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战时儿童保育院
2024-05-20 16:08:52 来源：《湖南慈善档案》(长沙市档案馆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版，第386-397页）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不仅疯狂地践踏我国土，屠杀我同胞，毁灭我家园，而且丧心病狂残害我儿童。他们或在战火中把枪杀中国孩子当成儿戏;或掳掠回国施以奴化教育，供其日后扩大侵略驱使;或把孩子当“血库”，抽取他们的血液，救治其伤病员。凡此种种，令人惨不忍睹。在这种情况下，抢救战区难童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当时国共合作的局面已经形成。国共两党商议，各界民主人士和爱国进步妇女参与，于1938年3月10日，在汉口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公推宋美龄为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邓颖超、曹孟君等为常务理事。迅速组建各地分会，开展抢救难童的工作。
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会会址——汉口界限路圣罗以女子中学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长沙人曹孟君(1904-1967)
据1938年省会主要报刊、1940至1941年湖南省政府统计室编《湘政一年至三年》，以及湖南第一保育院保育生刘建本所撰回忆录《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湖南分会史略》等档案资料，对湖南战时儿童保育院的情况略述如下。
把孩子疏散到安全的地方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后，湖南很快成立了分会。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对分会成立给予了支持。1938年4月24日，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湖南分会和战时儿童教养院召开联席会议，研究筹备事宜，并广泛征集会员。6月5日，在党部东街(今民主东街)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到会各机关团体代表300余人。由张默君主持并致词，她说：“本会使命重大，民为邦本，儿童尤为邦本之基，在抗战期中，少壮大多在前方为国效命，儿童尚未成熟，亟应予以保护教养，俾日后继起为国效劳。湖南保育分会经月余筹备，今日成立。望各会员共同努力，各界同胞多予赞助指导。”
湖南战时儿童保育会主席、湘乡人张默君(1882-1965)
1938年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湖南分会副主席洪希厚与丈夫、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合影
继由张素我报告筹备经过。会后，即推举理事会成员35人，其中洪希厚(省主席张治中夫人)、张默君、曾宝荪、施剑翘、谢冰莹、葛光一、萧石光、徐幼芝、龙慕兰、孟素、易文斌、刘舜华12人，由保育总会推定为理事。另23人由选举产生，她们是：周荇荪、范忠政、刘尚之、刘蔚仪、范新绶、叶庐全、皮宗阶、王咏霓、张素我、陈洁、何玫、阳名清、易梦之、张文智圆、吕蒋曼霞、李颖生、吉哲、徐舒、谭振群、李辟华、陶绍英、周天璞、朱王浣青。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湖南分会成立第二天，即1938年6月6日即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保育战时儿童分会成立特刊》。湖南《国民日报》也进行了报道。
1938年6月6日长沙《大公报》特刊
1938年6月6日湖南《国民日报》报道
