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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摇篮——战时儿童保育院
2017-08-04 11:50:22  来源: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网 作者:朱光杨(朱镛)  点击:  复制链接

  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及爱国知名人士,周恩来、冯玉祥、郭沫若等100多人发起,以当时妇女界为主体,有宋庆龄、何香凝、宋蔼龄、李德全等各界人士,参加的全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于1938年3月10日在武汉成立,总会后移至重庆。宋庆龄任顾问,宋美龄任理事长,李德全任副理事长,邓颖超、沈兹九、曹孟君、周思来、叶剑英、郭沫若、沈钧儒等担任名誉理事,十五个省设有保育分会,都由当时省主席的夫人担任理事长。1937年底,杭州沦陷后,于1938年6月,浙江分会在金华成立,分会理事长是当时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夫人蔡凤珍,副理事长是黎沛华,理事有李家应、程为昭、戚铮音、贵腕兰、肖锟、李清华(后五人是中共党员)。下设二个保育院,第一保育院在丽水县碧糊镇,院长李家应;第二保育院在云和县河上村,院长戚铮音。

  浙江第二儿童保育院(简称二院),创建于1939年10月。当时,全面抗战进入第三年,浙江省战区扩大,浙东沿海十几个重要市、县被日寇占领,人民惨遭蹂躏,战区儿童游离失所,各地纷纷要求保育分会抢救难童,在1938年9月创办第一保育院,一年后,增办二院,收容难童400多名。

  我们“二院”是在浙江省云和县,离县城五公里的河上村。该村有座古庙坐北朝南,三面环山,山虽不高,可林木葱笼,还拌有可供开垦的处女地。我们400多孩子就生活在偏僻山间的古庙里。

  院正大门前有块面积不大,而平坦的道地,前沿左右矗竖着二块屏风墙,中间是高高的石级,往下延伸,是我们自己开垦出来的运动场,紧挨着潺潺流水的小溪,溪虽不宽而源远流长,沿着小溪,是通向城里的便道,路南是平坦的田畈。我们站立在大门口,居高临下,可眺望无边际的广阔田野。我们在这个优美又幽静的山岙里,生活、学习、开荒劳动着。休闲时爬山登高,锻炼身体;漫步游逛,高唱抗日歌曲;席地而坐,吐露心曲,痛快潇洒,舒畅之心难以形容,享受着美好的童年生活。可是,在我院的正前方,田野边有个军械仓库,日本强盗飞机,经常出没在天空,盘旋侦察,扫射轰炸,打破了农村山谷的宁静,扰乱了我们的和平生活。

学唱保育院院歌

  进入保育院,进行编号、编班、编队、理发、洗澡,换上统一的服装,开始学习院规、纪律、制度,当地群众生活、风俗习惯,尤其是畲族的风俗习惯等一系列教育后,就学习保育院院歌,学歌本属平凡小事,何值一提,由于老师们抓住学唱院歌,讲解歌词内容,紧紧扣在儿童离家别乡,远离父母心理,进行启发教育,激发我们对民族大敌的仇恨,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启迪我们好好学习,发奋图强,使我们认识到,只有赶走敌人,才能与家人团聚,才能够建立新中华的远大目标。所以学习院歌,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非与一般上音乐课相比,受益匪浅,意义重大,印象特别深刻。时间虽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当时学唱院歌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歌词是:

  “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

  我们失掉了土地,我们失掉了老家;

  我们的大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他的军阀,

  我们要打倒他。

  打倒它,才可以回到才家;

  打倒它,才可以看见爸爸、妈妈;

  打倒它,才可以建立新中华!”

  老师领唱的话音未落,难童们一下子哭了起来,有的叫妈呀!有的喊爸呀!声音尖脆凄凉,哭声越来越大,老师虽在大声疾呼:“不要哭了,不要哭了”,可她自己的脸蛋上,却挂满了泪珠。只得宣布:“暂停学唱”。当初我没有哭,这不是我缺乏父母感情,而主要是我爸妈忙于劳动,很少顾及孩子,我们兄弟习惯于自己玩耍,正像散放的鸭子,早上放出,吃饭时刻自己归来的,所以离开妈妈习以为常,没有过分地感到伤心了。

