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岁月：抗战时的交通大学
2018-08-16 16:32:52  来源：360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一)强敌环伺之下坚持办学(1931-1937)

　　1931年9月18日，日本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了侵华战争，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1933年1月，日军进攻山海关、长城各隘口和热河(民国时期省份，位于今河北、辽宁、内蒙古交界地带)，中国守军凭险固守，但最终失利撤退，中国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1935年7月，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被迫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署《何梅协定》，实际上放弃了华北主权，为两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巨大隐患;1935年12月，汉奸殷汝耕(时任河北省蓟密区兼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在日军扶持下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傀儡政权，管辖区域包括通州、临渝、昌平等二十五县和唐山、塘沽等地。

　　这一时期，我校位于河北唐山，时名：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

　　1.九·一八事变之后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唐山后，我校师生群情激愤，校学生会立即召开了各班的干事会，商讨行动计划;随即又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号召同学们立刻行动起来，通过游行示威等方式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会后，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奔赴唐山市区，学生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寇赶出去!”等口号，沿街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进行抗日演讲。学生们成立了满洲问题研究会、军事研究会等组织，开展学习和研究;同时，以研究会为基础，组成了抗日义勇军，开展军事训练，半天上课、半天操练，时刻准备响应祖国的召唤，效命沙场。

　　“九·一八事变”后，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率领爱国官兵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深受全国人民称赞，全国各地群众自发组织后援会，捐钱捐物。我校学生也募集了大批财物，通过中国职业教育社主办的《生活》周刊转交。1931年11月，校址在沈阳的冯庸大学部分学生流亡到唐山，暂住在我校，我校学生热情接待了他们，东北籍同学还邀请流亡学生共度了春节。1933年1月，日军进攻山海关，国民革命军第57军奋起抵抗。我校学生发动募捐，并派出代表江大源、刘恢先等携带慰问品慰问抗日将士，57军军长何柱国将军亲自接见了我校学生代表，表示一定要坚决抗日到底。

　　2.暂迁上海、北平(今北京)

　　1933年1月，长城抗战爆发，日军侵入冀东，我校已处于抗战最前线;伪“救国军”侵占我校南操场进行操练，学校无法进行正常的教学工作。在这种情况下，1933年4月下旬，学校被迫暂迁上海，借用国立交通大学上海本部(今上海交通大学)的校舍复课。上海本部虽然房屋很紧张，但仍努力为我校复课提供了条件。1933年6月，65名毕业生在上海毕业，其中包括我校历史上第一位女生朱颖卓。

　　《塘沽协定》签订后，唐山暂时恢复平静;1933年7月，学校师生北返，由于伪“救国军”仍占据着校园，师生只得在北平滞留，暂时借住在国立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今北京交通大学，以下简称“平院”);1933年11月，师生返回唐山校园复课;1933年12月，伪“救国军”才从学校全部撤离。

　　3.坚持办学

　　1935年12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汉奸政权成立，学校被日伪势力包围，处境险恶，校门不远处就有日伪岗哨，日伪军在大街上耀武扬威，为非作歹。学校随时有被日伪军占领的危险，每堂课都有可能成为最后一课。面对这样险恶的形势，学校仍坚持办学，全校师生以自己的方式与日伪势力展开了不屈的斗争。

　　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当时，冀东大地上只有我校每天还升起中华民国国旗，这面国旗不仅鼓舞了全校师生，也鼓舞了冀东人民。唐山一位中学校长说：“国旗悬挂在唐山工程学院旗杆上，不仅给我们唐山老百姓以无限安慰，便是冀东22县乃至关外民心都觉得祖国不会忘记了他们!”

