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乐山保育院生活散记
2017-08-10 09:15:19  来源：今日重庆网 红岩春秋 作者：何延贵  点击：  复制链接

　　编者按：他们的童年时代，正值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中华民族陷入深重危机之时。成千上万的幼小生命，因失去或远离亲人过着流浪生活，处境堪忧。为抢救战区难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及各地建立的保育院发挥了重要作用，1938年在重庆歌乐山建成的保育总会四川分会第一保育院(简称“川一院”，又称“歌乐山保育院”)就是其中一所，是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历时最久的保育院。今天，那些在保育院度过了难忘童年的孩子们，已是耄耋之年，但万千思绪不断。为纪念那段岁月，本刊开辟栏目，特选编一系列回忆文章，由亲历者讲述自己的故事，记录成长的时光。

歌乐山

　　我的童年是在战时儿童保育院度过的。当时日军强占了我中原腹地，到处抢掠、烧杀，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的家也陷入绝境。1938年秋，我刚满8岁，就和小叔、小姑以及两个姐姐离开了河南信阳吴家店的老家，一起被收容进汉口保育院。

　　我们在武汉只待了几天，便被编为第26批入川难童队，随后乘船沿长江西上，经宜昌、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辗转到达重庆。不久，被分配到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四川分会第一儿童保育院(简称川一院)。因院设址在重庆歌乐山，人们通常叫它歌乐山保育院。

　　美好的环境

　　保育院位于歌乐山下的高店子古镇旁，那是一座偌大的院落，四周由竹篱围着。一进大门，迎面是一座简易的大礼堂。大院内，右边是错落有序的8排长长的平房，每排平房各有10多个小房间，两头是老师的宿舍，中间住着学生。每个房间有4架双层木床，能睡8人。大院左边也有几排平房，分别是教室、图书馆、医务室、厨房、大饭厅，以及老师们的办公室。不远处，有大片的田园，种植着小麦、玉米、高粱和蔬菜，还有几间饲养房，喂养了猪、羊、鸡、鸭等。

　　就这样，我们这些从全国各战区收容来的500多名难童，学习、劳动、生活在这样一个美好的环境里，接受良好的教育，并茁壮成长。保育院的同学，除极少数在幼儿班的孩子外，其余都是按正规的小学编班，设1-6年级，每年都有毕业生走出保育院的大门。

　　当时歌乐山保育院在四川的二三十个保育院中，算条件比较好的。有人说是“示范保育院”，有人说是“贵族保育院”，是当时中外各界人士参观访问最多的保育院。

　　1940年春，恰逢儿童节前夕，那天阳光明媚，全院师生被紧急集合在操场上，同学们低声议论着今天会有什么重要人物要来。不一会儿，只见刘尊一院长引着3位仪态不凡的夫人走进来，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欢迎大会开始了，刘院长介绍说：“孩子们，今天孙夫人(宋庆龄)，蒋夫人(宋美龄)和孔夫人(宋霭龄)来看望大家，和小朋友们共度儿童佳节。”我们掌声不断，兴奋不已。宋美龄以保育会理事长的身份代表两位姊妹表示，愿同学们过一个愉快的节日，要好好学习。宋庆龄是总会顾问，她以极其关切的口吻问候，勉励同学们努力学习，锻炼身体，奋发向上，立志成才。大家都非常激动，饱含热泪地聆听着。尤其是国母宋庆龄，她那亲切动人的音容笑貌，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1942年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到院参观访问。那时美国是反法西斯同盟国之一，是中国的友邦，保育院的经费和物资大部分是由美国各界友好人士、华侨和一些慈善团体募捐的。因此美国要人来访，一定要好好地接待。院内上上下下着实忙乎了一阵子，打扫卫生，美化环境，整理内务，张灯结彩。我们当然也得打扮一番。由保育总会拨来一批“罗斯福布”(即斜纹卡叽布)，为每人做了一套结实耐穿、做工讲究的童子军装。这套童子军装后来成为我们保育生的一个标记。

宋氏三姊妹到保育院看望难童

　　躲日机的轰炸

　　当年，日本飞机经常对大后方进行空袭，大肆狂轰滥炸。我们三天两头跑警报，生活总不得安宁。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一个初秋的傍晚，天空黑沉沉的，空气异常闷热，像是暴风雨即将来临。突然间，我们听到日机的轰鸣声，有同学大喊：“敌机来了!”我们不知所措，狂奔乱窜，谁也不知该躲到哪里去。慌乱中，我朝着院外的田野跑去，抬眼一看，黑压压的日机达三四十架之多，已经低空飞临到头顶，巨大的轰鸣声震耳欲聋。眼睁睁地望着日机真的好害怕，我下意识地趴在地上，一点儿也不敢动，心里呯呯乱跳。日机呼啸穿空而过，好一会儿，我才回过神来，算是又过了一道鬼门关。