6月15日，召开首届理事会，选出张默君、洪希厚、曾宝荪、刘舜华、徐舒、周荇荪、阳名清、朱王浣青、龙慕兰、易文斌、陈洁、徐幼芝、谭振群、张素我、吉哲15人为常务理事，组成常务理事会。推定张默君、洪希厚为常务事会正、副主任。下设秘书处和6个委员会。龙慕兰为秘书处主任，张默君为设计委员会主任，刘舜华为组织委员会主任，曾宝荪为宣传委员会主任，朱王浣青为保育委员会主任，谭振群为运输委员会主任，张素我为经济委员会主任(以后个别人士有变动)。各委员会均聘有副主任，委员人数确定5-7人。秘书处设有总务、保育、教导、伙食管理4股，作为处理日常事务的机构。从此湖南保育分会的工作迅速开展。
1938年6月19日湖南《国民日报》报道
湖南保育分会成立后，首先急需做的是向社会各界宣传。确定在九一八事变七周年纪念日，与有关部门配合在长沙举行救济难童扩大宣传周。每日邀请社会名流讲演。讲演人包括省主席张治中、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等。发出宣言送请各报刊载，并由难童宣传队在街头演出，反响极好。社会各界对难童保育事业十分重视，各机关团体和社会人士捐输襄助者踊跃。这说明分会当时的工作颇为活跃，开创了很好的局面。湖南《国民日报》及时进行了报道。
由于难童大量入湘，分会急需从组织上落实对难童的安置。7月上旬，商借位于麻园岭的雅礼中学成立临时保育院，推举朱王浣青、李辟华为正副院长。11日开始收容儿童，后拟陆续护送至湘西保育。当时规定，凡阵亡将士遗孤、前方抗战将士及救亡工作人员之子女暨战区难童，年龄在15岁以下、4岁以上者，均可前往教育会坪中山纪念堂该会或大四方塘基督教青年会报名。经审查和体检合格，即可入院。
1939年湖南第一保育院的部分儿童
7月20日，首批难童约90人，由保教人员护送，从长沙雅礼中学乘车出发经沅陵直达永绥(今花垣)湖南第一保育院。以后又有多批难童共300余名抵达该院。该院在永绥五年多，避免了日寇空袭，比较安全。1943年9月却因决策失误，迁去耒阳。1944年日寇进犯湘南时，又不得不辗转逃难去汝城。途中院长不辞而别，群龙无首，分会乃任命二院院长齐新兼一院院长，随后几个月基本上是在逃难后休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才随齐新院长领导的二院一同迁来长沙。
这时，《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已在湖南难童中广为传唱，大大鼓舞了难童们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斗志。院歌由著名女诗人安娥作词，著名音乐家张曙作曲，歌词如下：
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
我们失去了土地，我们失去了老家。
我们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军阀，
我们要打倒它!打倒它!
打倒它才可以回老家，
打倒它才可以看见爸爸妈妈，
打倒它才可以建立新中华。
我们不依赖爸爸，我们不依赖妈妈，
我们自己求新学问，我们创造了新的家，
我们的好朋友来自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下，
我们要团结他，团结他!
团结他才可以回到老家，
团结他才可以看见爸爸妈妈，
团结他才可以建立新中华。
《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原稿
1938年8月，浙江临时保育院300余名难童到达长沙，住南门外社坛街幼幼小学。湖南分会加上在长沙所收难童共约400多名，派人护送至湘西大庸县(今张家界市)，成立湖南第二保育院，任黄某为院长。当时环境艰苦，而该院长不仅不负责任，还克扣儿童经费，使他们衣食难保，严重营养不良，患传染病者剧增，不少孩子死亡，全院处于恐怖哀伤之中。保育总会获此情况后，即令该院迁重庆，定址壁山，改名为直五院，湘二院即不存在。
1938年11月，长沙“文夕”大火后，薛岳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夫人方少文接任湘保育分会主任，先后组建四个保育院。
第二保育院：1938年7月在长沙重建，由齐新任院长。齐新四处奔波，才找到长沙市南门外五所兵营，作为近300名难童的安身之所。不到两个月，湘北战事吃紧，分会下令二院立即转移茶陵。到茶陵后，齐新利用战局相对稳定的4年多时间，狠抓教育，使孩子们得到成长。1944年初夏，日寇为打通粤汉铁路，入侵湖南腹地，齐新又带领全院师生逃难去汝城，并闯匪穴，救出了被劫持的孩子，带领他们平安转移。
湖南第二保育院院长、宁乡人齐新(1907-1998)
湖南第二保育院在茶陵时的教室
