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摇篮——战时儿童保育院
2017-08-04 11:50:22  来源：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网 作者：朱光杨（朱镛）  点击：  复制链接

　　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及爱国知名人士，周恩来、冯玉祥、郭沫若等100多人发起，以当时妇女界为主体，有宋庆龄、何香凝、宋蔼龄、李德全等各界人士，参加的全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于1938年3月10日在武汉成立，总会后移至重庆。宋庆龄任顾问，宋美龄任理事长，李德全任副理事长，邓颖超、沈兹九、曹孟君、周思来、叶剑英、郭沫若、沈钧儒等担任名誉理事，十五个省设有保育分会，都由当时省主席的夫人担任理事长。1937年底，杭州沦陷后，于1938年6月，浙江分会在金华成立，分会理事长是当时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夫人蔡凤珍，副理事长是黎沛华，理事有李家应、程为昭、戚铮音、贵腕兰、肖锟、李清华(后五人是中共党员)。下设二个保育院，第一保育院在丽水县碧糊镇，院长李家应;第二保育院在云和县河上村，院长戚铮音。

　　浙江第二儿童保育院(简称二院)，创建于1939年10月。当时，全面抗战进入第三年，浙江省战区扩大，浙东沿海十几个重要市、县被日寇占领，人民惨遭蹂躏，战区儿童游离失所，各地纷纷要求保育分会抢救难童，在1938年9月创办第一保育院，一年后，增办二院，收容难童400多名。

　　我们“二院”是在浙江省云和县，离县城五公里的河上村。该村有座古庙坐北朝南，三面环山，山虽不高，可林木葱笼，还拌有可供开垦的处女地。我们400多孩子就生活在偏僻山间的古庙里。

　　院正大门前有块面积不大，而平坦的道地，前沿左右矗竖着二块屏风墙，中间是高高的石级，往下延伸，是我们自己开垦出来的运动场，紧挨着潺潺流水的小溪，溪虽不宽而源远流长，沿着小溪，是通向城里的便道，路南是平坦的田畈。我们站立在大门口，居高临下，可眺望无边际的广阔田野。我们在这个优美又幽静的山岙里，生活、学习、开荒劳动着。休闲时爬山登高，锻炼身体;漫步游逛，高唱抗日歌曲;席地而坐，吐露心曲，痛快潇洒，舒畅之心难以形容，享受着美好的童年生活。可是，在我院的正前方，田野边有个军械仓库，日本强盗飞机，经常出没在天空，盘旋侦察，扫射轰炸，打破了农村山谷的宁静，扰乱了我们的和平生活。

学唱保育院院歌

　　进入保育院，进行编号、编班、编队、理发、洗澡，换上统一的服装，开始学习院规、纪律、制度，当地群众生活、风俗习惯，尤其是畲族的风俗习惯等一系列教育后，就学习保育院院歌，学歌本属平凡小事，何值一提，由于老师们抓住学唱院歌，讲解歌词内容，紧紧扣在儿童离家别乡，远离父母心理，进行启发教育，激发我们对民族大敌的仇恨，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启迪我们好好学习，发奋图强，使我们认识到，只有赶走敌人，才能与家人团聚，才能够建立新中华的远大目标。所以学习院歌，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非与一般上音乐课相比，受益匪浅，意义重大，印象特别深刻。时间虽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当时学唱院歌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歌词是：

　　“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

　　我们失掉了土地，我们失掉了老家;

　　我们的大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他的军阀，

　　我们要打倒他。

　　打倒它，才可以回到才家;

　　打倒它，才可以看见爸爸、妈妈;

　　打倒它，才可以建立新中华!”

　　老师领唱的话音未落，难童们一下子哭了起来，有的叫妈呀!有的喊爸呀!声音尖脆凄凉，哭声越来越大，老师虽在大声疾呼：“不要哭了，不要哭了”，可她自己的脸蛋上，却挂满了泪珠。只得宣布：“暂停学唱”。当初我没有哭，这不是我缺乏父母感情，而主要是我爸妈忙于劳动，很少顾及孩子，我们兄弟习惯于自己玩耍，正像散放的鸭子，早上放出，吃饭时刻自己归来的，所以离开妈妈习以为常，没有过分地感到伤心了。

