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育院的苦难磨练
2017-08-09 09:07:11  来源：《西安晚报》 数字报刊网 作者：田世同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的父母及五兄弟在蔡家坡留影,左一为作者

作者兄弟三人长大后参了军，中为作者

　　我是一名年过八旬的老人，一直工作、居住在新疆。虽然我现在远离陕西，但在动荡的七十多年前，在陕西上“第一儿童保育院”的一段岁月，却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我的老家本在东北。九一八事变后，我们被迫离开了家乡，开始辗转于北平(今北京)、陕西、新疆等地。1940年在陕西时，我进入了“第一儿童保育院”。在这里，三年不同寻常的生活，使我受益匪浅，终生不忘。

　　保育院设在破败庙宇中

　　我上的保育院的全称是“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第一儿童保育院”，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妇女界知名人士创办的许多保育院中的一个，其经费来自南洋华侨的捐款。收容抗日战争中流亡的儿童，免费养育，并对他们施行小学教育。我父亲那时在抗日前线，母亲就将十岁的我和弟弟送进了这所保育院。

　　保育院起初设在西安三桥镇，后来迁到宝鸡岐山蔡家坡。蔡家坡与眉县两个火车站之间有一个道班房，在离此不远的北塬半坡上，有一座古刹叫永乐庵，保育院就设在这里。永乐庵是一座破败的庙宇，早已断了香火，也无僧人。庙内有几座大殿，和几孔大窑洞，里面都供有神像。师生们用砸碎的神像，铺出了一个平坦宽阔的大操场。大殿和以后盖的几间简陋的大草房做教室，窑洞做宿舍。庙内有一口大钟，足有一房高，敲起来远在十里外的渭河边都能听见。上下课、开饭、集合、警报都敲这口钟。

　　保育院内设有总务股、保育股、教导股和卫生股。教师来自全国各地。

　　保育院的生活很是艰苦。学生年龄最小的四岁。六岁以下的编入幼稚班，有保姆照管。一年级以上的学生，则分男女按年级住窑洞。这些窑洞都很大，像火车隧道一样。我们住的那个窑洞竟住了100多人。大通铺，两个人盖一床被子，睡觉时一个头朝里，一个头朝外。每个窑洞有一个保姆，大家按其姓氏称呼她们“张妈”、“李妈”、“王妈”……。庙内窑洞不够住，五、六年级的男生每天傍晚集合下山到永乐村祠堂睡觉。次日早晨集合回院内吃饭、上课。

　　窑洞又大又深，常年不见阳光，阴暗潮湿，个个身上都生虱子，又睡大通铺，极易传染，普遍生有疥疮。随时都可以看见男女学生，习惯地用手伸进衣领或裤腰里摸虱子挠痒痒。卫生股配制了一些硫磺膏，每天中午发给有疥疮的同学，男生到大门外西边山坡，女生到东边山坡，都脱了衣服，两人一组，互相往身上擦硫磺膏，然后躺下让太阳晒。夏天窑洞里蚊子肆虐，我们宿舍的王妈叫学生拔一些艾蒿，傍晚在窑洞里点燃，把蚊子驱走。跳蚤更是多得可怕。王妈想了一个办法，在同学们睡觉前，烧两盆滚烫的开水，让同学们卷起裤腿，一直跑到窑洞深处，再跑出来，每个人两条腿上都爬满了跳蚤，再把它们弄到开水里烫死。这样来回跑几趟，直到腿上看不见跳蚤了，才进窑洞睡觉。

　　庙没有围墙，四面都是荆棘丛生的山坡。夜里常有狼出没。每个窑洞门口都有一个尿桶，但因为怕狼，一两个人不敢出去。待到谁实在憋不住了，哭喊一声：“谁小便哩?”立刻就有一群人应声：“我!我!”原来大家都已经憋了很久了。