保育院是我的家

  院里的学生来自抗日前线,从已经沦陷或将沦陷的地区抢救出来的难童。老师也来自五湖四海,绝大多数是拥护抗日的进步青年、爱国志士,女性占绝对多数,她们不单是对孩子进行教文化、教抗日救国以及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教育,还要管孩子的温饱、疾病、健康,即衣食住行,更重要的是教孩子如何做人,做怎样的人。所以她们肩负着既是老师又是父母的双重责任,如果没有献身为人的精神是不能胜任的。

  我们进入保育院是千千万万孩子中的幸运者。院中老师的素质都是很高的,她们不仅有渊博的文化知识,更具有不辞辛苦,不讲报酬,全心全意为苦难儿童服务的高尚品德,她们实际工作达18小时之多。她们每晚熄灯入睡时对孩子检查一次,半夜再检查一次,对患有夜尿疾病的孩子,一夜要起来呼叫三、四次。对患病的孩子,端水送药,甚至日夜守候,寸步不离,还将自己微薄收入节约下来的钱给孩子买水果、饼干、糖果等食品。由于老师怀着爱子的赤诚之心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所以师生关系亲密无间,孩子们称呼年长老师为“妈妈”,青年老师为大姐,她们既是老师又是家长,又像保姆,同学之间亲如同胞手足,团结友爱,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同舟共济,生死与共,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大家庭——保育院是我的家。

我们的好院长

  离开我们的好院长戚铮音大姐,我们不论各自的人生道路,是何等的艰辛,也不论人世风云的如何变幻,您,大姐的形象,有如一座高耸的丰碑,永远矗立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里,我们永远怀念着您。是你们,把我们从日本强盗的魔爪下抢救出来,以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民族美德,含辛茹苦,在极端困难的的岁月里,哺育了我们,教育了我们;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们这些不幸的孩子,万幸地投入了“大姐”们的怀抱,“烽炎摇篮”是名符其实的,真是令人难忘。您,为了我们,操劳奔波,身心憔悴把人类最崇高、最纯洁的母爱化为甘泉,用来浇灌培育我们成长;您端庄凝重的仪态,淡雅简朴的服饰,温和慈祥的笑貌,虽然历时数十个春秋,今犹鲜明清晰,历历在目。难忘保育院从云和县、松阳县奔向庆元、松溪的大迁移、大撤退中的艰苦遭遇;难忘在瘟疫肆虐的岁月里,无数的姐妹兄弟被瘟疫吞噬的惨景;难忘在敌机狂轰滥炸下,大姐、妈妈们冒死卵翼着我们!是我亲眼目睹,您戚在姐,在敌机肆意俯冲扫射时,您站在大门口,背着双手,仰着头,不惜个人安危,监视敌机的所作所为。是你们以坚强奋发的院歌,谆谆教导我们,不忘国难苦、民族仇,勉励我们好好学习,发奋图强。

  每当我人生徘徊和命运决择时,我就想到您平日的教诲,鼓舞我做人的勇气。敌人沿浙赣铁路往金华、上饶进犯时,我厂被迫解散,流浪到福建南平,生活正遇到极端困难时,你派陈其刚先生,送来了钱和教诲,这是雪里送炭,久旱逢甘霖呀!我抱住久别重逢的亲人——陈其刚先生,激动得泪珠直流。你信中谆谆教导:“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然而你顾及我们在理解上出偏差,又向我们解释道:“虽然我们不希望做个人上人,去剥削、压迫人,但是人的社会地位是应该争取的”。给我们以后做人指明方向。

  我正在扪心自问,我这辈子虽没有建树,创造出业绩和对社会作出更多的贡献,但可以告慰我的好“大姐”:我洁身自好,两袖清风,老实做人,诚恳对人,就自己而言,无恨、无悔、无愧、无遗憾!时到今天,尽管我们全然是满头飞霜的翁媪,已为人祖父母辈了,但我们仍然要像孩子那样呼唤您,戚大姐,永远怀念您;我多么企盼着能重睹戚大姐的风采,再聆听戚大姐的教诲,可是您如今在哪里?您能听到我的呼唤声音吗?多少年来,我曾试图通过一切可能的渠道,探听您的音息,但却总是若隐若现,缥缈难求!1981年我出差北京,在外语学院会见史迁同学(楼渭祥),得知您离开我们后在上海南阳女子中学任教,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直至上海解放,您在党校任支部书记。您为了全民族的生存和解放,毫不吝惜抛弃个人的一切,没有结婚成家;您不求名利地位抛弃优裕的生活和青春年华,投奔革命队伍,为解放事业鞠躬尽瘁。据说您离休后,国家在上海郊区为您建造一幢房屋,还专为您雇佣保姆,使您安度晚年;得悉您正在写革命回忆录,希望我们帮助回忆,提供各种资料。我在得此消息后如获至宝,详记地址准备联系,不幸归途遭窃失掉地址无法联系,造成终身遗憾!值此我着手写回忆录之际,谨缀数语,以表渴念之忱,恭顺戚大姐福体永泰,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保育院是传播进步思想的摇篮

