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后,中国大片土地沦陷,许多人家破人亡,四处流浪,倒毙路旁;许多儿童失去父母亲人,成为无家可归的难童。1938年3月,由共产党等各大党派和无党派爱国进步人士,以及一些信仰基督教、有慈善事业心的人们发起,联合宋美龄等人,在武汉筹备并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开展在战警前线和沦陷区前线和沦陷区附近抢救难童,转送后方保育的工作。一支由汪树堂先生领导的20多名进步青年,在河南的开封、确山、信阳等地,抢救出300多名难童,辗转护送到四川省永川县临江乡,筹建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四川分会第二保育院。
当地人将保育院叫孤儿院。它设在离临江场约两华里的凌氏宗祠(即现在的永川第七中学校址)内。院长汪树堂先生,山东人,是一位个子不高的中年男子,戴一付近视眼镜,为人和霭正直,很有管理才能,常与进步人士接触,深受全院师生员工和当地人的称赞。该院分设总务、财经、教育、医药等组,制度完善,管理有方,全院秩序井然。
保育院的儿童,大的十四、五岁,小的只有四、五岁。1941年,国立十五中,十六中相继建立,保育院陆续把高年级的儿童输送去,又陆续从重庆直属第一保育院和松溉川六院等地转来一批,临江保育院始终保持有300左右的难童。本地儿童只有三名,都是家景贫困的抗日军人子弟。凌宏及其胞兄就是以抗日军人子弟名义进保育院的。
院内儿童,除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外,每天都要上课,学习文化、生产技能和学习如何做人的有关道理。文化课本系由重庆保育总会发给。开设的课程有语文、算术、音乐和体育,其中音乐和体育受到特别重视,经常开展各种文体活动。音乐课教的是《流亡三部曲》、《大路歌》、《大刀进行曲》、《长城谣》等抗日歌曲。这些歌不但儿童们会唱,就连工友们也学会了。课余时间,儿童们爱三五成群地唱歌,当唱到“……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可爱的家乡”时,不觉呜咽流涕,无限感伤;当唱到“快快长大,打回老家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时,又精神振奋、斗志昂扬。难童们立志努力读书,努力锻炼身体,长大了保卫祖国,建设祖国。保育院的体育活动也是很活跃的,每天早晚都要做体操。凌氏宗祠前有一口干塘,儿童们每到临江河洗澡,回院时每人均端回一木盆河沙,用了一年多时间才将其填平成为操场。该院的男子篮球队在附近是有名的,他们经常到别的学校去进行球赛,1941年在永川县小学生春季运动会上还得过奖。
每逢节日,汪院长和教师还带领部分儿童到县城或临江场的街头、茶园去演唱、讲演,宣传抗日救亡。汪院长多才多艺,能熟练地拉一手小提琴(这种乐器当时还是奶稀罕的),他打拍子指挥演唱,也是姿势优美,动作娴熟,生动有力,给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1942年,他领着儿童们到江津白沙红豆树白沙先师班去联欢,演出了《黄河大合唱》等节目,受到了称赞。
儿童们除了学文化外,还要学习生活常识,学习生产技能和学习如何做人的道理。他们不仅自己洗衣服,还要学做白布衬衫、衬裤,学打自己穿的草鞋,年龄大点的儿童,要轮流到厨房帮厨。各中队轮流喂养兔、羊、鸡、鱼。建有分成两层的兔房一排,上层又分成若干小格,每格养雌雄兔一对,共养了300多只。还建有鸡房、鸡园,养了100多只鸡,由于管理得当,小鸡成长甚速。院前的池塘内,放有鱼苗,鱼儿甚为活跃。
儿童们一日三餐,早晚吃稀饭,中午吃干饭,每餐三菜,三天一次牙祭。负责总务的吴用茂老师,工作勤勉,除每天所食大米是专门由一家米房送来的外,蔬菜则是亲带工友上市购买。院内设的医务室,有钱、龚(女)、梁三位医生,生病的儿童照顾得较好,除仔细加以护理外,还让病童吃猪肝汤和牛奶。保育院居住条件较差,男女分住于祠堂的左右厢房楼上,睡的是大铺,夏天炎热,十分难受。教师也住大寝室,当时有两个教师是夫妻,只好在附近的农民家中租房居住。这一是凌氏宗祠房屋较窄,二是旧的风俗习惯不允许(祠堂内供有神祖牌位,哪容男女同宿)。
