氏藏书，凡2000余册，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档案《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关于拟购一批古书等情的函》中记购书160种1028册，国币2951.5元[8]。

　　2专款。民国二十九年度，研究院分馆利用教育部补助费用购书1138册，订师范研究所杂志21种。以教育部指拨美金专款11000元订书志2247种。民国三十年度，总馆得教育部美金专款12000元用于购书。研究所分馆专款购入三大丛书。民国三十一年度，总馆专款购书2416册，研究院分馆专款购入12232册，师范学院分馆专款购入7852册。

　　3捐赠。民国二十九年度，美国学生救济会赠书1单500余种;英国战时图书征集图书委员会赠书4单2000余种。其他各图书出版机关赠送数起。1942年校庆期间，杜定友倡导图书馆节，征得图书6340册。全年承各方捐赠书志3431册。

　　4院系合并。1938年，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工学院并入中山大学工学院，其图书归入工学院图书分馆。1941年，工学院分馆接收勷大图书中文253册，西文289册。

　　据统计，民国三十年度增39846册，三十一年度增20068册。三十二、三十三年度，虽无工作报告留存，难知藏书发展状况，但从三十年度与三十一年度藏书增量可知该阶段藏书增长情况。

　　2.4 战后召回

　　回迁广州后，杜定友因中大复校委员会无其名，校舍亦无图书馆，自挂“中大、省、市图书馆联合办事处”，以其名义寻访失散图书。

　　2.4.1 广州地区

　　1945年10月，从东亚研究所收回书志2314册[9]。1946年3月，接收岭南大学存伪广东大学图书馆藏中大图书18664册[10]。3月15日，接收广州后楼房上街16号之2、3两处图书3300余册[11]。1946年4月25日，接收各省政府公报合订本等960本，丛书集成及其他书志2395本[12]。

　　2.4.2 澄江、坪石

　　澄江、坪石仅存45000册藏书。一部分是坪石沦陷前迁往湘粤交界栗原堡由涂祝颜守护之图书。另一部分为何家新搜辑运回乐昌出逃未携图书，中文2955册[13]，西文1301册[14]。此批图书曾被日军择要收藏后焚毁，乐昌天主堂坚神父善美领回余烬并襄辑遗亡。

　　2.4.3 香港和海防

　　1945年12月，杜定友函请香港大学图书馆陈君葆、北平图书馆办事处何多源代查存港图书[15]。又请越南海防中国领事馆追查工学院胡慕瑗留存的36箱图书[16]。1946年1月，陈君葆在西环永源货仓“发现所存的171箱东西正是中大的书”，“原有199箱，这样失去的已28箱了[17]”。3月，杜定友亲送173箱图书归穗，同时将中英文化教育董事会赠书8包，美国图书馆协会赠书6包一并运回。

　　1946年11月1日，广东省教育厅将从香港运回的被掠夺图书中无物主标记与本省无关的地图半箱、碑帖两箱交中大馆接收[18]。

　　2.4.4 日本

　　1946年，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函知中大，希望寄给该会被劫掠图书清单。但书目卡片在石牌、九龙货仓和乐昌、坪石等地遗失，损失无从列报。中大复函请求赐还全部印有本馆印记图书[19]。1946年1月15日，中大向驻日代表团发函，准其根据中大印记检运图书[20]，最终退回5902册[21]。

　　1946年4月16日，中大馆移交清册写明馆藏连县108箱，坪石531箱，香港173箱，乐昌8083册，广州7327册(不包括接收本校出版品如农声等复本12444册，实业部刊行矿业法复本3980册)，计812箱15410册[22]。抗战八年，藏书由309847册之众残存45018册，损失非金钱所能计量。

3 影响馆藏发展因素

　　影响馆藏发展的主因是战争，战乱给社会带来一系列影响，如教育经费、出版事业、国外物资援助等方面，又因为战乱，国内外图书馆通力合作，突破国域界限，共同抗击文化侵略和文献掠夺。

