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父母及五兄弟在蔡家坡留影,左一为作者
作者兄弟三人长大后参了军,中为作者
我是一名年过八旬的老人,一直工作、居住在新疆。虽然我现在远离陕西,但在动荡的七十多年前,在陕西上“第一儿童保育院”的一段岁月,却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我的老家本在东北。九一八事变后,我们被迫离开了家乡,开始辗转于北平(今北京)、陕西、新疆等地。1940年在陕西时,我进入了“第一儿童保育院”。在这里,三年不同寻常的生活,使我受益匪浅,终生不忘。
保育院设在破败庙宇中
我上的保育院的全称是“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第一儿童保育院”,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妇女界知名人士创办的许多保育院中的一个,其经费来自南洋华侨的捐款。收容抗日战争中流亡的儿童,免费养育,并对他们施行小学教育。我父亲那时在抗日前线,母亲就将十岁的我和弟弟送进了这所保育院。
保育院起初设在西安三桥镇,后来迁到宝鸡岐山蔡家坡。蔡家坡与眉县两个火车站之间有一个道班房,在离此不远的北塬半坡上,有一座古刹叫永乐庵,保育院就设在这里。永乐庵是一座破败的庙宇,早已断了香火,也无僧人。庙内有几座大殿,和几孔大窑洞,里面都供有神像。师生们用砸碎的神像,铺出了一个平坦宽阔的大操场。大殿和以后盖的几间简陋的大草房做教室,窑洞做宿舍。庙内有一口大钟,足有一房高,敲起来远在十里外的渭河边都能听见。上下课、开饭、集合、警报都敲这口钟。
保育院内设有总务股、保育股、教导股和卫生股。教师来自全国各地。
保育院的生活很是艰苦。学生年龄最小的四岁。六岁以下的编入幼稚班,有保姆照管。一年级以上的学生,则分男女按年级住窑洞。这些窑洞都很大,像火车隧道一样。我们住的那个窑洞竟住了100多人。大通铺,两个人盖一床被子,睡觉时一个头朝里,一个头朝外。每个窑洞有一个保姆,大家按其姓氏称呼她们“张妈”、“李妈”、“王妈”……。庙内窑洞不够住,五、六年级的男生每天傍晚集合下山到永乐村祠堂睡觉。次日早晨集合回院内吃饭、上课。
窑洞又大又深,常年不见阳光,阴暗潮湿,个个身上都生虱子,又睡大通铺,极易传染,普遍生有疥疮。随时都可以看见男女学生,习惯地用手伸进衣领或裤腰里摸虱子挠痒痒。卫生股配制了一些硫磺膏,每天中午发给有疥疮的同学,男生到大门外西边山坡,女生到东边山坡,都脱了衣服,两人一组,互相往身上擦硫磺膏,然后躺下让太阳晒。夏天窑洞里蚊子肆虐,我们宿舍的王妈叫学生拔一些艾蒿,傍晚在窑洞里点燃,把蚊子驱走。跳蚤更是多得可怕。王妈想了一个办法,在同学们睡觉前,烧两盆滚烫的开水,让同学们卷起裤腿,一直跑到窑洞深处,再跑出来,每个人两条腿上都爬满了跳蚤,再把它们弄到开水里烫死。这样来回跑几趟,直到腿上看不见跳蚤了,才进窑洞睡觉。
庙没有围墙,四面都是荆棘丛生的山坡。夜里常有狼出没。每个窑洞门口都有一个尿桶,但因为怕狼,一两个人不敢出去。待到谁实在憋不住了,哭喊一声:“谁小便哩?”立刻就有一群人应声:“我!我!”原来大家都已经憋了很久了。
院里每天只开两顿饭,1941年前,每天两顿大米干饭,八个人一桌,两碗素菜,偶尔还能吃到一点肉。在教导股门前有一个直径约8米的正圆形大水池。池水很深,清澈见底,有百余条半尺长浅红色的鱼儿在池中游来游去。有十几个泉眼从地下涌出泉水。炊事班在伙房边用青砖砌了一个水池,将泉水引入其中供全院饮用,水质甘甜凉爽,我们一年四季就喝池里的水,从未喝过开水。从水池往下,有一条约两米宽的水渠,沿着操场东边的山脚引向山下。水渠边有几个大石碑躺在那里,是同学们洗脸洗衣的好地方。每天早晨升完旗,大家一齐到渠边洗脸,冬天也是如此。夏天,一到星期天,男同学便成群结伙去渭河游泳洗澡。在早春和晚秋,漫长的冬季就没有这个条件了。
冬天教室和宿舍没有条件取暖,同学们在上课时,一个个都把双手伸进袖子里,缩着脖子听老师讲课。初入保育院的那年冬天,我的右手生了冻疮,写字时冻裂的口子便向外流脓水,卫生股无药可医,只得听之任之。
求知向上的教学氛围
