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本文写于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前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使中华民族蒙受了难以估量的浩劫。老平阳县(含苍南)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八年间,平阳人民为抗战疆场输送了11000多位热血将士,广大民众捐钱、捐物,购买胜利公债合千万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浙江省第一、第二保育院迁避平阳两年多时间,社会各界给予保育院1000多名师生无私的支持和帮助,为保存中华民族的幼苗作出了历史的贡献。
战时儿童保育会的诞生
“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无数生灵遭受涂炭,无数儿童遭受劫难。在民族存亡之际,一批有识之士发出了“欲救中国,必先救儿童”的呼喊。经过一系列筹备,1938年3月10日,旨在救助战难儿童的慈善机构“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界限路(今合作路)的教会学校圣罗易女子中学(今武汉第二十中学)正式成立。大会共选出国共两党及无党派人士56人为理事,并推举宋美龄为理事长,冯玉祥夫人李德全为副理事长。保育会成立后积极开展抢救各地难童工作。因战事扩大,各省纷纷成立分会,武汉的“战时儿童保育会”遂“升格”为总会,各分会直接受总会管理、领导。武汉会战失利后,总会迁往重庆办公。抗战期间,全国先后成立20多所保育分会,53所战时保育院,收容保育3万多位儿童,为中华民族保存和抚育了一大批幼苗。
战时浙江的保育事业
1938年6月5日,战时儿童保育会浙江分会在金华成立,推选蔡凤珍、彭惠秀、戚铮音等15人为理事,蔡凤珍(时任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夫人)任理事长。浙江保育分会成立后立即展开抢救难童工作,鉴于难童日益增多,决定成立浙江战时儿童保育院(即浙江省第一保育院),由彭惠秀任院长,后彭辞职,李家应接任。第一保育院院址设在丽水碧湖的天后宫里,该院自创办至1943年7月,共计收容院童1908名。1942年6月,日军进犯碧湖,院舍被焚毁,保育院迁往云和。正当云和的院舍完工之际,因日寇实施细菌战,当地爆发鼠疫,新院舍因此被毁。经当时浙江省政府指示,决定将保育院中幼小部分约400余名保育生先期迁往相对安全的平阳县。浙江省第二保育院创办于1939年11月,初设于云和县河山村,1942年因战事在县境内曾3次迁移,同年8月迁福建松溪,9月又迁浙江庆元。该院1939年11月开办到1943年7月奉令停受为止,总计保育儿童697名。
省第一、第二保育院先后迁往平阳
第一保育院在云和的院舍被毁后,根据当时省政府指示,院长李家应先期来平阳寻觅新院址,她对新院址提出了四条标准:地点必须安全、房舍必须现成、交通必须便利、环境必须宁静。在当时平阳县政府的支持和当地士绅的帮助下,最终选定顺溪作为新院址。顺溪是当时鳌江上游的一座集镇,这里房舍宽敞,交通便利,有竹筏直达水头,且离海口较远,不易被敌人骚扰,当地民风纯朴,容易相处。
1943年7月,省第一保育院全体师生在李家应院长带领下,从当时省政府驻地云和迁往平阳顺溪。顺溪古屋群成了省第一保育院的校园和师生宿舍,陈氏第四份大屋为该院总部和医务室,陈少文故居为院长办公室。战争期间经费和食品匮乏,保育院的生活相当艰苦,一大锅菜,几盆糙米饭便是每顿的食物,猪肉鱼腥只有到节假日才能吃上一次,一日三餐维持“两饭一粥”标准,但生活水准比当时平阳的民众稍高些。省第一保育院在顺溪两年多时间,当时的平阳县政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如拨供柴火、配发副食品、接济粮食、拨租田亩等;地方士绅如青街乡长李介忠、李月秋、欧阳青云、陈卓观、陈承蕃等常来慰问、提供接济;当地百姓亦常送番薯等物品给保育院,保育院工作人员常给当地百姓免费治病,代写书信,相处融洽。抗战胜利后,省第一保育院迁往县城的仙坛寺。1946年6月,保育院奉总会命令复员,保育院改名育幼院,由平阳地方士绅接管。
