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延安保育院
2017-08-07 10:45:56  来源：中国论文网 作者：高耶夫  点击：  复制链接

　　延安的保育事业开创于抗日烽火时期，在党中央的关心领导下，在从事保育工作的教职员工的努力下，为养育、培养革命后代呕心沥血，艰苦奋斗，留下一段不能忘记的历程。

　　创建延安托儿所，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片国土沦陷，无数同胞被杀戮，家破人亡，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众多儿童失去家园，失去父母。面对无数遇难儿童的悲惨境遇，中国共产党人奔走呼号，吁请各界贤达、海内外仁人志士伸出手来，共同拯救战区难童，并于1937年3月在延安城南柳林子办起了延安托儿所，倾其所力，额定收容婴孩20名。这是延安最早的托儿所，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最早的幼托机构，以收容抚养战区难童、烈士遗孤、出征将士子弟、革命干部子女为宗旨;以解除妇女干部繁重的家务，免去革命干部、出征将士的后顾之忧，鼓励壮丁上前线，培养优秀的民族后代、革命事业忠实可靠的接班人为保育教育的目的。延安托儿所于3月7日创办，最早收容的婴孩有：毛姣姣(李敏)、罗小金(李铁映)、谢丁丁、陈小胖、傅维芳、贾丽丽、王苏苏、秦新华等人。

　　随着战区的不断扩大，抢救战区难童已成为中国战时重要的工作。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倡导推动下，经周恩来、王明、孟庆树、邓颖超、宋庆龄、何香凝、李德全、史良、冯玉祥、沈钧儒、郭沫若等奔走呼吁，联合各党派、民主爱国团体、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共同发起组织抢救难童的工作。历时两个月的筹划，于1938年3月10日在汉口圣罗依中学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恭请宋美龄先生出任理事长。消息传来，延安军民热烈响应。在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的协调下，由边区妇女救国联合会、边区各界抗敌后援会、中国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鲁迅小学、延安托儿所等12个团体和蔡畅、徐明清、成仿吾、高朗山、史秀云、徐特立、萧劲光、毛齐华、滕代远、沙可夫、艾思奇、何思敬、林彪、高岗、丁玲等60余人共同发起创立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1938年7月4日，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成立大会上选举宋庆龄、宋美龄、何香凝、李德全、邓颖超、孟庆树、许广平、刘群仙、史良、沈兹九、刘清扬、王汝淇、曹孟君13人为名誉理事;康克清、蔡畅、张琴秋、徐明清、史秀云、杨芝芳、丁玲、吴瑛、李芝光、张范、江兆菊、吴文瑜、李玉婷、刘秀梅、褚友仁、陈璧如、凌莎17人为理事。会议确定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受中共中央妇委领导，为中共中央管理局下属(1941年以后交由边区政府民政厅管辖)，会议推举杨芝芳为保育会会长，丑子岗任秘书，吴瑛负责宣传，褚友仁分管保育。

　　为扩充托儿所，改善与开创边区儿童保育事业，边区政府确定每月为边区保育院拨出经费100元、开办费200元。边区政府机关捐赠1000元。特别是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项英副军长、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以及王明等中央领导同志与陕甘宁边区党政军各界领导机构与个人合计捐赠863元，使托儿所的扩充建设得以顺利进行。除原有18名婴孩外，1938年8月20日开始接收儿童入院。

　　扩充后的儿童保育院为了保证幼儿有较好的生活条件，门窗安装了纱布和铁纱，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一份用具、床和被褥。视年龄不同，有牛奶、鸡蛋、代乳粉、麦片、大米稀饭与蔬菜等食品。保育员昼夜三班轮流看护。

　　建立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第一院

　　1938年9月5日，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决定筹建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第一院，可以收容500名儿童。

　　同日，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就边区儿童保育第一院的创立、经费、院址、组织、生活、卫生、保育教育工作状况等做了全面介绍。《新中华报》发表社论：“保育我们后代的战士。”毛泽东为边区儿童保育院成立题词：“儿童万岁。”

　　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工作，边区儿童保育院第一院于1938年10月2日正式建立。定名为“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第一院”。保育院开放三日，参观者日有百余。朱德、王明、项英、孟庆树、艾思奇、丁玲等对该院都给予了宝贵的意见和鼓励。

　　保育院初创时期，有工作人员19人，由边区保育分会秘书丑子岗主持料理扩充建院事务。10月成立时已有婴孩57名，第一任院长李芝光到职(1938.10―1939.12)，后来有陶汲波(1939.12―1940.6)、丁彤(1940.6―1941.3)、凌莎(1941.3―1945.5)、黄杰(1945.7―1946.8)、杨芝芳(1946.8―1971.1)先后担任院长。最早的保育员有李惜春、王玉兰、白如璧等，她们都是陕北的女红军。随着保育生的不断增加，保育员也增加到几十人，早期的保育工作者中有韩俊哲、郭玉萍、黄海明、王茜平、曹和静等人。他们工作得非常出色，郭玉萍在大生产运动中，被评为特等劳动模范，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与边区政府的奖励。黄海明还担任了保育院的领导职务。在极端闭塞、艰苦、困难的情况下，陕北红军老战士、总务科长白占玉克服自身伤残开展生产自救，保证了全院儿童、职工的主副食供应。

　　为保证孩子们的安全，1938年11月10日，保育院迁往延安北75华里的安塞县小草峪村。11月20日是个星期天，日军飞机突然轰炸延安。高高的城墙、繁华井然的街道顿时变成一片瓦砾。保育院接收了空袭遇难家庭的儿童十余名。为保证孩子们的安全，这时保育生已增至86人，职工也相应增加。年底，边区政府决定将已经疏散到吊儿沟、赐儿沟的边区中学附属小学并入保育院。为此，保育院在幼稚部、婴儿部的建制上又增设了小学部。“战时儿童保育院小学部”的名称便是由此得来。