湖南第二保育院排演《小小画家》剧照
第三保育院：1939年2月建于沅陵，第一任院长为朱王浣青，后由丁维柔继任。在这之前，沅陵设有中国慈幼协会主办的慈幼院和所里慈幼院，经分会研究，先后均改属湘三院。该院在沅陵白田头新建院舍，竣工后，又陆续收容来自安徽、江苏、河南和临湘、岳阳等地的难童300余人。该院属双重领导，经费主要由省盐务局提供(保育总会也下拨海外捐助的资金和物资，人事也由盐务局统筹安排;教育方面则由分会主管。该院虽受到日寇飞机的干扰，但总体来说，其生活和教学一直都较稳定，未受长途逃难搬迁之苦。
湖南第三保育院院长周朱濂(中)、老师周树奇(左)与孩子合影
第四保育院：1941年夏建于攸县六轮陂。院长李融中。当时正值湘北会战，难童骤增，分会令李融中一个月内建成。李临危受命，多方奔走，如期完成了建院任务，收容难童500余名。她利用战局相对稳定的3年狠抓教学，使孩子受益匪浅。1944年夏，日寇进犯湘南时，李融中与二院齐新一起逃难去汝城，同样受到土匪的严重滋扰，但她仍坚持到抗战胜利。
湖南第四保育院院长、长沙人李融中(1906-1986)
湖南第四保育院老师王西彦(居中)与高年级学生合影
第五保育院：其前身是湖南省赈济委员会主任仇鳌创办的耒阳难童教养所，开始只30余人，由仇侗吾任所长。至1940年初，所收难童增至近百人，教舍无法适应学生的正常生活需要。经请示分会，决定在此基础上成立第五保育院，并迁驻湘乡县晏家塘陈姓大户的庄园。院长改由梁正接替卢清泉。梁利用庄园范围大，分设了大小礼堂、教室、老师宿舍、学生宿舍、食堂等。通过抓教育，使孩子们得到了全面发展。1944年5月已收容难童400余人。这年，日寇为打通粤汉线，进逼湘乡，该院被迫向西逃亡，行程近2000里，历时一年。孩子们途中虽有死亡，但在院长和老师们带领下，终于挺过来了，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湖南第五保育院老师粟翼钊(中)与孩子们
湖南第五保育院老师张文远(中)与孩子们
湖南五个保育院，除第三保育院始终在沅陵，学习和生活基本维持正常外，其余4个保育院在抗战后期，即1944年夏至1945年8月日寇投降前，都饱经战乱，转徙流离，历经艰辛。因有矢志爱国报国、无私无畏、勇挑重担的各院院长齐新、项为贤、李融中、梁正等的带领，有众多保育老师的扶持、关切，大家团结合作，战胜困难，完成了任务。
1946年湖南第五保育院奉命改为省第五育幼院时全体教职员与学生代表合影
儿童保育工作是抗战时期一种新兴的社会事业，突破了以往对被难儿童消极的救济，而是“保”“教”结合，在“养”的基础上更重于“教”。同时，这种集体性的儿童保育工作也成为一种新式教育的实验，并且在抗战时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不仅解决了战时大批流亡难童的安置问题，而且为国家为社会储备了大批的优秀人才。以1938年至1942年为例，每年收容教养的难童都有增加，到1942年6月时就已收容保育了1400人。收容难童的年龄以11-15岁人数最多，5-10岁次之，5岁以下最少。从性别来看，男生多于女生，男生约占60%。到抗战胜利时湖南五个保育院所共收难童2000余名，有半数升入中学，少数升入大学深造。不少人以后成为基层干部、教师、医生、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专家、学者、教授。
除上述战时儿童保育会湖南分会所办保育院之外，当时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在湖南南岳、衡阳、耒阳等地办了儿童教养院(所);国民政府财政部盐务局在湖南沅陵、所里办了慈幼院(后并入湖南第三保育院，仍由盐务局主管经费开支);还有宗教慈善等单位和个人也在湖南办了类似的保育机构，做了抢救教养战时难童的工作，功不可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湖南各保育院奉命复员，本着有家可归者护送回家与亲人团聚;无家可归、有条件就业者，争取就地安排。对年纪较小、无依无靠者则转入由善后救济总署湖南分署主办的育幼院。行政上由省政府社会处管理。新办的育幼院还接受了当时流落街头的儿童。原湖南保育院院长齐新、李融中等分别担任了育幼院院长。
责任编辑：于雷雷 最后更新：2024-05-20 17:3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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