　　院里每天只开两顿饭，1941年前，每天两顿大米干饭，八个人一桌，两碗素菜，偶尔还能吃到一点肉。在教导股门前有一个直径约8米的正圆形大水池。池水很深，清澈见底，有百余条半尺长浅红色的鱼儿在池中游来游去。有十几个泉眼从地下涌出泉水。炊事班在伙房边用青砖砌了一个水池，将泉水引入其中供全院饮用，水质甘甜凉爽，我们一年四季就喝池里的水，从未喝过开水。从水池往下，有一条约两米宽的水渠，沿着操场东边的山脚引向山下。水渠边有几个大石碑躺在那里，是同学们洗脸洗衣的好地方。每天早晨升完旗，大家一齐到渠边洗脸，冬天也是如此。夏天，一到星期天，男同学便成群结伙去渭河游泳洗澡。在早春和晚秋，漫长的冬季就没有这个条件了。

　　冬天教室和宿舍没有条件取暖，同学们在上课时，一个个都把双手伸进袖子里，缩着脖子听老师讲课。初入保育院的那年冬天，我的右手生了冻疮，写字时冻裂的口子便向外流脓水，卫生股无药可医，只得听之任之。

　　求知向上的教学氛围

　　老师们也过着极其清苦的生活。但他们都非常乐观敬业，教导同学们“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越是艰苦，越要团结，互相帮助。保育院崇尚尊师重教，五年级以上各班，每天早上学生要轮流去老师宿舍，向老师问安，为老师打扫室内卫生。老师教学都很认真，各有特色。学校对老师讲课没有条条框框，老师可以自由发挥。除了讲授课本规定的内容外，也可以增加一些别的内容。我们的级任老师蔡凤琴给我们讲国文，我最初读的两篇文言文《阿留传》《祭妹文》，就是蔡老师在课外增加的内容。她讲《祭妹文》时感情特别投入。当她讲到“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又屡屡回头望汝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眼泪竟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同学们颇受感染。地理老师李惠民，讲课时总要联系实际，讲抗战的形势，同学们特别爱听他的课。音乐老师把音乐课当做他的事业，记不清他到底给学生教了多少抗日歌曲。他还在课外把喜欢唱歌的同学集中起来组成歌咏队，每天课外活动，都能看到他在操场边给歌咏队打着拍子教唱新歌。

　　保育院经常举行文艺演出，各班都有节目。歌咏队把老师教的“赞美新中国”二部合唱在台上演唱，受到师生赞扬。炊事员也不甘落后，也上台唱戏，说快板。大家同乐，十分和谐。

　　院里把大块蓝布紮好边角，发给各班，每周出一期壁报，由学生自己写短文，画漫画别在蓝布上供师生阅览。老师们很重视习字课，三年级以上学生每天必须写一篇大楷，老师都会认真批改。我当时写的毛笔字在全院还小有名气。那年期终，蔡老师叫我到她住的窑洞给我们班写榜，还请我吃了一碗炖牛肉。

　　同学们都是在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别看年纪小，对国家大事，战争进展情况都非常关心。在每周总理纪念会散会前，同学们非要老师报告一下打仗的消息才肯散去。当同学们听到打胜仗的消息时，十分振奋。有一次纪念会结束时，新来的教导股长王老师对同学们说：“大家唱个歌吧。”有的同学提议唱保育院院歌。王老师惊奇地问：“保育院还有院歌吗?”同学们齐声答道：“有”，便唱了起来：

　　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

　　我们失掉了土地，我们没有了自己的家。

　　我们的大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军阀，

　　我们要打倒它，要打倒它，打倒它，

　　打倒它，才可以看见爸爸妈妈，

　　打倒它，才可以建立新中华。

　　我们不依靠爸爸，我们不依靠妈妈，

　　我们来到了新社会，我们创造了新的家，

　　我们的大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军阀，

　　我们要打倒它，要打倒它，打倒它，

　　打倒它，才可以看见爸爸妈妈，

　　打倒它，才可以建立新中华。

　　歌声停了。王股长已是满脸泪水。是呀，面对着几百个小小年纪就跟着爸爸妈妈逃难流亡，受尽千辛万苦的孩子，如今又离开爸爸妈妈来到保育院，有困难要自己克服，有疾苦要自己忍受，许多事情要靠自己独立判断和处理，多么不容易呀!