　　总会承诺，保育院自诞生之日起按500名生员拨给经费。1938年10月7日，总会汇来开办费5000元、至1939年4月的经费5486元。同时，儿童入院私人津贴每月拨给3元至5元(幼稚班3元，婴儿班5元。有的资料记载幼稚班2元，婴儿班3元)。小学部从此有了固定经费，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经济基础。

　　建立新址，条件大改善

　　小草峪村是延河川道东沟里的一个小山村。有八九户人家，合计不到20孔土窑洞，分布成三个居民点，五个分散的院落。背靠黄土坡，门前只有能放柴火的小院，没有院墙围栏。几步之外的坡下便是能走牲口的大路，路南便是两三丈的深沟。虽然防空隐蔽好，但地势狭小，环境闭塞，家畜在院子里乱窜、乱跑，尘土飞扬，鸡飞狗叫，严重影响保育院的教育、作息、生活管理和安全。没有游戏场所，不利孩子身心发育，更无法满足众多家长儿童日益增多的寄养要求。小学部并入保育院后也随之迁来沟口，给群众的生活生产带来诸多不便，尤其保育院的儿童就医成了突出的困难。

　　随着出征军人子弟和来自战区的难童不断增加，婴幼儿入院、家长探望、物资粮秣运输、经费领报以及婴儿就医等许多问题，严重限制了保育院的收容和发展。经中央妇委批准、边区政府拨款，从1940年初开始在延安城北20里的李家洼选址新建。时任院长的陶汲波一方面主持保育院日常的保育教育工作，一方面督导新院址建设，两地相距50里，来回奔波。总务科长白占玉日夜守在工地上指挥。

　　1940年秋，新院址建成。9月，第三任院长丁彤组织带领全院儿童顺利迁入新址李家洼。从此小学部、幼稚部各有定居。

　　保育院成立一周年时，累计接收东北、华北、华东、华南敌后难童300多名。原来受地域所限，只能容纳90名。现在院址扩大，设施改善，入院儿童猛增。1941年8月，中国女子大学托儿所和中共中央统战部托儿所先后并入保育院。保育院又开设了乳儿部。院内儿童由90多名增加到280名，工作人员增加到120名。中央妇委派出凌莎接替丁彤为第四任院长。

　　进入新院址，保育院孩子们的生活得到很大改善。在这里他们有宽阔的场地可以尽情地奔跑，挽起手臂做游戏，一排排坐好听故事，拍着手唱儿歌。有人回忆，《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偶尔才唱，隐约记得歌词是：

　　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掉了土地，我们失掉了老家，我们的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军阀，我们要打倒它!打倒它!打倒它才可以回到老家，打倒它才可以见到爸爸妈妈……

　　保育院小学部和全边区保育生还会唱的是《跟着毛主席天天向上》和《我爱总司令》。歌词刻骨铭心，分别是：

　　毛主席像太阳，他比太阳更光亮。小弟兄小姐妹拍着手儿来歌唱，太阳太阳真正光亮，我们跟您天天向上。

　　毛主席像妈妈，他比妈妈更慈祥。小兄弟小姐妹来吃妈妈的奶浆，幸福长大身体健康，保卫边区把敌人杀光。

　　毛主席像明灯，他比明灯更光明。小兄弟小姐妹跟着明灯向前进，团结友爱努力奋斗，收复失地驱逐日寇。

　　八路军、抗日军，百战百胜天下闻名，朱德将军就是他的总司令。

　　朱德总司令，真是有本领，指挥打日本，打得鬼子叫头痛。

　　朱德总司令，真是爱人民，他教战士们不动人民一根针。

　　保育院教育方针的制定，毕业生开始走上革命岗位

　　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其中关于保育工作的指示为：“保育对象为边区党政军干部子弟、烈士遗孤和战区难童。实行全部免费的学前教育。”“实行普及免费的儿童教育，以民族精神和生活知识教育儿童，造就中华民族的优秀后代。”教育方针是：“锻炼儿童革命的观点与作风;培养儿童活泼愉快的心情，健康坚实的性格;陶冶勇敢老实的个性;增进儿童知识，训练手脑并用，使之成为未来新中国健全的主人。”

　　遵照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教育宗旨，实质上是争取为抗战胜利，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培养有民族觉悟、民主思想、有现代生活的知识技能、能担负抗战建国任务的战士和建设者。依此制定的保育院小学部的教育方针是：

　　1.在国防教育中使儿童身体头脑和个性得到健全的发展。

　　2.在国防教育中，激发儿童的民族觉悟，培养儿童的社会意识，并养成革命的精神。

　　3.在国防教育的教学下指导儿童求得日常生活及抗战建国所必需的知识技能，成为抗战中大众教育的传播者。

　　4.在国防教育的教学下，提高儿童民主政治的思想，奠定民主政治的基础。

　　5.指导儿童在集体生活中养成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

　　6.指导儿童在学习中发挥儿童之独立性、创造性、积极性，使之成为抗战建国的儿童干部。

　　小学部建址于白家坪，在校长吴燕生领导下，开始了全新的教育与稳定的发展。

　　小学部有着以教育为主，兼有保育抚养的特殊性。每月向保育院(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汇报儿童保育教育情况，领取一定数量的经费，定时向边区政府、边区政府教育厅汇报儿童教育身心发展状况，还向边区青救会反映学校少先队、儿童团组织发展与活动状况。