  当时被社会各界誉为“烽火摇篮”的保育院,大多数的老师也是从沦陷区奔向后方的先进青年,她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不为名,不为利,任劳任怨地负起培养下一代的重任,以身作则培养国家有用人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她们经常向我们进行形势教育。如讲平型关大捷的意义、希特勒出兵苏联、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及陕北抗日,赵老太太打游击等抗日英雄故事。使我们分清谁是我们的国际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德意日侵略者必败,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正义战争必胜。向我们提供和推荐进步书籍如《毛泽东幼年时代》、《秃秃大王》、《表》等书籍。每周定时召开生活会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走向社会调查失学儿童,创办识字班,向社会各界宣传抗战,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募捐支援前线;深入农村唱抗战歌曲,演抗日戏剧,号召人民抗战到底等。这些活动,引起当局的注意,他们搜查我院图书馆,派便衣特务监视院内活动,连我们的生活会议也常有人偷听、监视。当时社会上的反动势力散布流言蜚语,说二院是“白皮红心”,“小朋友赤化了”。

  1941年的4月4日儿童节,全院师生评选模范学生和老师,我们的教导主任李白文被评为模范老师,就在这一天下午,突然来了二个身穿长袍、头戴礼帽的陌生人,当时我们正锯梨树(木刻材料),这二个掏出手枪,把我们敬爱的李白文老师连推带拉强行逮捕了,当初是所谓软禁在云和县民众教育馆的图书馆内,强迫学习“三民主义”等书籍和写出学习心得。我们大龄儿童每隔二周轮流去看望,送去黄烟以及替换衣衫。记得最后一次是我和姓董的同学两人去的,李老师严肃地说:“请告诉戚院长,我要转移了,请不要来看我了”,沉默了一下又说:“坚强一些,别哭了!回去好好学习,今后为社会贡献力量呀!我自愧为抗日做得不够。回去请转告同学们,李老师是抗日的,抗日是没有罪的,我是很快可以回来的”。李老师强行露出微笑,自信地和我们握手告别。哪里知道这次竟成了永别!直至1971年我去北京才知道,李老师在解放前牺牲在上饶集中营。李白文老师永垂不朽!烽火摇篮精神,流芳百世。

处处培养我们有独立生活、学习、工作的能力

  老师们根据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教育与劳动实践结合的方针,把院内的文化生活和社会活动搞得非常活跃,开展活动的目的要使我们养成有独立生活、学习、工作、劳动的能力,为社会培养造就各种有用人才,使我们长大成人后踏入社会能挑起建设新中国的重担。

  院内生活上始终贯彻严肃、活泼、团结、紧张八个大字,每日从起床到入寝息灯,整天生活、学习、活动按排有序。每天起床唱《义勇军进行曲》,边唱边穿衣服,唱完了就得列队,由值日员带领到小溪边刷牙、洗冷水脸、不管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天天如此。每逢开会、活动、用膳以前的十几分钟,都要充分利用,列队歌唱抗日歌曲,由值日员担任指挥领唱。学习范围广,内容丰富多彩,除正常学习文化课程外,根据每个人的兴趣与爱好,可自由参加游泳、话剧、手工、木雕、开荒种地等。为培养独立工作能力,高年级学生要担任教低年级的课程,称呼:“小先生”。我担任二年级级任并兼教语文、算术课,在教学前必须备课和接受老师辅导,然后写出如何引起动机,采取那些启发式防止简单的注入式教育等教课计划。院内活动频繁,每晚有二小时的自修课,其中每周一次生活会,检点一周来的生活、学习劳动的情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其它活动有:运动会、故事会、猜灯谜、登山运动、军事演习等,同时进行写作、书法、木刻、歌咏、演讲、辩论、跳绳、踢毽子等比赛;社会活动:如参观工厂、远足(春游)、深入农村调查失学儿童、办成年人识字班、演话剧、歌剧、宣传抗日,向社会募捐集资,捐献飞机大炮和慰问前线将士活动。这是我一生中生活得最为丰富有趣,过得最有意义记忆最最深刻的历史时期。