浙江省第二保育院于1943年11月中旬奉命迁往腾蛟。借用当地六、七保间的大夫殿与薛岙村的周氏、杨氏、董氏等三家祠堂及附近碧泉禅寺为院舍。大夫殿为该院本部,设总务、教育、保育三股及院长办公室;周祠、杨祠为分部;董祠为全院膳食供应处;碧泉禅寺为医务处,三处均相距1.5华里。第二保育院院长开始由戚铮音担任,1943年后由戚行之接任。迁平时共有保育生385名,编为7个中队,每个中队下辖3个小队,教职员工有20多名。第二保育院先后在腾蛟约两年半时间,期间因安全考虑曾2次搬迁。一次是1944年9月9日,日军攻陷永嘉,一路进犯到飞云江边,平阳岌岌可危,为了保育院中数百位儿童的安危考虑, 9月13日,该院将低年级儿童迁避顺溪,在第一保育院寄居了2个多月;另一次是1945年5月27日,盘踞永嘉的日寇南下平阳,鳌江、钱仓等地沦陷半月之久,该院将一部分儿童送往腾蛟乡第九保国民学校暂避。抗战胜利后,经当时平阳县政府同意,于1945年12月上旬,该院迁往平阳坡南后山广慧禅寺(半山庵),借用寺院的后半部分为院舍,直至复员遣散。
教养合一培育儿童
保育院的儿童出身复杂:有乞讨为生的小儿童,有不知父母的小孤儿,有被敌寇炮火赶出的流浪儿,有码头上的小脚夫,小城市里的小瘪三,有寺院里的小和尚,有拜过贼师父的小偷,甚至有替敌人领路的小汉奸,当然大部分还是在前线游击队里立过功的小英雄,随父母逃难的小义民及出征军人的光荣子弟。从战区转来的儿童刚入院时,因逃亡期间风餐露宿、担惊受怕,转运途中更是一路劳顿,因此健康成了他们的大问题。“初入院之难童,或营养不良,面黄肌瘦;或疾病中天,鸩形鹄面;而瘌痢头、传染病、或有病态现象的,为数有多。”第二保育院院长戚铮音于1940年6月15日在《浙江妇女》上发表的《七个月来的保育工作》一文中提到,“据医生检查结果,300个孩子中,简直找不出一个完全健康而无一项疾病的儿童。相反的,疾病的统计竟超过了原有的人数,四月份的体格检查,280名儿童中患病457种,一个儿童往往患有两种以上疾病。”
一大堆形形色色的孩子生活在一起,要训练、教育他们非常困难,也非常有趣。据《平阳六年》中《第二保育院在平阳》一文记载:“本院采用生活与学习打成一片的‘生活教育’为教学方式,所以我们的施教,原没用一定的空间,也没用一定的时间,我们虽然在逃难中、旅行中、搬迁中,依然不断地进行教育,小山上,大路边,阡陌间都是我们的教室,一个小虫、一株小草、一个人甚至于一场相打,一场争论都是我们的教材……”第一保育院迁来顺溪后,院舍日益扩张,阅览室、成绩室、保健室、整容室、小科学馆等应有尽有,还利用多余的院舍,开展纺纱、织布、缝纫、印刷、涤补、雕刻、编织等劳动教育,以训练保育生吃苦耐劳的精神,为其未来升学就业作准备。
各保育院院长由总会任命并对总会负责。总会对院长的资格有明文规定:“凡年在25岁以上者,大学毕业或同等学历,对社会事业特别热心而有教育行政经验二年以上者”。第一保育院院长李家应,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社会系,是时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李立民之女;第二保育院院长戚铮音,毕业于国立同济大学。两位女院长当时都只有30多岁,是那一时代少有的知识女性。
保育院中的教师从护送人员中选用,不足的由院长聘用。同时,由院长定期对其进行考核,不合格者一律遣散,以确保保教质量。正是因为有这么一批高素质的院长和教师们,才使得保教工作成绩斐然。由第一保育院学生组成的儿童剧团,在抗战初期,常年活跃在劳军第一线,为宣扬正义、宣传抗战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被《东南日报》誉为东南第一儿童剧团。该剧团曾于1946年元旦在平阳县府大礼堂举行歌话剧大公演,向平阳社会各界两年多来对第一保育院的支持的谢意。
使命完成意义重大
抗战胜利后,因战争而设立的“战时保育会”也即将完成历史使命。1945底,重庆总会发布保育会复员计划与儿童领回办法,并限1946年3月底全部结束。浙江省第一、第二保育院即着手联系各儿童家属,办理儿童离院手续。为体恤家长们的困难,他们决定将儿童分别护送至丽水、杭州两地以方便家属候领。1946年3月10日,在“战时保育会”八周年纪念大会上,理事长宋美龄称“保育会决定在6个月内结束本会的工作”。至此,“战时儿童保育会”光荣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战时儿童保育会”所从事的保育事业,是“抗日战争中一件有关最后胜利和民族前途的大事业”(郭沫若语),在抗战中抢救和保育了一批受难儿童,巩固了国共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陈宗禹)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8-09 10: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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