　　吴燕生校长贯彻了边区政府确定的保育教育精神，并具体参与制定了小学部的教育方针。围绕这一方针，吴校长撰写了保小校歌和吃饭歌。一日三餐，每餐都要列队，先唱吃饭歌，强化爱惜和节约粮食意识，增强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品德。直到现在，当年的边区保育生每当开饭，无不默念吃饭歌和校歌。吃饭歌和校歌歌词分别是：

　　我们的粮食，是老百姓供给的，我们就应当加倍努力，服从纪律用功学习，准备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我们是边区的小朋友，我们是抗日的后备军。今天我们在战斗中学习，明天为祖国出力。为了自由，为了解放，我们要努力!努力!加紧锻炼，勤奋的学习。我们要记住：现在是边区的小学生，将来是中华的主人。同学们亲爱团结的携起手来，新社会等待我们去建立……

　　吴校长亲自主持制定八字校训：亲爱、团结、勇敢、活泼。这八字校训成为小学部全体师生多年遵循的行为准则。大同学帮带小同学，是吴校长首创的互助友爱活动，推行到全边区的保育教育中。

　　1939年制定的小学规(教)程还规定：“小学教学应力求适合儿童身心发展;注意集体学习与个人学习之联系，以启发其自动性、创造性与独立性。”“使一切课程适合抗日建国的迫切需要，取消不适合战时需要的课程，使一切课程及其配备方法都以抗战为中心，以求学生能在最短时间内学得战时急需的知识技能，使他们一离开学校就可以用所学的东西，为抗战建国服务。” 　　保育院将已到学龄的儿童输送到小学部。每次少则十几名，多则二三十、四五十甚至更多。届时保育院派出保育员陪伴孩子们前往小学部，待他们适应了小学部的学习、生活作息环境后才放心离去。1939年底进行了第一次成批输送，送往小学部的孩子共八名，他们是：毛海英、徐宁、雷励、张仲华、吕东晔、白莲生(白洁)、惠英娥、黄义先。在此前后个别送到学校的还有宣平平、黄曼曼、董静、郭自强、张玉珍等。

　　1939年，小学部的学生不断增加，也不断有人被调出参加抗日除奸工作。他们已成为“能担负抗战建国任务的战士和建设者”，开始了“用所学的东西为抗战建国服务”。这一年，第一次调出七人，分别是：毛华初、毛远志、白新才、李宾、段传新、杨香梅、韩树元。他们被调往中央军委三局，从事机要报务工作，成为党的耳目。同年，刘允斌、刘爱琴、陈祖涛、高老虎(高毅)、蔡转转、罗西北、王继飞、朱敏、李敏等先后去苏联学习。还有人被调往文教部门，组织发动工农兵到基层开展扫盲识字教育运动。

　　1940年夏，保小第一班毕业。此前小学部虽曾不断输送优秀学生和大龄同学参加抗日除奸工作或出国学习，但这年夏，六年级修业期满核准毕业实属首次。当时正值徐特立主持创建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设本科、预科、中学部、补习班)向各方面招收学员，上级遂决定将五、六年级四个班中学习优秀的同学和三、四年级中年龄偏大的同学与应届毕业生一起保送自然科学院中学部。六年级两个班一起毕业了，毕业生有：于龙江、陈涌岷、陈英、李鸿亮(李奈)、郑睦熙(陈宾)、刘艾生、刘焕生、谢巧华、谢绍明、于龙汕、汪道河、马正方、杨国富(杨欣)、赵文、李红年(杨文)、聂承在、聂春志、邓维琛、付应泉、张耀世、仇寿华(倪守华)、孙纪慎、高耀士(廖于群)、张树才、方征25人。五年级两个班中的刘德才、王子霞、岳勇、白瑞媛、刘力群、方薇、白瑞熙等也一起毕业。四年级中年龄大的郭官位(郭怀鹏)、郭洪波、史炳云(任平)、张鸿俊(江波)、张秉智(江浩)、彭明元、程惠莲(程浩)、李虎(李杰)、白天林(白治斌)、李秉贵、李秉勋、赵相容等20多人，一起被保送自然科学院中学部学习。

　　1941年四五月，又有15名学生被调去中共中央军委三局从事机要工作。他们是郭明远、李延春(李茂春)、祝新民、郭会、刘理智、张文忠、田敬文、王丕芬、强中楼(强虹)、马汝诚、李宾让、张怀静、呼世德、马麒麟、毛瑞芳。同期，郎宗岳、蒋祖林、王玉林、齐燕华、赵安仁等20余人，先后被调往文艺团体当小演员。远在绥德的分区干部子弟学校也在这一年的5月调出李新章、高庆丰、郭怀智、高耶夫、白光文、高在明、常增福等10余人，去边区青救会青年剧团工作。

　　一批又一批小学还没有毕业的保育生，服从组织安排，愉快地走上抗日斗争与边区建设岗位，当时的小学部实际已经为党培养着革命工作人员，是一所新型的初级干部学校。

　　形势发展，保小增加

　　保育院小学部仍然拥挤，无法再容纳生员。1940年秋，绥德开办了干部子弟学校，除了接收当地烈、军属子女外，还接收来自华北敌后的战区难童和革命干部子女在这里入学，这使延安保育生形成了分流。该校初创时校址选在城东20里无定河下游的白家硷村，最早的学生有高庆丰、李旺兴(李精林)、白升云、高在信(高耶夫)、郭怀智、李新章、常增福、高黎、高锦亮、高琳、高在勇、高在明等。代理校长是宋常华，当时学校只有一名女教师高波。10月，学校回迁至城东五里的辛店村。当时的名誉校长是杨和亭，校长是袁溥之，教师有马绍良、高锦涛等人，新到学生孟在朵、贾兰新、刘鸿鹏、贾玉相、贾翠相、刘春莲(刘波)、刘蔚文、王黎明、王利华、李雪峰、李雪梅、刘良贵(郭建功)、张海英(张博)等100多人。此时，将学校定名为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干部子弟小学(后称绥德保小)，这是陕甘宁边区第二所保育教育性质的学校。