逃难演习

  在院内夜间紧急合是常事,这次是白天召集,又是一般的集合信号,大家轻松愉快,不以为然。阴沉沉的三月天气,身体感到寒意,400多个孩子和教职工列队在操场上,静听戚院长报告,突然从城里方向有个人气喘吁吁地跑来,上气不接下气,洁白的脸上挂着冷汗珠,跑到戚院长面前话也说不出来,用颤抖的双手,递给一张纸,戚院长接过纸向上面扫了一眼,神色异常地当众宣读:“紧急电报:敌人占领丽水县城正向云和县进犯,请迅速组织孩子抄小路往龙泉方向转移”。院长的话音未落,队伍乱成一团,哭声、叫声交织一起,响彻云霄,老师们连连呼喊:“镇静!镇静!听院长布置”:“根据年级,分成三个中队,指定带队老师,分别翻越三座山头到龙泉集中,必须避开汽车路走小道、走近道,尽可能白天休息晚间行动,行动隐蔽,防止空袭、注意安全;随身只能带饭碗、毛巾、开水杯、牙刷、牙膏等日用品,在10分钟内在此列队分头出发”。哭声、叫声仍然不停,紧张气氛不寒而栗。

  我们五、六年级都有14-15岁了,由于平时的训练,思想比较镇静,行动非常敏捷,在三个老师的带领下不到半小时已爬上山尖,随身带的碗杯行走时相互碰撞发出叮当叮当的响声!害怕暴露目标,边走边抛,几乎全部抛光。登上山顶峰大家还是弯着腰不敢站直走,有的同学干脆爬着行。“同学们!自找隐蔽地休息,”老师下命令了。同学们仍然用紧张的双目东张西望,窥视山下的动情,发觉事情有蹊跷,纷纷向老师提出疑问:形势如此紧张,为何农民仍在田里从容耕种?大道上行人往来照常?老师的解释始终打消不了同学们的疑问,只得哈哈大笑起来:“这是一次逃难演习。”院方虽经周密的研究策划,但是假戏真演,难免破绽百出,逃不出同学们敏锐的观察力。

  老师在事后总结大会上说:“这次逃难演习虽然造成一些物质损失(同学们随带品抛的抛,砸的砸了),但锻炼了同学们的胆量和意志,给今后真的逃难,打下了遇事沉着不乱的思想基础。”

二院是中共地下党员的隐蔽所

  我短暂的保育生活,已过去60年了,但二院的光辉形象,仍深印我的脑际,久久不能淡忘。这是什么力量?这是个谜,直到解放后,才逐渐被认识,因为它有党的领导和党员的模范作用,以及还有一批全心全意为难童服务的保育工作者。我们体会,二院采取的教育方法是奇特的、新型的、卓有成效的,曾经得到战时儿童保育总会的通报表扬。

  解放后,我们才知道二院的教职工有不少共产党员,如院长戚铮音老师、总务主任俞子澄、几任教导主任蒋冰洲、李白文、孔昭锐、教师张静谷等等。1939年和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两次反共高潮中,先后来二院隐蔽的共产党员计有20余人。他们有的是当地战事吃紧,奉命疏散而来的;有的是白区地下党遭破坏转移来的;有的是皖南事变中突围或被俘中脱险出来的;有的是皖南事变被捕,后从上饶集中营越狱出来的。其中有邓平(邓旭初,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黎纪湘(杨立平,上海外贸学院副院长)、陈骊(肖车,上海市人民政府秘书长),还有冯雪峰,当时冒名冯福春,国民党反动派妄想把他拖死在上铙集中营里,而他顽强地与敌人和疾病作斗争,终于作为保外就医的囚徒活着出来了。敌人万万没想到冯福春就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担任过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修补执行委员、中央党校副校长,在白区担任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鲁迅的亲密战友——冯雪峰。

  (作者系原浙江省萧山市土特产公司干部)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8-04 11: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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