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抗战时期在城固的西北联大
2018-04-30 15:25:41  来源： 陕西政协 汉中市政府网站 作者：穆嘉琨  点击：  复制链接

　　我是西北联大法商学院商学系1940～1944届学生。2012年是西北联大建校110周年华诞，学校拟于10月隆重庆祝,为了响应母校征文的号召，特草此文，以作纪念。

　　一、我参加统考被西大录取，到城固报到

　　1940年夏，我高中毕业后，到参加全国高校第二届统一招生考试，我报的是文科，考完后我就回家等待录取消息。

　　9月以后，我收到一位同学从重庆来信，告诉我他在“教育部”门口张贴的榜上看到了我的名字，我将信将疑，又过了好多天，看到一份小报，印的是当年全部高校录取名单，上面有我的名字，我心中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10月，父亲特地到西安为我买了一个旧皮箱，母亲为我新装了被褥。18岁的我，带着这两件行李启程了。乘火车到宝鸡，再乘长途公共汽车(敞蓬卡车)由宝鸡经凤县、留坝、褒城抵达汉中。人们称这种卡车为“羊毛车”，因是国家用羊毛跟苏联换来的，不是烧汽油，而是在车的右前面架设了一个大铁炉，下面烧木炭，还有一架小鼓风机，不停地摇，才能将火烧旺。车速度很慢，一般15～20 公里/小时。车过了渭河，到益门镇(古称大散关)就开始爬山。先后经双石铺、柴关岭、庙台子、马道驿等名胜古迹，一天时间到达褒城。从褒城南行，不足 20 公里就到了汉中，在小旅馆住下。第二天一早，坐黄包车，用了半天时间就到城固，找到法商学院报到。

　　二、抗战时期城固的概况

　　在我读书的四年中，城固很少发生水灾旱灾，虽不是十分富裕之地，却也称得上当时的小康生活。此地风景绝佳，同学们没有条件，也没有空闲去旅游，但四年中我们常春游桃园，夏泳汉水，秋逛橘林，冬赏腊梅。假期有时也到汉中、洋县、西乡等地观光游览名胜古迹。

　　西北大学2008年为纪念学校在城固的这段历史，立有“昭学励志碑”，其中提到“城固虽陕南小邑，然以山环水带、物阜民康，故素有乐城之名。自西大迁寓于此，一时人材荟萃，更增汉滨光华。城固八年，寓教数处，兴作艰辛之状，自非后人所易通知。然弦歌不绝。其情其景，父老共鉴，汉水永铭。”著名国学大师、西北联大中文系主任黎锦熙教授曾主撰过《城固县志》。城固是个农业县，工业毫无基础，只有一座从战区迁来的专造轻型武器的兵工厂。小县城有一条街道，两辆汽车都无法交汇，街中心有一个古典式的两层钟鼓楼，街上商店密集却无一座楼房，有一个小型的基督教堂和一个小清真寺，还有一座设有盆汤的小浴室。全县人口很少。总之，城固确实是一个有利于学习、研究学问的好地方，可称战时的小桃园。不足的是地点偏僻，交通极为不便，北到西安，南赴成都、重庆都要翻越大山，且缺乏时代气息，对世界国家大事、学术界的新鲜信息知之甚少，这对于办好一所大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西北联大迁来之前，这里可说是十分的闭塞，相当的落后。

　　三、由西安临大到西北联大，再到西北大学的演变

　　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平津相继沦陷，为了保全国家文脉，培养人才，根据国家的规定和部署，平津两地高校大举内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大;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和天津北洋工学院联袂南迁至陕西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由于当地房屋紧缺，西安临大被安置在城隍庙后街、北大街通济坊及小南门外原东北大学的部分校舍，相距较远，教学和住宿均有很大困难。西安临大下设6个学院24个系。1938年3月，日寇打到风陵渡，潼关紧急，西安震动。敌机空袭频繁，西安居民外出逃难。此时，国民政府命令西安临时大学迁往汉中。3月中旬，全校师生员工从西安坐火车到宝鸡，然后徒步 500 多里到达汉中，教职员包括眷属共300余人，学生估计有千余人，用了20余天，始安全到达汉中，实为中国教育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