　　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6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抗日救国组织，以下简称“民先队”)的领导下，我校爱国学生组织了读书社、一二九流通图书社等进步社团，出版《唐大学生》刊物，宣传抗日救亡。

　　在险恶的环境下，学校建设也没有停止。继1931年眷诚斋学生宿舍落成后，1935年，由校友和教职工捐款修建了校友厅。1932年，由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赠送我校的万能材料试验机安装完毕并投入使用，此机可测试8英尺以内的横梁直柱，当时为我国所仅有，东亚第一。

　　(二)几度迁校 弦歌不辍(1937-1945)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全面侵华。山河破碎，国难当头，我校也被迫流亡，先后迁校至湖南湘潭、湖南湘乡杨家滩(今属涟源市)、贵州平越(今福泉市)、四川璧山(今属重庆)办学，抗战胜利后回迁唐山。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于1937年7月17日占领我校，“支那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将联队本部设在我校校园内。当时学校正值暑假，留校师生很少，学校的仪器设备、文书档案等落入敌手，师生财物也被劫掠一空。学校图书馆江秀炳主任等人冒着生命危险，将馆藏的37,000多册图书运到河北保定莲池图书馆保存，其中包括光绪皇帝御赐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1.湖南复课

　　1937年12月，在浙赣铁路局局长杜镇远、湘黔铁路局局长侯家源等校友的帮助下，学校在湘黔铁路局驻地湘潭复课，师生们克服重重困难，从各地赶到湘潭。湘黔铁路局将一幢工程师住宅腾出，供学校师生居住，并租用钱家巷福音堂、借用新建的车站票房作为教室使用。为解决办学经费，学校向各地校友募集复校基金，杜镇远等众多校友踊跃认捐，仅半个月就募集了12,000银元。复校仓促，教师一时难以到齐，师资不足又成为难题。此时，又是校友们挺身而出，湘黔铁路局副局长裴益祥、总工程师庆承道等10名校友和关心学校的热心人士李钟美(时任湘黔铁路局副工程师)等5人到学校义务讲课。

　　1938年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将国立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暂行改为铁道管理系，并入我校;1938年4月，平院王芳荃教授带领学生到湘潭复课。平院并入我校后，师生人数激增，学校于1938年5月迁往距湘潭数十公里的杨家滩(今涟源市杨市镇)，租用当地大户刘氏家族的四座大院作为校舍。

　　2.平越六年

　　1938年11月，日军攻陷湖南北部，长沙岌岌可危。杨家滩距长沙只有100多公里，学校不得不再次南迁。由于迁移地点未定，学校只能宣布第一个集合点——桂林，在流亡途中来确定新的复课地点。11月底，学校师生抵达桂林;12月初，桂林遭到敌机轰炸，学校的仪器设备、图书档案损失殆尽。

　　为躲避敌机轰炸，师生们离开桂林，于12月中旬到达柳州，寄住在城南的龙城中学。时任院长的茅以升先生让大家在柳州休整，自己外出多方奔走，最终落实了贵州平越(今福泉市)作为复课地点。1939年1月底，师生抵达平越，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学校将孔庙作为礼堂、教室和办公室，将旧考场作为学生宿舍，租了一些民房作为教师宿舍。从1939年到1945年初，我校在平越办学六年，是抗战期间驻足时间最长的地方。

　　1941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将我校校名改为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北平铁道管理联合学院;1942年1月，又将校名改为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

　　学校到达平越时，校内的共产党员已有十多人，民先队员近60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民先队员为骨干，我校学生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救亡活动。全校300多名学生中，有200多人参加了话剧团、歌咏队、山城社等抗日宣传社团，歌颂抗日军民的英雄事迹，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1940年的元宵节，我校宣传队到离平越县城30多公里的苗寨野鸡坡进行抗日宣传演出，与苗族同胞联欢。

　　1943年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来校征召大学生担任英美盟军翻译，我校先后有一百多人应征，到设在昆明的军事委员会外事局译员训练班参加培训，培训结束后分配至中国、印度、缅甸等地服务。

　　1941年12月，国民政府与英国签署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组建中国远征军，赴缅甸对日作战。1944年，国民政府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建立青年军，鼓励知识青年从军抗敌。我校有数十名学生响应政府号召，投笔从戎，参加中国远征军和青年军，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抗战胜利后又回校继续完成了学业。