保育院是我的家

　　院里的学生来自抗日前线，从已经沦陷或将沦陷的地区抢救出来的难童。老师也来自五湖四海，绝大多数是拥护抗日的进步青年、爱国志士，女性占绝对多数，她们不单是对孩子进行教文化、教抗日救国以及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教育，还要管孩子的温饱、疾病、健康，即衣食住行，更重要的是教孩子如何做人，做怎样的人。所以她们肩负着既是老师又是父母的双重责任，如果没有献身为人的精神是不能胜任的。

　　我们进入保育院是千千万万孩子中的幸运者。院中老师的素质都是很高的，她们不仅有渊博的文化知识，更具有不辞辛苦，不讲报酬，全心全意为苦难儿童服务的高尚品德，她们实际工作达18小时之多。她们每晚熄灯入睡时对孩子检查一次，半夜再检查一次，对患有夜尿疾病的孩子，一夜要起来呼叫三、四次。对患病的孩子，端水送药，甚至日夜守候，寸步不离，还将自己微薄收入节约下来的钱给孩子买水果、饼干、糖果等食品。由于老师怀着爱子的赤诚之心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所以师生关系亲密无间，孩子们称呼年长老师为“妈妈”，青年老师为大姐，她们既是老师又是家长，又像保姆，同学之间亲如同胞手足，团结友爱，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同舟共济，生死与共，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大家庭——保育院是我的家。

我们的好院长

　　离开我们的好院长戚铮音大姐，我们不论各自的人生道路，是何等的艰辛，也不论人世风云的如何变幻，您，大姐的形象，有如一座高耸的丰碑，永远矗立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里，我们永远怀念着您。是你们，把我们从日本强盗的魔爪下抢救出来，以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民族美德，含辛茹苦，在极端困难的的岁月里，哺育了我们，教育了我们;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们这些不幸的孩子，万幸地投入了“大姐”们的怀抱，“烽炎摇篮”是名符其实的，真是令人难忘。您，为了我们，操劳奔波，身心憔悴把人类最崇高、最纯洁的母爱化为甘泉，用来浇灌培育我们成长;您端庄凝重的仪态，淡雅简朴的服饰，温和慈祥的笑貌，虽然历时数十个春秋，今犹鲜明清晰，历历在目。难忘保育院从云和县、松阳县奔向庆元、松溪的大迁移、大撤退中的艰苦遭遇;难忘在瘟疫肆虐的岁月里，无数的姐妹兄弟被瘟疫吞噬的惨景;难忘在敌机狂轰滥炸下，大姐、妈妈们冒死卵翼着我们!是我亲眼目睹，您戚在姐，在敌机肆意俯冲扫射时，您站在大门口，背着双手，仰着头，不惜个人安危，监视敌机的所作所为。是你们以坚强奋发的院歌，谆谆教导我们，不忘国难苦、民族仇，勉励我们好好学习，发奋图强。

　　每当我人生徘徊和命运决择时，我就想到您平日的教诲，鼓舞我做人的勇气。敌人沿浙赣铁路往金华、上饶进犯时，我厂被迫解散，流浪到福建南平，生活正遇到极端困难时，你派陈其刚先生，送来了钱和教诲，这是雪里送炭，久旱逢甘霖呀!我抱住久别重逢的亲人——陈其刚先生，激动得泪珠直流。你信中谆谆教导：“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然而你顾及我们在理解上出偏差，又向我们解释道：“虽然我们不希望做个人上人，去剥削、压迫人，但是人的社会地位是应该争取的”。给我们以后做人指明方向。

　　我正在扪心自问，我这辈子虽没有建树，创造出业绩和对社会作出更多的贡献，但可以告慰我的好“大姐”：我洁身自好，两袖清风，老实做人，诚恳对人，就自己而言，无恨、无悔、无愧、无遗憾!时到今天，尽管我们全然是满头飞霜的翁媪，已为人祖父母辈了，但我们仍然要像孩子那样呼唤您，戚大姐，永远怀念您;我多么企盼着能重睹戚大姐的风采，再聆听戚大姐的教诲，可是您如今在哪里?您能听到我的呼唤声音吗?多少年来，我曾试图通过一切可能的渠道，探听您的音息，但却总是若隐若现，缥缈难求!1981年我出差北京，在外语学院会见史迁同学(楼渭祥)，得知您离开我们后在上海南阳女子中学任教，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直至上海解放，您在党校任支部书记。您为了全民族的生存和解放，毫不吝惜抛弃个人的一切，没有结婚成家;您不求名利地位抛弃优裕的生活和青春年华，投奔革命队伍，为解放事业鞠躬尽瘁。据说您离休后，国家在上海郊区为您建造一幢房屋，还专为您雇佣保姆，使您安度晚年;得悉您正在写革命回忆录，希望我们帮助回忆，提供各种资料。我在得此消息后如获至宝，详记地址准备联系，不幸归途遭窃失掉地址无法联系，造成终身遗憾!值此我着手写回忆录之际，谨缀数语，以表渴念之忱，恭顺戚大姐福体永泰，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保育院是传播进步思想的摇篮