　　学校迁到汉中后，分别安置在三县六处：校本部、文理学院、法商学院、教育学院、工学院设在城固，医学院设在汉中，农学院设在沔县，学校更名为西北联合大学(简称西北联大)，下设6个学院23个系，成立校务委员会，由原三校校长徐诵明、李蒸、李书田及教育部特派员陈剑修任常委，领导校务。

　　1938年，教育部下令，将西北联大之农学院和工学院先后独立，设为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1939年，西北联大改名为国立西北大学，原联大的师范学院和医学院也分别独立设校，改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以上变动仅用了两年时间(1937年7月到1939年9月)，由于变动仓促，朝令夕改，很短时间就把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分解为一校五院，利弊究竟如何，值得反思。

　　我1940年秋入学时，西北大学有文、理、法商三学院。到校后不久，看见西大中文系教授黎锦熙先生所做的西北联大的校歌，用的是文言文，古色古香，典雅高尚，一般人很难看得懂，但有古汉语基础的人仔细琢磨也能大约懂得。可是这首歌始终没有请到名家谱曲，所以歌曲也唱不起来。直到我毕业那年，在第五届毕业生通讯录纪念册上，我才看到黎老这首歌的全文及文字说明。1944年5月，黎老又以歌词为纲，写了一部简明的西北大学校史。西大校训“公诚勤朴”，这四个字就来自黎老的歌词中。1938年春夏，发生过一次学潮。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却未看到任何历史文件作过详细报道。2009年我收到老学长孙绳武寄赠一本名为《伏牛山的儿子----曹靖华传》(是曹的儿子与媳妇写的)，其中说到：曹靖华是这次学潮的亲历者，又是被解聘的教授之一。事件过程大致是：“1938年9月新学期开学时，校常委聘请历史系主任许寿裳继任法商学院院长，师生们拍手称快，国民党党团分子却大为不满。欢迎新院长大会上，一些三青团分子对许恶意攻击，遭进步学生驳斥，双方爆发冲突，几至动武……教育部即电令，任命张北海为法商学院院长，引起全校进步师生强烈反对。曹靖华及沈志远、彭迪先、章友江等十余名教授联名挽留许寿裳，反对张北海，并以‘快邮代电’分送全国各报社、各大专院校、机关团体，反对教育部破坏委任程序，要求‘收回成命’，得到师生与社会各界广泛支持。张北海恼羞成怒，会同胡庶华密谋策划，疯狂反扑……陈立夫亲临西北联大处理学潮，指责法商学院开设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课程及俄语课‘宣传共产学说’，引起师生公愤。……由于汉中偏僻、闭塞，联大进步势单力薄，当局有恃无恐。教育次长自重庆赶赴汉中‘整饬弹压’，给曹靖华等十余名进步教授扣上在学生中‘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帽子，予以解聘，并通令全国各大学‘不得聘用’。另外，还撤销了许寿裳法商学院院长职务。……曹靖华等十余名教授被解聘后，联大学潮实际上已被压制……”

　　西北联大压制学生正义行动、悍然解聘进步教授、扼杀学术自由，促使西北联大成为短命大学，迅即瓦解，甚至影响了以后西北大学的发展与提高，使高教事业受到严重的挫折，其教训十分深刻。