　　3.1 负面影响

　　3.1.1 侵华日军的掠夺破坏为馆藏发展首害

　　抗战期间图书馆藏书损失数字触目惊心。194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大会，中国《一九三七年以来之中国教育》报告指出：战前全国图书馆计有1848所，各省市之公私立图书馆因战事影响损毁停顿者达50%以上，能幸存者亦损失甚多。后虽逐渐恢复，据1943年统计，全国仅有图书馆940所，约占战前50.86%[23]。中大馆亦难幸免。

　　3.1.2 经费减少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认为抗战、建国应同时并进，而教育尤为建国基础。为应对抗战期间教育出现的严重危机，1938年4月，国民党制定《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发布《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提出逐年增加教育经费。国民政府明确规定保障抗战期间教育经费。抗战前，国民政府教育经费占国家总预算3%，1937年为4.29%，1939年降为2.31%，1940年为2.4%，1941年为3%。战争岁月，教育经费在国家总预算中占2%~3%，对维持中国教育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3.1.3 出版事业萎缩

　　抗战期间，中国出版业受到极大破坏。出版业中心上海被占后，各出版企业遭到毁灭性打击。各出版公司如商务、中华、世界等陷入瘫痪。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在上海仓库财产被没收。其他各书局印刷机及书籍等也遭劫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各出版社在香港印刷厂被迫停办。内地新办之厂，设备简陋，物资人才缺乏，各种自然科学书籍多因无法制图及缺少科学符号不能出版。日军亦严格限制出版物用纸，要求新闻用纸减少30%，杂志用纸减少30%，书籍禁止无限制出版，各学校会报减少篇幅[24]。出版事业萎缩，印刷精美的图书日渐稀少，图书馆陷入无书可采或少书可采的地步。

　　3.1.4 物质供给线中断

　　抗战期间，中国与国外有四大物质供应动脉，一是粤汉线至香港;二是经甘肃、新疆和苏联相连的供给线;三是昆明至海防;四是云南至缅甸。其中第三、四条线路经由川、黔、滇到法属越南海防或英属香港，遭受空袭危险较小，成为首选运输线。但1940年5月，德国入侵法国，越南线停运，1941年12月，香港澳门相继沦陷，中国接受外援的交通运输线完全中断。战备物资无法运入国内，图书亦不例外。中国图书馆学界与国际图书馆学界、出版界的协作被迫停止。

　　3.1.5 三分人祸

　　战乱固然对藏书发展造成一定影响，但中大校方两次对战事估计错误，造成兵临城下、图书无法转移的尴尬局面，也是图书亡佚原因之一。1938年10月，中大校方虽准备西迁，但线路不明，准备不足。重要图书未装箱，杜定友曾请求图书先运，秘书长肖冠英却以战事发展不会太快回绝。再提留校图书16万册用水泥木石封存地下室，又遭拒，以致大量藏书陷于敌手。1945年1月16日，日军包围坪石，中大仓促迁校乐昌，图书馆同仁连日转运图书130余箱。21日坪石沦陷。抵乐昌后，校方不辨时局，竟谋复课。当晚乐昌沦陷。22日凌晨，图书馆同仁封存图书后撤退，最终城破书散。

　　3.2 正面影响

　　3.2.1 同心合力守护国粹

　　藏书得以保存，与图书馆同仁精诚合作、爱书护书不无关系。1938年10月迁校前，同仁奋不顾身，努力抢救，一切钉箱搬运均亲自为之，装木箱211件。又亲自押运图书，流亡滇粤。颠沛流离中，谨记图书馆服务宗旨，尽心保存文献，亦不忘征集图书，服务读者。

　　杜定友亦为保存文献鞠躬尽瘁。乐昌沦陷时，他与同事四出找寻挑夫搬运图书，仅得两人。杜定友个人著稿4箱，亦念全校图书未能抢救，个人书稿虽可脱险，却无以对学校国家。杜定友愤然掉头不顾，平生著述与中大图书，皆亡敌手。

　　3.2.2 中外图书馆界精诚合作

　　为弥补战争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带来的严重损失，在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年会上，中华图书馆协会提交“全国各文化机关征购图书应集中办理案”，通过“请筹设文化机关及图书馆旧书复本交换处案”，以便国内各文化机构相互协调，节省人力财力。