全院儿童编为六个中队,每个中队雇有一名女工照顾儿童生活,如扫地、抹屋、管理衣物等。各中队的儿童要到附近的临江河去洗衣、洗澡时,也是由女工们负责集合好,带领着集体前往。年纪小点的儿童洗不干净衣服,就由女工帮洗。回院后,由女工晾晒和收检保管。女工均为当地贫苦的农村妇女,她们对儿童十分关心和爱护,和儿童们相互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第六中队有个叫秦金贵(现名秦丰)的儿童,现在四川省建设厅工作,不久前还来看过当时的女工张谊富大娘(张大娘现已年近七十,当时她夫妻俩都是保育院的工人),感谢她当年的细心照顾。
保育院在当地雇有女工7人,男工20多人。男工中有的是炊事员,有的专门挑水,有的是勤杂工。女工的工资每月1元(能买40斤大米),男工4元,每年还发1件单衣,比外面的工钱高一倍左右。院方曾向工人们保证,保育院办多久,就雇佣他们多久。工人们每天晚上工余之后也要学识字、学唱歌,接受以院为家的教育。但当地人多不愿在保育院干,一是语言不通,听不懂外省人的口音;二是认为老师们不“讲礼”。这其实是当地人浓厚的封建偏见,看到男女握手,或同坐一条长板凳,都认为是笑人的事,觉得大惊小怪而已。
院里每天早晚均要升降国旗,届时儿童必须整齐地穿统一的制服。院内纪律很严,如果违犯了就要关禁闭。儿童们都很有礼貌,每逢有客人入院参观,到时则齐呼“欢迎”,去时则齐呼“再见”。称宋美龄为“母亲”,每逢天空飞机声响,就翘首盼望“母亲”到来。儿童们很讲究清洁,爱好卫生,每个孩子都是有清洁之美,无肮脏之貌。
保育院的刺难童们和教职员工的生活虽是艰苦,但内容是充实的,气氛是活跃的,相互之间充满团结、尊重和爱护,“同学如手足,老师象家长”,正是当时他们的关系的真实写照。然而生活又不是完全平静的。一次在院长到重庆领款、正碰上敌机轰炸,在惊慌中将钱失掉了 ,交不了差,因而坐了几个月牢。其间便由一位姓鲁的女士作院长,她管理差劲,态度粗暴,院内融洽之情丧失殆尽。半年之后,汪院长又回来继续管理,面貌才大为改观。
这些无家可归的儿童,刚过上几年阗静的生活,想不到又出现了更大的风波。后来,国民党当局派了一个童军教官来,对儿童进行军训教育。他常搞夜间紧急集合,叫儿童们实在受不了;同时,他实行法西斯式的管教方法,对儿童的打骂不断升级。许多儿童不堪这样的教育和管制,反抗情绪不断增长。1944年春,反抗情绪达到高峰,一些年纪稍大的儿童组织起来,每人准备了一根短木棒,要打童军教官和汪院长。五月的一天,汪院长刚从重庆回来,儿童们请他去看抓到的小偷。他一进屋,手执木棒的儿童就将他包围起来,一声喊“打”,就乱棒齐下地打了汪院长;而大家痛恨的童军教官却因不在而未挨打。事后,六名领头的儿童又领了三十余名儿童到重庆保育总会去告状;结果反受一顿训斥,并被宣布开除。七月份,临江保育院也因此被撤销,合并于璧山八塘直属第四保育院。
后来,儿童们弄清了真象,对殴打汪院长一事后悔极了,至今谈到还深感内疚。然而,汪院长并未将此事记在心上,至今还是关心着、惦念着当时他管理过的儿童。前不久,汪先生从台湾来信询问临江的情况,了解当时的孩子们的情况,同时寄来了两张当时在临江茶园宣传抗日的照片。不少当年的同学,向汪先生寄信,报告自己现在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还寄去了临江场各保育院旧址的照片。
1988年8月21日,是川二院诞生5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川二院在台师生携夫人在台北美琪大饭店集会庆祝;同时,向84岁高龄的汪树堂先生及其夫人——70高龄的潘维英女士祝寿。《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川二院院歌》、及《祝您生日快乐》的歌声响彻大厅,整个会场喜气洋溢。庆祝会上,号称“台湾木管乐之父”的薛耀武先生报告了大陆之行的有关情况,转达了在大陆的川二院同学们的问候。同时成立了同学会,设立了奖学金。十月份,汪树堂先生及夫人回到大陆,到上海、安徽、浙江、武汉等地探望了亲友。
本文根据永七中退休老师欧炳勋同志走访保育院当时的女工张谊富后写的材料和保育生凌宏同志所写资料整理而成;并引用了原县政协委员刘陶遗稿的有关资料。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8-07 14:3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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