老师们也过着极其清苦的生活。但他们都非常乐观敬业,教导同学们“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越是艰苦,越要团结,互相帮助。保育院崇尚尊师重教,五年级以上各班,每天早上学生要轮流去老师宿舍,向老师问安,为老师打扫室内卫生。老师教学都很认真,各有特色。学校对老师讲课没有条条框框,老师可以自由发挥。除了讲授课本规定的内容外,也可以增加一些别的内容。我们的级任老师蔡凤琴给我们讲国文,我最初读的两篇文言文《阿留传》《祭妹文》,就是蔡老师在课外增加的内容。她讲《祭妹文》时感情特别投入。当她讲到“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又屡屡回头望汝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眼泪竟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同学们颇受感染。地理老师李惠民,讲课时总要联系实际,讲抗战的形势,同学们特别爱听他的课。音乐老师把音乐课当做他的事业,记不清他到底给学生教了多少抗日歌曲。他还在课外把喜欢唱歌的同学集中起来组成歌咏队,每天课外活动,都能看到他在操场边给歌咏队打着拍子教唱新歌。
保育院经常举行文艺演出,各班都有节目。歌咏队把老师教的“赞美新中国”二部合唱在台上演唱,受到师生赞扬。炊事员也不甘落后,也上台唱戏,说快板。大家同乐,十分和谐。
院里把大块蓝布紮好边角,发给各班,每周出一期壁报,由学生自己写短文,画漫画别在蓝布上供师生阅览。老师们很重视习字课,三年级以上学生每天必须写一篇大楷,老师都会认真批改。我当时写的毛笔字在全院还小有名气。那年期终,蔡老师叫我到她住的窑洞给我们班写榜,还请我吃了一碗炖牛肉。
同学们都是在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别看年纪小,对国家大事,战争进展情况都非常关心。在每周总理纪念会散会前,同学们非要老师报告一下打仗的消息才肯散去。当同学们听到打胜仗的消息时,十分振奋。有一次纪念会结束时,新来的教导股长王老师对同学们说:“大家唱个歌吧。”有的同学提议唱保育院院歌。王老师惊奇地问:“保育院还有院歌吗?”同学们齐声答道:“有”,便唱了起来:
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
我们失掉了土地,我们没有了自己的家。
我们的大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军阀,
我们要打倒它,要打倒它,打倒它,
打倒它,才可以看见爸爸妈妈,
打倒它,才可以建立新中华。
我们不依靠爸爸,我们不依靠妈妈,
我们来到了新社会,我们创造了新的家,
我们的大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军阀,
我们要打倒它,要打倒它,打倒它,
打倒它,才可以看见爸爸妈妈,
打倒它,才可以建立新中华。
歌声停了。王股长已是满脸泪水。是呀,面对着几百个小小年纪就跟着爸爸妈妈逃难流亡,受尽千辛万苦的孩子,如今又离开爸爸妈妈来到保育院,有困难要自己克服,有疾苦要自己忍受,许多事情要靠自己独立判断和处理,多么不容易呀!
患病的日子大小便失禁
1941年初,爸爸从前方回到西安,考入陆军大学参谋班。我家也由岐山虢镇迁到参谋班所在地——西安韦曲。
这年春夏之交,二弟在保育院生了很重的疥疮,全身上下到处是脓包,常常把衣服粘住,十分痛苦。我赶紧给家里写信,妈妈来保育院把二弟接回家治疗。二弟痊愈后爸爸亲自把他送回保育院。虽回来了,但二弟却不想呆在保育院了,便谋划着开小差回家。他的同班同学李立家在西安翠华山,一连数日,我见他俩坐在校门外的田埂上指手画脚地说着什么,我立刻意识到他俩正在策划开小差。
一天中午,我躺在教室的长凳上睡午觉,一个同学跑来急急地告诉我:“你弟弟和李立一起跑了。”二弟这年才9岁,身无分文,竟敢开小差回西安,胆子可真够大的。在火车上要查票了,他俩躲进厕所。半夜到西安,就睡在候车室里。天刚蒙蒙亮,他俩冒着小雨步行了30多里路到了韦曲。走到下午四点多钟才到家。见到妈妈就哭着说:“妈,我想你,想家!”二弟在家住了一个星期,又被送回保育院,同时把三弟也送来了,那时三弟才7岁。
我的身体也极瘦弱,又偏偏厌食,吃不下饭。每次开饭也不吃菜,只用米汤泡着米饭灌进肚里。时间长了,营养十分缺乏,人瘦的皮包骨头,只剩下两只大眼睛,已不能上课和参加各种活动了。于是住进了卫生股。卫生股设在紧挨着庙门西边的一栋草房中,中间用土坯垒起一道墙,把草房一分为二,变成长长的里外两大间。外头那间又隔成三间,东头一间为股长夫妇的卧室,西头一间是药房,中间一间为门诊室,有门通到里面疗养室。疗养室里用床板搭成一个大通铺,病号不分男女,都睡在通铺上,女生靠西头,男生靠东头,在男女生交界处,让两个年纪小的挨着睡。
卫生股缺医少药,病号只是住在这里挺着。后来我出现了大小便失禁,裤子弄脏了也没有力气洗。一天二弟和同班的一个女同学来到卫生股,还是这个女同学帮我洗了衣服。这件事已过去70多年,至今我还记得她那乌黑的剪发头,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多善良又懂事的一个小女孩呀!