　　四、四十年代前期西北大学办学及教学情况

　　(一)领导管理体制与领导人的变动情况

　　西北大学的领导管理体制分院、校、系三级，设立教务长、训导长为首的两大职能机构，还有一个学生军训处，辅助训导工作，有一名上校级军官任总教官，下有两名营连级军官辅佐。此外，学校有国民党区党部和三青团分团部，大都由教授、讲师、党团骨干的人担任负责人。虽不是行政机构，但在学校对一些重大问题上有较大的发言权，兴风作浪，起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我在校读书四年，西大机构人员经常变化，外人很难知道实情。1940年秋我入学时，西北大学没有校长，据说教育部曾委任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为西大校长，但皮氏并未到职视事。10月，教育部就任命部首席参事陈石珍为代理校长，陈，江苏江阴人，南京东南高师毕业生，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学教育，归国后到教育部任职。陈办事能力很强，教育部特派他来西大，收拾一年前因解聘一批教授而造成的混乱局面，认真办好西大。岂料到职后不久，国民党区党部少数成员借口发学生贷金有问题而闹事，包围校长办公室，吵闹甚至把校长乘坐的黄包车烧掉了，这些闹事学生又发起“驱陈运动”。结果两名带头闹事学生被开除，陈校长很快就离职。

　　抗战胜利后，陈石珍被任命为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解放后曾在上海市政协全体会议上被聘为特邀代表。陈石珍走后，续任校长是赖琏，留美学工科，是李书田校友，国民党CC系头面人物，也是陈立夫掌控国家教育的膀臂。赖原任国立西北工学院院长，后调任西北大学校长，共六年之久，后调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国民党到台湾后，被派驻联合国任秘书处中文组组长。

　　1943年秋的一天，汉中警备司令部派了一批军警特务来到城固，会同学校当局制造了一起镇压中共与进步学生的活动，逮捕了中共地下党员学生李可风、桂奕仙、王致增三人，在便衣特务捕捉另一地下党员学生王升堂时，王抗拒，幸有围观同学保护，始得脱身。此外，当局向西大提出几十个学生的名单，作为“共嫌”，发出警告信，其中有陈方澜、马洪庆、马遵德、钱琳等，陈方澜被勒令不写悔过书就不准毕业离校。这四人都不是地下党员，只是思想进步罢了。

　　校长赖琏在学校排除异己，压制民主，悍然引进军警到校逮捕进步学生。中共地下组织和进步师生遭受了严重破坏与迫害，部分同学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在校的学生地下党员仅有支部书记韩维彩，宣传委员王升堂两人。赖琏之后，代理校长为杨宙康，据说来前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社教司司长。

　　1944年我毕业后，秋季，教育部派原河南大学校长刘季洪任西北大学校长。1946年春，学校又爆发一次规模大、斗争激烈的反对刘季洪的学潮。具体情况不详。

　　(二)系科设置，在校学生规模

　　西北大学成立后，设立文学院，含中文、外语、历史、生物系;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化学系;法商学院设政治、法律、经济、商学、四个系。全校12个系。每系一般每年招生30～40人，年共招360～480人，四个年级共约1440～1920人。经济系是大系，四个年级200人左右，1940年入学近100人，而商学系新生只20余人，校方决定经济系学生调一部分到商学系，大家都不愿调系。商学系增到40人，经济系减到 80 人。商学系入学一年前以学俄语为主课，实际成了俄语系，有三位俄语专家教学，除曹靖华先生被解聘外，还有徐褐夫、李毓珍两位，培养了许多俄语人才。我知道的有苏农官，1950年初毛泽东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他随行担任俄语翻译;还有刘辽逸，是俄文翻译大家，曾翻译托翁《战争与和平》;还有李之柱、于桂林、陆绍楹、陈文芫等人，分别在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大连师范学院教授俄文。