　　抗战期间，虽然学校颠沛流离、几度搬迁，但这一时期也是学校建立以来人才培养的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抗战期间培养的学生中，有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张沛霖、佘畯南、林秉南、肖纪美、徐采栋、邱竹贤、陈能宽、庄育智、谭靖夷、龙驭球等人，有“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姚桐斌、陈能宽，有国家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佘畯南、胡惠泉。其中，矿冶系1943届毕业班一个班出了3位院士(肖纪美、徐采栋、邱竹贤)。

　　3.北迁璧山

　　1944 年 ，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当年12月，距平越县城50多公里的独山县城沦陷，平越危在旦夕，学校不得不再次迁移。1945年2月，师生陆续抵达重庆璧山丁家坳复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全国沸腾，我校也沸腾了，师生们举着火把与丁家坳人民一起举行庆祝游行。抗战胜利后，内迁的各大学纷纷筹划回迁。1945年9月，我校成立了以顾宜孙校长为主任的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和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复员委员会，多次向国民政府教育部请示回迁事宜。

　　1946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将我校校名改为国立唐山工学院;铁道管理系恢复独立建制，命名为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迁回北平。至此，我校结束了与平院长达8年的合校阶段，各自回迁。1946年8月，我校师生回到了阔别九年、魂牵梦萦的唐山校园。

　　(三)我校校友对抗战的贡献

　　我校校友不仅是民族的精英，也是爱国的楷模。抗战期间，除了投笔从戎、直接上阵杀敌的校友之外，其他校友们也在各自的岗位为抗战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茅以升与钱塘江大桥

　　1934年11月，我校著名校友(1916届毕业生)、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主持设计的钱塘江大桥开工兴建，于1937年9月建成。钱塘江大桥是我国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大桥，建成通车后，立即开始运送大批士兵和军用物资上前线;同时，上百万的逃难百姓也得以通过钱塘江大桥逃生。1937年12月，为阻挡日军的进攻，按照国民政府的命令，茅以升先生亲自指挥炸毁了通车仅3个月的钱塘江大桥。这一晚，茅以升先生满腔悲愤地写下了“抗战必胜，此桥必复”。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这一愿望得以实现。直到今天，钱塘江大桥仍在正常使用，被人们赞誉为“桥坚强”。

　　2.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

　　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迅速占领了中国大片国土，包括大部分主要城市和95%的工业。更为致命的是，中国沿海几乎所有的港口都已沦陷。武汉会战以后，中日双方进入战争的相持阶段，战争变成了消耗战。此时对于中国来说，物资供应问题显得异常严峻，中国迫切需要一条物资运输的国际通道。

　　1937年底，滇缅公路(云南省至缅甸)开工建设，计划与缅甸的中央铁路连接，直通缅甸仰光港。1938年8月底，举世瞩目的滇缅公路建成通车，当时几乎全国所有报纸都报导了这个极其鼓舞人心的消息，这一消息也震惊了世界。美国总统罗斯福不相信中国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艰巨的工程，专门指示时任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由仰光经滇缅公路去重庆。詹森到达重庆后，发表谈话指出：滇缅公路选线适当，工程浩大，此次中国政府能于短期内完成此艰巨工程，此种果敢毅力与精神，实令人钦佩。且修筑滇缅路，物资条件异常缺乏，第一缺机器，第二纯系人力开辟，全赖沿途人民的艰苦耐劳精神，这种精神是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的。

　　1940年9月，日军攻占印度支那北部，致使滇越铁路运输中断，滇缅公路成为中国联系盟国的唯一陆上通道。抗战期间，滇缅公路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是一条不折不扣的生命线，几百万军队所需的武器装备、维持国民经济运转所需的各种物资、大后方人民所需的基本消费品等，都依赖这条生命线运进大后方。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8-16 16:3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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