　　1941年初，新四军在北移途中，遭国民党顽固派伏击，除少数突围外，大部分牺牲或被俘。他们的子女和烈士遗孤辗转来到延安，有些进了中等学校，如李鹏、刘思齐(刘松林)、刘允若、任远志、叶选平、彭启超、叶华明、叶正明、赵呈琳、高仰光、刘波、易达美、周家壁等。虽然有的直接进了中学，但保育院和小学部的保育生还是陡然增加了许多。继1940年绥德开设分区干部子弟学校后，1941年秋，延安开办了八路军抗属子弟小学，以后又开设了洛杉矶幼儿园、边区第二保育院、延属分区干部子弟小学、边区第二保育小学和分散在各机关、部队、学校的十几所幼儿园、托儿所。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开设了中学部，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设有儿童队，共同收容战区难童、烈属军属子女、抗日军政干部子弟、爱国民主人士子女、驻地工农子弟和学龄儿童。

　　保育生增加了，保育机构也在增加，而保育总会只按500名保育生拨给经费。事实上，仅延安一地的保育生就有2000至3000人。面对经费拮据与管理困难等具体问题，中央妇委、中共中央管理局本着“自力更生，生产自救”的精神，确定将战时儿童保育会所属保育院及其他保育机构交边区政府。边区政府民政厅增设保育科，任命杨芝芳为科长，负责管理、筹措经费，协调领导儿童保育教育工作。边区保育生无不敬仰这位慈祥的杨妈妈，她一生从事党的儿童保育教育事业。

　　结合边区小学的教育改革经验，1941年秋，小学部实行编级测验，全校学生按成绩编班(不计较年龄大小)。小学部把六年四二制(初小四年，高小二年)改为五年三二制(初小三年，高小二年)，取消了六年级。此后每年夏冬两季将五年级第二学期的毕业生保送到延大中学部、边区师范或自然科学研究院中学部等中等学校。小学部和中学部每年分两季招生，学生随到随考，根据成绩编班，插入相应年级上课。

　　1943年后，边区的几所中等学校合并，成为“延安中学”(一度改成“行知中学”以纪念陶行知先生)。先前送往各校的小学部毕业生和后来历届毕业生以及1944年以后开始输送的抗小毕业生、延属分区干部子弟小学毕业生，在延安中学又汇集到一起。这些学生仍然接受免费教育，除进一步深化知识教育外，还学习工作方法、斗争知识。所以，当年的延安中学是把革命后代培养成革命战士、将保育生培养成初级干部的学校。

　　保小发展的辉煌时期

　　在青救会的大力推荐下，经边区政府教育厅反复呈请，1942年，中央组织部同意梁金生主政保小。梁校长到校后，向教育厅立下军令状：半年改变保小面貌，建成边区模范小学。

　　1942年夏，学校利用暑期时间，对保小周边环境与教室、宿舍分别进行了整顿与修理。多年来一直和保小师生混住在一起的居民和牲畜全部迁出。学校里划出了生活居住区和教学区，每个班有了固定的教室，每两人合用一张课桌，各人的课本文具可以放在抽屉里，每人一张凳子，可以移动使用。在教室吃饭，再也不用蹲在院子里和屋檐下吃。新掘二十几孔土窑，所有窑洞用石灰粉刷一遍。消灭了臭虫、壁虱，改善了室内光线。拆除全部土炕，换成木板通铺。按年级划分住区，高年级住山坡上，低年级住离教学区、集体活动场所近的低处。保育员与级任老师随所在年级居住，生活、学习一体化管理，24小时负责。新修了大操场、设置了篮球架，原来的操场做了低年级的游戏场，增设了秋千、平梯、独木桥、单杠、双杠、高低杠、跷跷板等体育、游戏设施。在大操场的一边，新修了大灶房，设有隔蝇暗道。新凿了一口水井，告别了多年来吃河水的历史。运输队、饲养室、作坊等总务机构被集中安置在远离教学区和生活区的地方。整个学校用土围墙圈了起来，群众的牛羊、鸡狗、社会上的闲人、商贩都被隔离在外，形成一个清洁宁静的学习环境。翻修扩建了礼堂，梁校长题写的“保小礼堂”四个大字镶嵌在大门正中的门面上。门前是集体活动的集中点，一条直道直通校门，成了出入学校的唯一通道。节假日少先队在门口设岗，任何未获准的学生和低年级无人带领的小同学出不了校门。不到半年，保小焕然一新。

　　1942年是陕甘宁边区最困难的一年。陕甘宁边区遭受国民党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物资极度匮乏。保育生又不断地增加，总会只按500名学生名额供应的经费也经常不能按时汇到。就是这一项专款，皖南事变后也基本上断了来源。偶尔获得一点钱物，也是周副主席、邓颖超在重庆经过反复周折争取所得。