　　1939年1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等机构建立“战时征集图书委员会”，与美国等国图书馆协会联系，为国内各图书馆征募图书杂志。袁同礼以中华图书馆协会理事长名义函请美国图书馆协会等赠书。美国图书馆协会为此制订计划并收集书刊2.5万多册，经海防、仰光、香港转运到云南，再由中央图书馆驻昆明的出版品国际交换处分配给各大学，后又赠书数千册。此计划虽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中断，但这种谋求国外援助，加强文献收集的工作，在抗战期间对增加藏书起到巨大作用。

4 结语

　　抗日战争是20世纪中国图书馆史上最大的灾难，随着战火蔓延，波及之处的图书馆藏书均遭到严重破坏。从中大图书馆藏书变化可知，除有损失和伤痛外，还有中大图书馆同仁从未中断的藏书建设活动，其为保存文献锲而不舍之精神，亦为今日图书馆人之楷模。此外，中外图书馆界在战争面前，精诚合作，这些都为研究抗战期间图书馆事业发展及实践提供了宝贵资料。

　　参考文献：

　　[1]陈训慈.中国之图书馆事业———民国二十五年申报年鉴教育文化篇[J].图书馆学季刊，1936(4)：667-689.

　　[2]国立中山大学各学院移存九龙仓图书仪器清单.广州：广东省档案馆.档案号：020-004-160-243.

　　[3]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存港书箱清单.广州：广东省档案馆.档案号：020-004-1029-023.

　　[4]中大图书馆移存书目援广州：广东省档案馆.档案号：020-004-158-035~181.

　　[5]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关于申谢乐昌天主堂抢救图书等事的函.广州：广东省档案馆.档案号：020-004-1460-035.

　　[6]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坪乐事变时图书损失统计表.广州：广东省档案馆.档案号：020-002-85-059~060.

　　[7]国立中山大学关于图书馆请准向香港办事处采购廉价古书等情的函.广州：广东省档案馆.档案号：020-004-238-061-062.

　　[8]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关于拟购入一批古书等情的函.广州：广东省档案馆.档案号：020-004-47-214~215.

　　[9]国立中山大学复员委员会图书馆关于发还东亚研究所图书等事的函.广州：广东省档案馆.档案号：020-004-1460-009.

　　[10]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关于报接收岭南大学所存伪广东大学图书情形等事的函.广州：广东档案馆.档案号：020-004-1460-077~079.

　　[11]国立中山大学关于图书馆送接收广州市后楼房上街十六号之二三两处图书数量列表一事的笺函.广州：广东档案馆.档案号：020-004-1460-162~163.

　　[12]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接收图书数量表.广州：广东省档案馆：档案号：020-004-1460-167(3)-168.

　　[13]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接收乐昌天主堂圣神父图书清册.广州：广东省档案馆.档案号：020-004-1460-224-266.

　　[14]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接收乐昌天主堂圣神父图书清册.广州：广东省档案馆.档案号：020-004-1460-193-223.

　　[15]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关于请代查明存九龙货仓图书一事的呈.广州：广东档案馆.档案号：020-004-1189-073~075.

　　[16]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关于拟请转函催海防中国领事馆代查寄存图书一事的呈.广州：广东档案馆.档案号：020-004-1458-296~298.

　　[17]谢荣滚.陈君葆日记[M].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860.

　　[18]广东省政府教育厅关于请派员洽取从香港运回地图碑帖等事的函.广州：广东档案馆.档案号：020-004-1460-286~287.

　　[19]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关于赐送印有该馆印记图书一事的呈.广州：广东档案馆.档案号：020-004-1007-273~274.

　　[20]国立中山大学关于准驻日本代表团可按本校图书馆印记捡运图书等事的函.广州：广东档案馆.档案号：020-004-1460-296-299.

　　[21]日本退回之国立中山大学图书清单.广州：广东档案馆.档案号：020-001-189-050~088.

　　[22]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移交清册.广州：广东档案馆.档案号：020-004-1257-001~007(1).

　　[23]教育部资料研究室.一九三七年以来之中国教育.教育部资料研究室，1946.

　　[24]日寇摧残文化事业，书籍杂志报纸用纸俱严被限制.中华图书协会会报，1938(2).

李 卓 1978年生，硕士，助理馆员

(收稿日期：2013原06原30;责编：徐向东。)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8-03-19 11: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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