天气渐渐凉了,我的胃口也渐渐好起来。随着饭量的增加,体力也渐渐地恢复。入冬以后,我就回到班里上课了。
于右任深夜看望我们
1941年冬天,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来陕西。于右任的干女儿、我们的院长王秀青请他来保育院看看,于右任爽快地答应了。但当时由于时局骤变,于右任必须尽快赶回重庆,没有时间专程来保育院了,但于右任仍说要在他回重庆路过保育院时,在铁路旁看望大家。于是,院方与道班房的郑师傅联系,请他掌握于右任的专列到达的准确时间,以便师生们提前去路边欢迎。
那天深夜,郑师傅通知于右任的专列即将到达。全院师生赶快起床,拿上灯笼火把来到铁路旁一字儿排开。不大工夫,就从远处传来火车鸣笛的声音。大家点燃灯笼火把。专列到了,同学们举着火把高呼口号,场面十分热烈。专列停稳后,于右任第一个下车,一群党政军大员们紧跟其后,由王院长引导走到一片麦田的路边。同学们都站在麦田里排好队,一个名叫胡风轩的男同学高举着马灯站在于右任的身旁。六年级的一个女同学走到于右任的面前致欢迎辞,她说:“我代表第一保育院的五百二十六个难童向于爷爷问好,向于爷爷致敬。”于右任用浓重的陕西腔给大家讲了话。我现在还记得几句:“你们是第一保育院的儿童,我希望你们读书、做人也都是第一。你们要把我的话牢牢地装在衣服口袋里,千万不要丢掉了。”
随后,于右任让同学们依次走过他面前,好好看看他的大白胡子。就在这样别开生面的会见中,我们迎来了于右任,又送走了于右任。
挨饿的日子吃皂角豆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华侨的捐款中断了,保育院的经费日益紧张,日子就非常难过了。
学校开始向附近的大户借粮,借到什么就吃什么。能吃到包谷粒煮的粥,就是最好的饭了。有时借来的是喂牲口的黑豌豆,既难吃又不好消化,上课时放屁之声不绝于耳,大家习以为常,谁也不用笑话谁。有时借到小麦,磨后筛出一些面粉给老师和工作人员吃,学生吃的是连麸皮一起在开水锅里搅成的糊糊,也没有一点菜和油水。
为了填饱肚子,同学们什么都吃。洗衣服用的皂角,同学们把它剥开取出里面的豆豆,再用一个破瓦盆到伙房灶膛里铲一些木炭火,把皂角豆埋入火中,听到一声暴响,便扒出来吃。下雨后,有很多黑壳虫在地上爬,同学们也捉来放入火盆中烧熟了吃。
有一天,一整天没有开饭,有的同学饿得直哭,有的躺在草坡上睡着了。天黑了,老师、保姆劝大家先回宿舍睡觉,等饭做好了就敲钟,大家再起来吃饭。直到深夜才听到钟声。同学们相互叫着:“开饭啦,快起来去吃饭啦!”平时吃饭时,大家都是排着队,由保姆依次给大家打饭。这时谁还排队,人人拿着碗,跑到饭桶周围直接用碗去舀小米粥,碰得木桶叮咚乱响,有的衣袖上洒满了稀粥,烫的哇哇直叫,其状令人心酸心痛!
在这困难的日子里,保育院王院长把自己的首饰拿出来换了钱买粮救急。同时一再向有关部门呼救。到年关时,情况就逐渐好转。
没有课本也要学好功课
吃饭问题基本解决后,学校开始上课。课本奇缺,几年来只有损坏的,没有补充的,由两个人用一本,到三人、五人共用一本。这时干脆没有书了。但课还是要上啊。算术老师拿着他那本教科书,在黑板上写好例题,给同学们边演算边讲解,然后出两道习题让同学们做。自然课就只能听老师讲,同学们能听进多少算多少。我最感兴趣的是语文和史地这三门课。这几门课都是李惠民老师教的。
李老师说,要打好语文基础,肚子里起码要装下百十篇好文章和几百首诗词。要朗读、背诵、理解。现在没有课本不要紧,咱们就选一些古文和诗词来学。他给我们讲授了很多篇古文,到1942年上半年,老师按着中国文学史的线索,从屈原讲起,司马迁、曹氏三雄、竹林七贤、唐宋八大家,直到当代,各个时期的作家逐个介绍。我对这种教法特别感兴趣。已经过去几十年了,还有很深的印象。
1942年暑期,我在保育院毕业。当时在西安南院门中山图书馆里设有“战区学生辅导处”,负责安排流亡学生。我专程跑去报了名,交了保育院的毕业证书,准备报考一所国立中学。在等待通知去参加考试的近半年时间,我又回到保育院,继续在院里吃住听课。直到我后来到甘肃天水上国立五中。
回想起来,我在保育院的三年里,吃了不少苦,得过病,挨过饿,是我一生中最苦难的时期。但同时,也学到独立求存的本领,经受了艰苦磨练,增长了适应环境的能力,也懂得了个人的命运与整个国家的命运密不可分。这一切在课本里是学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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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8-09 09:0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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