　　保育院开办之初，一度获得中国福利基金会、民权保障大同盟的热心捐款。国际救济总会还捐赠了衣物、药品与食用品。宋庆龄先生的个人捐赠委托周恩来直接带到延安……尽管如此，保育院与小学部经过扩充、开办，两次搬迁，院校两址新建，经费开支还是入不敷出。边区物资因缺乏，价格昂贵，甚至有些必需品根本买不到。1941年，仅小学部的学生已达415名，工作人员94名，而边区政府每月拨给保育院的也只有100元的经费。又遇上干旱，全边区军民紧急动员“防旱备荒”，开展大生产运动，广泛实行生产自救。在此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虽然保育院全体工作人员主动放弃总会的薪俸，将之全部用于儿童保育，也难以弥补经费的不足。于是，除勤俭节约、紧缩开支、合理筹办各项事业外，在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下，保育院与小学部都创设了生产机构，建起磨坊、粉坊、豆腐坊，开展养殖、屠宰、放牧、种菜、种粮。自己做豆腐、做粉条，下料喂猪、鸡、鸭。通过生产自救基本做到了蔬菜自给，夏季每隔两三日，还发给每个同学一个大大的西红柿，每天保证一大碗豆浆和一个蒸馍。在最困难的时候，肉、蛋、豆腐、粉条、面食均能调剂供应，并能保证婴儿部、乳儿部乳品食物的供应。规定保育生吃中灶，基本可以做到。小学部高年级学生还参加力所能及的粮、菜生产，既部分解决了粮菜供应问题，又直接向粮农菜农学习，增进了农业知识，养成热爱劳动，敬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观念，同时锻炼了身体。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终于顺利度过了困难的1942年和1943年。

　　1943年秋，小学部已经发展到半山坡上。课余时间，大树下、院子里、教室前、游戏场、阅览室到处都是孩子们的身影。有的唱歌、跳绳、玩耍，有的写作业、做手工。

　　同学们最爱唱的歌曲是由梁校长作词、雪原老师谱曲的《保小就是我们的家》。歌词大意是：“共产党是我们的妈妈，保育小学是我们的家，生活在革命的大家庭，我们大伙儿在一起，在一起。打篮球拉二胡，攀杠子下象棋，学习有进步，玩耍的快乐，保小是我们自己的家。哥哥帮助小弟弟，姐姐帮助小妹妹，咱们吃得白又胖，咱们乐得笑哈哈。”因为照明条件差，晚间没有自习，所以学生们围着老师、保育员听抗日除奸故事或讨论学习，有时宣讲优秀著作。低年级则是以游戏活动为主，捉迷藏、丢手绢、玩老鹰抓小鸡等。

　　1943年是小学部发展变化最大的时期，边区政府、教育厅多次来人视察，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王首道、王震将军都来看望过，小学部成为边区保育教育的模范。安塞县组织师生与保小联欢。保小学生的作业、手工制品拿到延安展览，引来境内外各界的称赞。周副主席把这些作业和手工制品带到重庆，获得战时儿童保育总会的一致好评。这时的小学部名扬大后方和各解放区抗日根据地，经常接待参观来访。先后有李公朴、沈雁冰、陈瑾琨、黄齐生、赵超构(林放)诸先生来过。当时，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为小学部师生拍摄下最珍贵的合影;廖梦醒受宋庆龄委托专程来看望;英国医学专家马海德大夫欣然允诺担任保育院卫生顾问;《新中华报》《边区群众报》《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多次进行采访报道。涌现了“小演说家”项苏云、陈涌岷;“小画家”洪小灵;“小政治家”于龙江;少队“小司令”刘德才等。保小还参加了延安运动会、“四?四”儿童节、儿童作品参展、歌咏体操参赛、边区少队总检阅等活动，获得多项冠军。同时，根据儿童的爱好，成立了文学社、工艺美术社、歌咏队、美术写生队、图书馆、阅览室、学生会与少儿组织等。

　　边区政府确定小学部开放，迎接中外记者参观团。派来画家钟灵，他除授课外，还负责接待事宜。

　　延安保育院、保育小学以及延安中学在延安、在边区、在中国革命史上是十分独特的，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少见的，甚至是没有的。

　　小学部有着极好的育教人才，保育员普遍具有组织领导能力。她们有文化，有光荣的革命斗争经历。为了事业，她们听从组织调遣，离开原来的岗位，走出虽然贫困却也温暖的小家庭，默默地肩负起育教儿童的重担，她们是革命队伍中杰出的女性。 　　特别是一批热心儿童教育的老师、先生，他们抱着抗日救国的满腔热情投奔延安，经过陕公、抗大、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国女子大学、鲁迅艺术学院、边区师范的深造，一心报效祖国。他们中有毛泽东的弟媳周文楠、冼星海的妻子钱韵玲、萧三的妹妹萧坤、王志匀校长的爱人董秀峰、吴燕生校长的妻子任义、梁金生校长的妻子姚淑平以及宋野峰、贾玉杰、朱光、黄克、任林、萧鸣、臧琦、权志华、谢荣、彭镜秋、李荣棣、胡林、易岚、胡楠、雪原、鲁争、王鹤田、黄薇、谭天、李明盛、李生智、李斯斌、陈梦轩、黄仪修、王养植、赵维平、黄泛昌、李烈、李毅、高锦涛、王荣、程迈、郑力、刘真、曲军、张克、李晋召、汪培芝、苏确、聂耶、姚新华、钟灵、东明、龙天雨、王敏、闻峰、赵歧纪、孙汝常、王海仕等。他们从不懂教育到热爱儿童教育，成了保育生的贴心人。他们用血汗耕耘、培育、浇灌了一大批革命后代，把青春和热血抛洒在延安，献给了党的保育教育事业。是他们认真地贯彻了党的保育教育方针，培植了新中国的建设者。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即。中共七大后，党中央派出大批干部到敌后、各条战线、各个战场，他们有的带走了接受保育教育的孩子;有的为了方便隐蔽、通过封锁，进入新区开辟工作，把身边的孩子留在延安、送入保育院，边区保育生仍在不断增加。同年5月，黄杰出任保育院第五任院长。6月，边区第二保育院(今北京市六一幼儿院)成立。下半年，第二保育小学也在宝塔山下诞生。