　　(三)师资配备法商学院经济系与商学系在一起，多门课相通、相近。那时大学教授都喝过“洋水”，拿过学位，教学经验丰富。法学课由法商学院院长杨兆龙担任，杨为留德博士，著名国际法专家，在校时西装革履，文质彬彬，极具学者派头，解放后在上海任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文革初期被摧残致死，后平反。其学生沈立人编过一本《杨兆龙先生纪念集》。教经济学是罗仲言教授，就是我国早期的共产党人罗章龙，在经济史研究方面颇有权威。教货币银行学的季陶达教授，他上课的内容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上课不带粉笔或纸片，娓娓而谈，出口成章，且引人入胜。教财政学由曹国卿院长，曹是留德博士。教统计学是系主任孙宗钰，孙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硕士，有统计学专著，是英汉词典的编纂人。教社会学是王守礼教授。会计学由一位留美的青年教授刘溥仁讲授。教英语课是刘北茂，刘出身燕京大学，与刘半农、刘天华并称“江阴三刘”，是著名的二胡作曲家、演奏家。商学系除了上述主要课程外，还开了国际贸易、市场学、工商管理、商事法、经济地理、投资数学等课程。有些是选修。学校规定四年修满132学分才能毕业。

　　法律、政治二系的教师阵容也较强。法律系有王治焘、施宏勋、刘鸿渐等教授，在教学活动中常开法庭辩论课，进行直观讲解示范，外系同学也常去旁听。政治系有许兴凯教授，是个日本问题专家，经常作中日战争、世界大战的战局报告，对战局了如指掌，指点江山，评判战役，强调我们必胜，鼓舞听众信心，受到同学们欢迎。政治系有卿汝楫教授。还有一位专门研究边政、少数民族问题的回民教授杨兆钧，埃及大学毕业。除教学活动外，学校还常开展一些学术性的活动，邀请海内外名流学者来校讲学讲演，一般都在校本部礼堂或城固剧场举行，全校师生到场听讲。法商学院学生也愿意听自然科学专家的报告，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二、三次来校，但他很少做大报告，而是和学生讲故事、聊天，我在法商学院就听他讲到甘肃游览鸣沙山的故事，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四)校舍及教学设施

　　文理学院设在城固城内文庙考院学宫等处，除图书馆几次扩建外，因经费紧张其他房舍很少改建。

　　法商学院设在城固小西门外，利用一所旧简易师范的校址办学。一进校门，是一座东西略窄，南北略宽，长方形、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上层有走廊，二楼全是教室。还有院系办公室，一个小图书室，有一间专为学会计的同学用的打字机室。大的集会要到城内举行。楼的东院是盥洗室、洗浴间、厨房及两座食堂，可供全院住校生用膳，有桌无櫈，站着吃饭。楼的两边是教师宿舍、女生院、男生院。男生宿舍大部分是砖墙或土墙草顶房，小间住一二十人，大间住三四十人，双层木床，中间放桌子，共有三排六幢大宿舍和几个小间，可容纳二三百人。许多三、四年级同学住学校附近村庄农民的房子和小西关的民房，上年级毕业了，由下一年级同学继续租用。院墙外的西边，有足球场和几个篮球场、排球场。

　　我们住的宿舍是嵌在大宿舍与院墙之间的草顶房，40㎡大小，八张上下铺床，打通成的大通铺，共可住20人，中间一个通道摆几张书桌，几条板凳。晚上要到大教室在汽灯下做功课。战时上大学，这些简陋的条件大家都不十分在意。由校方会计部门按名册和伙食标准交办伙食的学生组织，办伙食校方并不参与，由学生推举合适人选“民主办伙”。每天早晨稀饭，中晚米饭馒头，菜肴很简单。学生管理伙食，很少发生贪污现象。回族学生有专门的饭桌。四年间，我从未遇到吃不饱、吃得太苦的情况。

　　(五)文化艺术、体育活动丰富多彩

　　西大各种社团组织林立。学会、系会、同乡会、中学同学会、基督教团契、回族同学会、读书会，全校性的文艺团体如话剧、京剧、秦腔、歌咏等团体，是积极分子参加，宿舍中常有人唱京剧，拉胡琴。京剧演过“生死恨”、“奇双会”等。话剧演过“日出”、“原野”、“家”、“长夜行”等名剧，学生演出水平不亚于专业演员，曾组成“新生剧团”到西安上演，得到广泛赞誉。还有诗社，经常编出期刊，用壁报的形式发表，壁报交错刊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很吸引人。