　　患病的日子大小便失禁

　　1941年初，爸爸从前方回到西安，考入陆军大学参谋班。我家也由岐山虢镇迁到参谋班所在地——西安韦曲。

　　这年春夏之交，二弟在保育院生了很重的疥疮，全身上下到处是脓包，常常把衣服粘住，十分痛苦。我赶紧给家里写信，妈妈来保育院把二弟接回家治疗。二弟痊愈后爸爸亲自把他送回保育院。虽回来了，但二弟却不想呆在保育院了，便谋划着开小差回家。他的同班同学李立家在西安翠华山，一连数日，我见他俩坐在校门外的田埂上指手画脚地说着什么，我立刻意识到他俩正在策划开小差。

　　一天中午，我躺在教室的长凳上睡午觉，一个同学跑来急急地告诉我：“你弟弟和李立一起跑了。”二弟这年才9岁，身无分文，竟敢开小差回西安，胆子可真够大的。在火车上要查票了，他俩躲进厕所。半夜到西安，就睡在候车室里。天刚蒙蒙亮，他俩冒着小雨步行了30多里路到了韦曲。走到下午四点多钟才到家。见到妈妈就哭着说：“妈，我想你，想家!”二弟在家住了一个星期，又被送回保育院，同时把三弟也送来了，那时三弟才7岁。

　　我的身体也极瘦弱，又偏偏厌食，吃不下饭。每次开饭也不吃菜，只用米汤泡着米饭灌进肚里。时间长了，营养十分缺乏，人瘦的皮包骨头，只剩下两只大眼睛，已不能上课和参加各种活动了。于是住进了卫生股。卫生股设在紧挨着庙门西边的一栋草房中，中间用土坯垒起一道墙，把草房一分为二，变成长长的里外两大间。外头那间又隔成三间，东头一间为股长夫妇的卧室，西头一间是药房，中间一间为门诊室，有门通到里面疗养室。疗养室里用床板搭成一个大通铺，病号不分男女，都睡在通铺上，女生靠西头，男生靠东头，在男女生交界处，让两个年纪小的挨着睡。

　　卫生股缺医少药，病号只是住在这里挺着。后来我出现了大小便失禁，裤子弄脏了也没有力气洗。一天二弟和同班的一个女同学来到卫生股，还是这个女同学帮我洗了衣服。这件事已过去70多年，至今我还记得她那乌黑的剪发头，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多善良又懂事的一个小女孩呀!

　　天气渐渐凉了，我的胃口也渐渐好起来。随着饭量的增加，体力也渐渐地恢复。入冬以后，我就回到班里上课了。

　　于右任深夜看望我们

　　1941年冬天，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来陕西。于右任的干女儿、我们的院长王秀青请他来保育院看看，于右任爽快地答应了。但当时由于时局骤变，于右任必须尽快赶回重庆，没有时间专程来保育院了，但于右任仍说要在他回重庆路过保育院时，在铁路旁看望大家。于是，院方与道班房的郑师傅联系，请他掌握于右任的专列到达的准确时间，以便师生们提前去路边欢迎。

　　那天深夜，郑师傅通知于右任的专列即将到达。全院师生赶快起床，拿上灯笼火把来到铁路旁一字儿排开。不大工夫，就从远处传来火车鸣笛的声音。大家点燃灯笼火把。专列到了，同学们举着火把高呼口号，场面十分热烈。专列停稳后，于右任第一个下车，一群党政军大员们紧跟其后，由王院长引导走到一片麦田的路边。同学们都站在麦田里排好队，一个名叫胡风轩的男同学高举着马灯站在于右任的身旁。六年级的一个女同学走到于右任的面前致欢迎辞，她说：“我代表第一保育院的五百二十六个难童向于爷爷问好，向于爷爷致敬。”于右任用浓重的陕西腔给大家讲了话。我现在还记得几句：“你们是第一保育院的儿童，我希望你们读书、做人也都是第一。你们要把我的话牢牢地装在衣服口袋里，千万不要丢掉了。”