　　7月，小学部第九班毕业，有韩秉义、郭玲希、李光朱(李光)、陈建宇、徐宁、董静、毛海英、刘培光、高耶夫、赵国华、王德胜(王苏坡)、曹凯成、史一克、刘宁女(刘宁)、赵文英、董秉洁、高仪、郭雅儒、李蜀华(李立)、王黎明等30余人，这是当时保小毕业人数最多的一个班。

　　小学部毕业的每个班都给母校留有纪念：锦旗、画幅、签名字幛、对子、挂匾等，悬挂或陈列在教导科或成绩室。九班同学用生产收入买了两尺缎子，女同学动手缝成一面锦旗，但写什么字定不下来。当时的级任老师(班主任)萧鸣先生出题，要每个同学写一句留给母校的话，30多句一一评议，最后认定韩秉义同学写的“培养革命后代”几个字寓意深远，能表达众人心愿，于是以第九班全体同学的名义，在锦旗上绣了这六个字。毕业典礼后，这面锦旗便一直挂在教师办公室。

　　第九班升入延安中学两周后，日军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人心欢跃。当年冬，第十班毕业，毕业生有刘鸿鹏、刘易成、周小虎(颜一鸣)、高育、白雪、马探雄、李燕、王育德、郭建成、刘纪文、张础、吴成印、吴林、王建同、郭丙森、赵明、白金娥、马桂珍、王大利、连厚祖等20多人，他们全部升入延安中学，在罗家坪学习。

　　1946年，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重庆正式宣布结束。由此，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分会也不复存在，但边区政府民政厅保育科仍继续存在，边区的保育教育工作没有终止。在党中央、边区政府的关怀领导下，边区保育教育工作日益发展，并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战火考验。

　　解放战争初期，保育院和小学部分别从驻地撤离，转移疏散，随军转战三千里，谱写出孩子们的长征史诗。

　　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保小的亲切关怀

　　陕甘宁边区就物质条件来说，这里的保育生是生活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就精神生活而言，边区保育生得天独厚，生活在民主抗日圣地、革命幸福的大家庭里，沐浴着党的阳光，受到中央和边区领导的亲切关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邓颖超、贺龙、萧劲光、王震、王首道、罗迈(李维汉)等常常亲临保育院、小学部看望孩子们，接受孩子们的问候和祝愿，并和孩子们一起欢度新春和儿童节。

　　1938年7月，毛泽东为鲁迅小学毕业生题词后，同年9月，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扩建告成，对外开始接受儿童入院，毛泽东为之捐款，并题词：“儿童万岁。”

　　1938年10月，保育院撤往安塞县小草峪新址，毛泽东又极为关注地题词：“好好的保育儿童。”

　　1939年8月，周恩来在坠马伤臂不便作书的情况下，还为曹云青、曹云屏两同学复信，对他们的学习生产表示非常的欣慰。在即将动身外出就医时，还关切地祝他俩进步，希望更加努力学习。

　　同年，毛泽东在保小教导主任王英樵的模范奖状上题词：“为教育中华民族的新后代而努力。”

　　1940年9月，保育院新址在延安城北李家洼落成，朱德题词：“耐心地培育小孩子。”

　　林伯渠题词：“新的战士在孕育中。”

　　徐特立题词：“保证儿童身心平均发育。”

　　以上题词镶嵌在新窑洞的拱形门额上。

　　1942年4月，毛泽东题词：“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

　　1947年，在西北战场最艰苦的时候，毛泽东为边区保育生任远志写下具有战略眼光的题词：“光明在前。”

　　在延安的保育生中，很多人至今仍保存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任弼时、张闻天、李维汉、林伯渠、徐特立、邓颖超、康克清、王震、王首道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不同时期对革命后代充满关爱的题词。

　　发自肺腑的无比关怀，成了激励、推动边区保育生奋勇前进、勇敢杀敌的无形力量。

　　校友老大哥、四班同学金德崇保存了孟庆树、王明签名题字送给他的一个小本，虽然磨损却依然完整，他视如珍宝、珍惜如命。里边记载有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王明等人的题词。朱德写道：“小朋友努力学习。”任弼时题写：“长大了当个革命家。”陈云题写：“努力学习，将来做一个有益人类、为大众服务的人。”张闻天题写：“好好长大起来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战士。”王明写道：“儿童是幸福的时代，不仅现在做幸福儿童，还要立志为将来一切儿童谋幸福。”有趣的是毛泽东拿着他递上的小本问：“你要我写什么?”

　　“写什么都行。”

　　毛泽东一边翻看小本一边说：“嗬!写的真不少，你可以做收藏家了……”当时的金德崇自然不理解什么是收藏家，但他站立在旁，大有你不写我就不走开的表示。 　　院落中，毛泽东半靠在椅背上与金德崇的大伯谈话，小本还在他手中。

　　“孩子今年几岁?没有上学吗?”

　　“上学了。学校放寒假，我领他出来走走。”

　　“噢!放假了。学校里放了假，你在家做什么?”毛主席问金德崇。

　　“在家里玩。”

　　“除了玩还做什么?”年幼的金德崇愣了，想一想回答说：“除了玩还是玩呀!”毛主席笑着说：“总不能光是玩呀!”于是在他的小本上写下了“又学习，又玩耍”。

　　几十年过去了，小本中老一辈革命家发自肺腑的箴言告诫，如今更显得珍贵了。

　　在艰苦的战斗年月中，中央领导同志的题词、忙里偷暇的看望，传达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国家的复兴、民族的兴旺，寄托在革命后代身上的深情厚望。边区保育生永远铭记老一辈革命家的嘱托：勤奋学习、努力工作、敬爱劳动人民，无限忠于党，忠于国家人民。