　　当时西大、西师拥有一批国内体育名师，如袁敦礼、董守义、王耀东、徐英超等，体育系学生有国手牟作云等，蓝、排、足、垒，球类运动水平很高。校与校之间、院系和院系之间经常举行比赛，常举行对抗赛或友谊赛。每次比赛都吸引两校及当地中学生到场观看助威，十分精彩。

　　城固文化底蕴深厚，秦汉古迹名胜多。法商学院西面一二里处有汉博望侯张骞墓，我们及外地游人常去拜谒与祭扫，其他如霸王寨、汉王城、樊哙墓，同学们也都去过。

　　五、西北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西北大学是最早开发大西北的高等学府，是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西北大学在陕南城固办学八年，1940年7月首届毕业生毕业，其后在城固毕业的为二至七届，共九届毕业2395人(国立西北大学城固时期校友通讯录编入不足1000人)。

　　学生毕业后出路如何?一般由学校向用人部门和单位推荐聘用，或自谋出路。通过家属亲戚、朋友老师、同学同乡等各种关系找工作。有的是干本专业，有的是改行。当时，我国东部以及中原地区早已沦陷，国民政府一面打仗，一面搞国计民生建设，并未产生“毕业即失业”情况，都能找到自己的饭碗。大学毕业生就业门槛还是比较广泛的，分别进入国家地方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工厂、商业公司、大中专学校，成为公教人员。我们法商学院经、商二系40年代学生毕业时，分配到各省、市、县税务机关当税务员，川、陕两省很多县市都有西大的毕业生在直接税局工作。抗战胜利后，接收上海市时，成立直接税局，是由陕西直接税局派人员组成的。

　　西北大学城固八年中培养的人才。西大《校友通讯》上刊登千里青所写的《西大校史上的“国”字号人物》中有著名老师二位：一位是国师黎锦熙，一位是国手王耀东。这两位都是海内外皆知的有名人物。还有两位城固时期培养出来的学生：一位是国嘴齐越，在校时就追求进步，参加地下党，1946年学潮时成功逃脱，后到延安担任播音员，我党我军许多重要的文告和新闻包括开国大典，就是通过齐越之口传播出去，传遍全中国、全世界，是中国广播事业的元老级功臣元勋。还有一位国使申健，1937～1939年在西大法商学院就读，在校入党，离校后与熊向晖等一起打入胡宗南部做秘密工作，被周恩来总理誉为我党隐蔽战线的“后三杰”，解放后曾任驻印和驻古巴大使，中联部副部长，是中国一名卓越的外交官。

　　西大乃藏龙卧虎、人才济济之地。我收到已过90岁的老学长陈方澜《九十忆往》文章，引发我们几个西大校友的同感，遂决定编一本《九十老人母校情》,2008年编出，印数百本(参编者：孙绳武、陈方澜、韩维彩、王升堂、马遵德、马瑞玉、刘淑端、钱琳、王扬、李英才、杨清桂、田盛文、李鸿超、刘善述、穆嘉琨)。

　　《九十老人母校情》出版后，博得西大有关同志以及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认为这本书出自众人之手，虽然形式内容殊异，但贯穿一条主脉，大家都是有志之士，志在爱国、救国、建国，为我们的伟大民族作出了力所能臻的奉献。这本书写的是“母校情”，包括了“师生情”、“校园情”、“革命情”、“亲人情”、“事业情”以至“城固情”等等，但反映更充分的是“同窗情”，这是十分难得的。江苏省著名学者、曾任中央社科院研究员、江苏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沈立人为此书写了序，名为《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之声》，在文中他给这本书以很高的评价、衷心的赞赏。(穆嘉琨 著名教育家，原西北大学法商学院1944年毕业生)

责任编辑：王广建 最后更新：2018-04-30 15:2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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