　　随后，于右任让同学们依次走过他面前，好好看看他的大白胡子。就在这样别开生面的会见中，我们迎来了于右任，又送走了于右任。

　　挨饿的日子吃皂角豆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华侨的捐款中断了，保育院的经费日益紧张，日子就非常难过了。

　　学校开始向附近的大户借粮，借到什么就吃什么。能吃到包谷粒煮的粥，就是最好的饭了。有时借来的是喂牲口的黑豌豆，既难吃又不好消化，上课时放屁之声不绝于耳，大家习以为常，谁也不用笑话谁。有时借到小麦，磨后筛出一些面粉给老师和工作人员吃，学生吃的是连麸皮一起在开水锅里搅成的糊糊，也没有一点菜和油水。

　　为了填饱肚子，同学们什么都吃。洗衣服用的皂角，同学们把它剥开取出里面的豆豆，再用一个破瓦盆到伙房灶膛里铲一些木炭火，把皂角豆埋入火中，听到一声暴响，便扒出来吃。下雨后，有很多黑壳虫在地上爬，同学们也捉来放入火盆中烧熟了吃。

　　有一天，一整天没有开饭，有的同学饿得直哭，有的躺在草坡上睡着了。天黑了，老师、保姆劝大家先回宿舍睡觉，等饭做好了就敲钟，大家再起来吃饭。直到深夜才听到钟声。同学们相互叫着：“开饭啦，快起来去吃饭啦!”平时吃饭时，大家都是排着队，由保姆依次给大家打饭。这时谁还排队，人人拿着碗，跑到饭桶周围直接用碗去舀小米粥，碰得木桶叮咚乱响，有的衣袖上洒满了稀粥，烫的哇哇直叫，其状令人心酸心痛!

　　在这困难的日子里，保育院王院长把自己的首饰拿出来换了钱买粮救急。同时一再向有关部门呼救。到年关时，情况就逐渐好转。

　　没有课本也要学好功课

　　吃饭问题基本解决后，学校开始上课。课本奇缺，几年来只有损坏的，没有补充的，由两个人用一本，到三人、五人共用一本。这时干脆没有书了。但课还是要上啊。算术老师拿着他那本教科书，在黑板上写好例题，给同学们边演算边讲解，然后出两道习题让同学们做。自然课就只能听老师讲，同学们能听进多少算多少。我最感兴趣的是语文和史地这三门课。这几门课都是李惠民老师教的。

　　李老师说，要打好语文基础，肚子里起码要装下百十篇好文章和几百首诗词。要朗读、背诵、理解。现在没有课本不要紧，咱们就选一些古文和诗词来学。他给我们讲授了很多篇古文，到1942年上半年，老师按着中国文学史的线索，从屈原讲起，司马迁、曹氏三雄、竹林七贤、唐宋八大家，直到当代，各个时期的作家逐个介绍。我对这种教法特别感兴趣。已经过去几十年了，还有很深的印象。

　　1942年暑期，我在保育院毕业。当时在西安南院门中山图书馆里设有“战区学生辅导处”，负责安排流亡学生。我专程跑去报了名，交了保育院的毕业证书，准备报考一所国立中学。在等待通知去参加考试的近半年时间，我又回到保育院，继续在院里吃住听课。直到我后来到甘肃天水上国立五中。

　　回想起来，我在保育院的三年里，吃了不少苦，得过病，挨过饿，是我一生中最苦难的时期。但同时，也学到独立求存的本领，经受了艰苦磨练，增长了适应环境的能力，也懂得了个人的命运与整个国家的命运密不可分。这一切在课本里是学不到的。

　　本文照片由作者提供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8-09 09:0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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