　　当时被社会各界誉为“烽火摇篮”的保育院，大多数的老师也是从沦陷区奔向后方的先进青年，她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不为名，不为利，任劳任怨地负起培养下一代的重任，以身作则培养国家有用人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她们经常向我们进行形势教育。如讲平型关大捷的意义、希特勒出兵苏联、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及陕北抗日，赵老太太打游击等抗日英雄故事。使我们分清谁是我们的国际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德意日侵略者必败，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正义战争必胜。向我们提供和推荐进步书籍如《毛泽东幼年时代》、《秃秃大王》、《表》等书籍。每周定时召开生活会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走向社会调查失学儿童，创办识字班，向社会各界宣传抗战，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募捐支援前线;深入农村唱抗战歌曲，演抗日戏剧，号召人民抗战到底等。这些活动，引起当局的注意，他们搜查我院图书馆，派便衣特务监视院内活动，连我们的生活会议也常有人偷听、监视。当时社会上的反动势力散布流言蜚语，说二院是“白皮红心”，“小朋友赤化了”。

　　1941年的4月4日儿童节，全院师生评选模范学生和老师，我们的教导主任李白文被评为模范老师，就在这一天下午，突然来了二个身穿长袍、头戴礼帽的陌生人，当时我们正锯梨树(木刻材料)，这二个掏出手枪，把我们敬爱的李白文老师连推带拉强行逮捕了，当初是所谓软禁在云和县民众教育馆的图书馆内，强迫学习“三民主义”等书籍和写出学习心得。我们大龄儿童每隔二周轮流去看望，送去黄烟以及替换衣衫。记得最后一次是我和姓董的同学两人去的，李老师严肃地说：“请告诉戚院长，我要转移了，请不要来看我了”，沉默了一下又说：“坚强一些，别哭了!回去好好学习，今后为社会贡献力量呀!我自愧为抗日做得不够。回去请转告同学们，李老师是抗日的，抗日是没有罪的，我是很快可以回来的”。李老师强行露出微笑，自信地和我们握手告别。哪里知道这次竟成了永别!直至1971年我去北京才知道，李老师在解放前牺牲在上饶集中营。李白文老师永垂不朽!烽火摇篮精神，流芳百世。

处处培养我们有独立生活、学习、工作的能力

　　老师们根据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教育与劳动实践结合的方针，把院内的文化生活和社会活动搞得非常活跃，开展活动的目的要使我们养成有独立生活、学习、工作、劳动的能力，为社会培养造就各种有用人才，使我们长大成人后踏入社会能挑起建设新中国的重担。

　　院内生活上始终贯彻严肃、活泼、团结、紧张八个大字，每日从起床到入寝息灯，整天生活、学习、活动按排有序。每天起床唱《义勇军进行曲》，边唱边穿衣服，唱完了就得列队，由值日员带领到小溪边刷牙、洗冷水脸、不管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天天如此。每逢开会、活动、用膳以前的十几分钟，都要充分利用，列队歌唱抗日歌曲，由值日员担任指挥领唱。学习范围广，内容丰富多彩，除正常学习文化课程外，根据每个人的兴趣与爱好，可自由参加游泳、话剧、手工、木雕、开荒种地等。为培养独立工作能力，高年级学生要担任教低年级的课程，称呼：“小先生”。我担任二年级级任并兼教语文、算术课，在教学前必须备课和接受老师辅导，然后写出如何引起动机，采取那些启发式防止简单的注入式教育等教课计划。院内活动频繁，每晚有二小时的自修课，其中每周一次生活会，检点一周来的生活、学习劳动的情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其它活动有：运动会、故事会、猜灯谜、登山运动、军事演习等，同时进行写作、书法、木刻、歌咏、演讲、辩论、跳绳、踢毽子等比赛;社会活动：如参观工厂、远足(春游)、深入农村调查失学儿童、办成年人识字班、演话剧、歌剧、宣传抗日，向社会募捐集资，捐献飞机大炮和慰问前线将士活动。这是我一生中生活得最为丰富有趣，过得最有意义记忆最最深刻的历史时期。