　　保育生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边区的保育生没有辜负边区人民和革命前辈的期望，每个同学都知道自己是吃共产党的奶、陕北百姓的小米和延河的水长大的。从小养成听从召唤，团结一致，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的组织性、纪律性。一切服从组织利益，没有私心好恶，没有个人要求和私情牵挂。

　　特别是在撤出延安时，20余名教师、职工奉边区政府命令，向西北野战军输送师生200余人，其中多数是升读中学的边区保育生。以他们为基础组成西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医院，转战陕甘宁，出色地完成了战伤救护任务。

　　还有以“工学团”、“宣传队”、“战地服务团”和“工作队”等名义组成的学生团体被调离学校走上战斗岗位的。这些保育生在军队建设和政权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面对解放战争即将结束，新中国建设需要大量建设人才的迫切要求，1948年，党中央派出一批学生去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留学，他们中绝大部分是当年的延安保育生。他们学成回国后，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工农业建设、水利、电力、交通、纺织、冶炼、能源开发、航空航天、火箭上天、核潜艇下水等高科技开发和应用做出了贡献。谢绍明、李鹏、贺毅、崔军、林汉雄、萧永定、刘虎生、周买生(江明)、任湘、叶正明、叶正大、项苏云、杨廷藩、任岳、罗西北、叶楚梅等有的成为科研领域的专家，有的担任了国家和部门的领导。

　　九班的高耶夫先是小八路，后是保育生，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对越自卫反击战。他带领野战手术队在老山战区救死扶伤，荣立二等功，被誉为战地优秀共产党员。八班的李精诚休产假时，被紧急召令归队。她二话不说，安置好待哺的婴儿后随军进藏。翻雪山、过草地，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第一批挺进拉萨。她参加了西藏工委的筹备组建工作，在西藏妇委工作整整八年。林汉南、李虎(李杰)、彭明远、聂春志、贺连生、李生智等在解放战争中光荣牺牲;方汉雄、方荣、康玉池、王涛英、马探雄等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献身在朝鲜战场;梁汉莲、李波、赵石男隐入敌区做机要工作，其中，赵石男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留下了“永不消逝的电波”;邓维琛指挥炮兵成为攻打太原的战斗英雄;赵靖为我国和平利用原子能默默地献出了生命;彭士禄在和平利用核能源核动力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戚元靖、曾宪波、罗西北、李鹏、鲍克明、崔军、贺毅、王敏清等为我国的金属冶炼、农业气象、航空航天、水利电力、卫生保健等事业付出不朽辛劳;当时只有十六七岁的九班同学张守诚(张剑林)，迎着战火走出校门便参加了游击队。他为主力部队传递情报，带领当地游击战士配合主力作战，掩护后方机关、团体、群众安全转移疏散。

　　当年延安的保育生吃一样的小米饭，喝一道川的延河水，穿一样的灰布军装，受一样的革命教育。虽然艰苦，却充满了追求和希望。他们一个个投身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事业。为了实现崇高理想，以十倍的奉献精神报效党和边区人民的养育和教导。他们中有陕北革命领袖刘志丹烈士的女儿刘力贞;谢子长烈士的儿子谢绍明;方志敏烈士的儿子方荣竹、方荣柏;罗亦农烈士的儿子罗西北;彭湃烈士的儿子彭士禄;毛泽民烈士的儿女毛远志、毛华初;黄公略烈士的女儿黄岁新;段德昌烈士的儿子段传新;蔡和森烈士的女儿蔡转;项英烈士的儿女项阿毛(项学成)、项苏云;李硕勋烈士的儿子李鹏;刘谦初烈士的孩子刘思齐(刘松林);刘伯坚烈士的儿子刘虎生;宣侠父烈士的女儿宣平平;杨匏安烈士的儿子杨志、杨明;郭亮烈士的儿子郭志成;陆更夫烈士的女儿郭晓平;刘以纯烈士的女儿刘朝兰;曹渊烈士的儿子曹云青、曹云屏;沈绍藩烈士的女儿沈宗沪(舒炜);张友清烈士的儿子张燕林;余家永烈士的儿子余川仇(丑续);贾怀耀烈士的女儿贾兰新;杨琪烈士的儿子杨廷藩;红军老战士朱克辉烈士的儿子朱统一……还有在国民党监狱出生的黄义先、黄曼曼、张仲华、崔荣、张燕林等;与父母一起坐牢，被关在监狱里的任远志、毛华初、贾兰新、陈韶华、陈韶林……