逃难演习

　　在院内夜间紧急合是常事，这次是白天召集，又是一般的集合信号，大家轻松愉快，不以为然。阴沉沉的三月天气，身体感到寒意，400多个孩子和教职工列队在操场上，静听戚院长报告，突然从城里方向有个人气喘吁吁地跑来，上气不接下气，洁白的脸上挂着冷汗珠，跑到戚院长面前话也说不出来，用颤抖的双手，递给一张纸，戚院长接过纸向上面扫了一眼，神色异常地当众宣读：“紧急电报：敌人占领丽水县城正向云和县进犯，请迅速组织孩子抄小路往龙泉方向转移”。院长的话音未落，队伍乱成一团，哭声、叫声交织一起，响彻云霄，老师们连连呼喊：“镇静!镇静!听院长布置”：“根据年级，分成三个中队，指定带队老师，分别翻越三座山头到龙泉集中，必须避开汽车路走小道、走近道，尽可能白天休息晚间行动，行动隐蔽，防止空袭、注意安全;随身只能带饭碗、毛巾、开水杯、牙刷、牙膏等日用品，在10分钟内在此列队分头出发”。哭声、叫声仍然不停，紧张气氛不寒而栗。

　　我们五、六年级都有14-15岁了，由于平时的训练，思想比较镇静，行动非常敏捷，在三个老师的带领下不到半小时已爬上山尖，随身带的碗杯行走时相互碰撞发出叮当叮当的响声!害怕暴露目标，边走边抛，几乎全部抛光。登上山顶峰大家还是弯着腰不敢站直走，有的同学干脆爬着行。“同学们!自找隐蔽地休息，”老师下命令了。同学们仍然用紧张的双目东张西望，窥视山下的动情，发觉事情有蹊跷，纷纷向老师提出疑问：形势如此紧张，为何农民仍在田里从容耕种?大道上行人往来照常?老师的解释始终打消不了同学们的疑问，只得哈哈大笑起来：“这是一次逃难演习。”院方虽经周密的研究策划，但是假戏真演，难免破绽百出，逃不出同学们敏锐的观察力。

　　老师在事后总结大会上说：“这次逃难演习虽然造成一些物质损失(同学们随带品抛的抛，砸的砸了)，但锻炼了同学们的胆量和意志，给今后真的逃难，打下了遇事沉着不乱的思想基础。”

二院是中共地下党员的隐蔽所

　　我短暂的保育生活，已过去60年了，但二院的光辉形象，仍深印我的脑际，久久不能淡忘。这是什么力量?这是个谜，直到解放后，才逐渐被认识，因为它有党的领导和党员的模范作用，以及还有一批全心全意为难童服务的保育工作者。我们体会，二院采取的教育方法是奇特的、新型的、卓有成效的，曾经得到战时儿童保育总会的通报表扬。

　　解放后，我们才知道二院的教职工有不少共产党员，如院长戚铮音老师、总务主任俞子澄、几任教导主任蒋冰洲、李白文、孔昭锐、教师张静谷等等。1939年和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两次反共高潮中，先后来二院隐蔽的共产党员计有20余人。他们有的是当地战事吃紧，奉命疏散而来的;有的是白区地下党遭破坏转移来的;有的是皖南事变中突围或被俘中脱险出来的;有的是皖南事变被捕，后从上饶集中营越狱出来的。其中有邓平(邓旭初，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黎纪湘(杨立平，上海外贸学院副院长)、陈骊(肖车，上海市人民政府秘书长)，还有冯雪峰，当时冒名冯福春，国民党反动派妄想把他拖死在上铙集中营里，而他顽强地与敌人和疾病作斗争，终于作为保外就医的囚徒活着出来了。敌人万万没想到冯福春就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担任过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修补执行委员、中央党校副校长，在白区担任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鲁迅的亲密战友——冯雪峰。

　　(作者系原浙江省萧山市土特产公司干部)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8-04 11: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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