　　在延安战时儿童保育院的保育生还有：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朱德的女儿朱敏;王一飞的儿子王继飞;刘少奇的儿女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若;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志、任远征;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叶挺的儿子叶华民、叶正民;彭德怀的侄子彭启超;叶剑英的儿女叶选平、叶选宁、叶向真、叶楚梅;张浩的儿子林汉南、林汉雄;贺龙的儿女贺捷生、贺晓明、贺鹏飞、贺黎明;刘伯承的儿女刘华北、刘太行、刘蒙、刘弥群;陈云的儿女陈伟力、陈元;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林彪的女儿林豆豆(林立衡);陈赓的儿子陈知建、陈知非;徐向前的儿女徐鲁溪、徐小岩;郑律成的女儿郑小提;徐海东的女儿徐文慧;冼星海的女儿冼尼娜;博古的儿子秦钢、秦铁;罗瑞卿的儿子罗箭;萧劲光的儿女萧永定、萧凯;徐特立的孙子徐劲武;林伯渠的儿子林用三、林泽仁;乌兰夫的儿女乌斌(乌可力)、乌杰、云曙碧、云曙光(布赫);何凯丰的女儿何明清;南汉宸的子女南新宇、南新宙、南新旭、南新平;王震的孩子四海;王守道的孩子苏苏;齐燕铭的儿女齐翔安、齐翔延、齐小慧、齐小鲁;习仲勋的妹妹习仲英(习雁英)，子女习和平、习乾平、习富平(习正宁);贾拓夫的弟弟妹妹贾翠明、贾光祖;师哲的女儿师秋朗;丁玲的儿女蒋祖林、蒋祖慧;蔡楚吟的儿子蔡诚;周文的女儿何文康(何枫)、何靖康;何思敬的儿女何伯仁、何建文、何理文;郭洪涛的弟侄郭洪波、郭官位(郭怀朋)、郭来位(郭怀智);崔田夫的儿女崔平权(崔军)、崔来权(崔?H)、崔桂英(崔桦);马明方的弟弟马正方;赵伯平的弟弟赵呈琳;唐洪澄(贺生春)、马文瑞的儿女贺光辉、贺延文、贺延武、马新如、马延红;吴岱峰的儿子吴林、吴成印;贺晋年的儿子贺义瑞(贺毅);刘景范的孩子刘延娃;高仰荣的弟弟高仰光;刘庚的弟弟刘波;易礼容的女儿易达美;周泽昭的女儿周家璧;陈昌浩的儿子陈祖涛、陈祖泽;高岗的儿子高毅、高轩，外甥周买生(江明);杨献珍的儿子杨国富(杨欣);张国焘的儿子张海卫;徐彬如的孩子徐宁、徐秦;陈养山的孩子陈建宇、陈光宇;续范亭的女儿续磊;张明远的儿女张文忠、张树才;欧阳山的女儿欧阳天娜、欧阳代娜;毛远耀的孩子毛海英;董文立的孩子董静、董小平;马健龄的儿子马小龄;吴燕生的儿女吴世益、吴克南;梁金生的儿女梁汉莲、梁汉平;金茂岳的儿女金德璋、金德崇、金星;刘少白的儿子刘易成……不计其数的保育生中还有瞿独伊、蔡博、蔡妮、邹家驹、黄鲁、刘子毅、高英、汪道洋、汪道河、于水萍、杜吉昌、杜吉光、罗小青、赵靖、韩秉仁、王嘉、王大栓、王小栓、王彩云、强竹梅、陈英秀(陈业)、张毓秀(张珂)、陈英、惠志世、惠志清、李精玉、刘志英、李精忠、惠秀珍、马郑元、陈润英、冯章定(冯向华)、陈福泽、陈琰、张周兴、郭丙森、苏利晖、伍绍祖、李铁映、马晓文、闫孝文、闫孝(笑)武、施光南、沈大力、张二狗、李大力、牛维特、包尔力、章西光、徐执提、徐执摩、郑治孟、潘江汉、李海燕、王桂苡、张抗战、韩抗战、马抗战、卢沟桥、杜卢沟桥、马九一八、徐九一八、刘鲁生、李二七、欧阳志丹、刘明方、王笑利、刘玉兰、刘从军、李彩萍、刘军子、宋士生、杨小明、曹兴盛、曹树仁、马楠、白向前、白进海(白世斌)、高廷智(高智敏)、汪子文、刘玉章、郭九荣、贺恩甫、刘青云、刘银贵、赵至琴(赵琴)、赵璧爱、赵爱琴(赵梦)、朱育理、刘纪元、刘纪武、康国雄、白启厚、鱼锦源、马祖良、呼思廉、马瑞珍、任志芳、马瑞生、王永俭、王占辉、霍绍铭、马探栓、马汝珍、马汝明、李德明、李万明、白纪远、惠手搬、蔡五娃、曹树旺、蔡子岐、朱育智、赵明、高铭、鲍岳廷、白克明、乔志德、李铁林、阮崇武、王尔宏、张天乐、高海清、白恩培、朱宏、许仕林、谢昆、何克让、王丕连、慕成英、王丕杰、赵生枝、张铁铮、王道正、汪道恒、白金花、白金栋、孙金山、孙宝山、王军、刘瑞生、张志荣、梁海泉(梁光)、赵云霞、刘金梅、张华、廖晖、刘洪、阮赵地、崔世方、白文忠、陈业、刘成章、杨为民、惠虎群、刘翠珍、乌兰花、罗东进、囚童、朱湘梅、苏纪森、商树文、商启世、高竣、郑刚。还有南下西安的马光如、冯淑民、王海平、王瑞英、习秀生、张原、刘农、刘纪秀、康有驰、高棠勉、白云石、丁正明、高克明、王保林、许忠义、封有定、刘玉春、黑光、王保和、陈富鸣、刘树谋、卜明明、王鸿喜、崔凤、白云、张玉明、张光辉、卜天明、赵鸿燕、贾深斌、刘子文、郑则、田文、赵随富、乔子德、蔡产博、康延虎、冯正平、任明光、同子青、张绍师、呼世全、刘思德、李路应、张够垂、王存民、黄俊壁、田可夫、田根、刘治贤、景明巨、李景明、李世全、刘尼芬、刘振云、马卓然、耿俊、贾茂焕、雷根善等。还有朝鲜同学方汉雄、方荣、李南施、李北英、崔荣、金海燕、金海男;蒙古同学刘元庆等。

　　延安保育院是革命的大摇篮，数不清的革命后代在这里百炼成钢。他们熟知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与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他们永远忘不了革命事业的先行者、捐躯者和成长道路上谆谆教导的前辈师长;忘不了黄灿灿的陕北小米，清粼粼的延河水，那是边区人民的血汗，养育革命后代的奶水。他们牢记中国革命的任务和目标，铭记老一辈的教导，以稚嫩的双肩挑起时代的重担，勇敢地向前，向前，向前。

　　(作者是兰州军区离休干部)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8-07 10:4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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