　　我们大多是在白天跑警报，每当空袭警报一拉响，同学们便三五成群冲向歌乐山的崇山峻岭，有的躲在树丛，有的藏在山崖夹缝中。那时汉奸活动十分猖獗，日机一到，地面上红色、白色的信号弹就“嗖嗖”地窜上天空，给敌人通报轰炸目标。我们年纪虽小，但对卖国贼的卑鄙行径恨之入骨。

孩子们在练习躲避日机轰炸

　　有一天，天空无云，烈日炎炎，我和几位同学在跑警报途中，看见几架日机忽东忽西，掠空而过。远远地，我们发现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躲在一棵树旁，正扯出一面大白旗，不停地向日机摇晃。我们火了，大喊：“抓汉奸!抓汉奸!”那个家伙听到喊叫声，一溜烟地逃跑了。我们四处搜寻，始终没能发现其踪影。让这个坏蛋逃之夭夭，大家气得直跺脚，也难解心头之恨。

曹孟君与难童合影

　　童声合唱团的弦律

　　童年是一首首歌，歌声绵绵不绝耳。从我进入汉口保育院，到被送往大后方，不论是走在大街上，坐在轮船上，或逢各种集会，总是能听到激昂的歌声，如《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黄河颂》等。歌乐山保育院建成不久，就组建了七八十人的合唱团。那时，我和大姐何延珍、二姐何延珉同住保育院，都被吸收进了合唱团，这事还被老师夸奖过。

　　每周课余时间，合唱团都要进行两三次排练活动，并经常在院内外的各种集会、联欢会和晚会上进行演出。一次，我们到附近的一所荣军医院为伤病员进行慰问演出。在露天广场上，面对和我们同样流落在外、受苦受难的伤兵大哥哥们，我们满含热泪、充满激情地唱着《慰问伤兵歌》《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打回老家去》等歌曲。唱着唱着，台下不时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声，我们越发唱得慷慨激昂。我们的歌唱不仅博得了阵阵掌声，更激发了听众对日寇的仇恨和抗日救亡的决心。

　　在歌乐山保育院，高年级的班级每月都要竞相出刊、出壁报，登载国内外大事，交流同学们的学习心得。我们的级任老师特别注意发挥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注重儿童动手能力的培养，采取了轮流编排出报的办法。我上四年级的时候，在一个深秋的晚上，级任女老师周泯，一位灵气秀丽的大姐姐，专门把我叫到她的宿舍里，鼓励我把这期壁报办出去。老师的信任使我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在微弱的桐油灯光下，我匆匆地编排、抄写。老师在一旁耐心地指点，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做标题，怎样剪裁，如何突出中心，怎样安排版面。时间长了，周老师还以茶水、点心款待我，我也更有兴致了，一直忙到深夜。第二天一大早，壁报如期张贴出去，看到自己的学习收获和劳动成果，真是快乐极了。

　　歌乐山保育院里有各类教学设备，在当时算是比较齐全的。院里有图书馆，房间很大，收藏了不少儿童读物，供师生借阅。还有阅览室，摆着各种报刊、杂志。在课外的时间里，我总爱去翻阅，由此得到启迪，既增长见识，又增添了生活乐趣。

　　师生情谊深

　　重庆一带，雾气大，夏天时间长，气候又潮湿，到了5、6月以后愈加闷热。我们这些下江人(重庆人称呼来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由于水土不服、清洁卫生又不好，入院不久，几乎人人都感染上了疥疮。这种皮肤病的传染十分迅速，全身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红疙瘩，痛痒起来十分难受。

　　全院的老师和医护人员全力以赴，想尽一切办法进行防治，帮助挑破水泡，挤出脓水，点上药水和贴上药膏。平日，大家勤洗勤晒衣被，喷洒药水，忙个不停。如此反复，经过两三年时间，全院才算控制住病情。我也被这种讨厌的疥疮折磨得够呛，多亏老师们的爱心和细心，终于给治好了。

　　在歌乐山保育院生活的日日夜夜，老师们照料我们的起居饮食，教导和陪伴我们成长。与我们同甘共苦的老师们，只有不多的几位中年男先生，更多的是20岁左右的女先生。她们就像大姐姐一样，思想进步，朝气蓬勃，并且多是从当时的抗日战地服务团转来的，其中不少人还是共产党员。正如《保育院院歌》歌词中写道：她们同我们一样，“离开了爸爸，离开了妈妈，失去了土地，失去了老家”，但她们把全部的爱心给予了我们，默默地耕耘在伟大的儿童保育事业上。

　　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的老院长曹孟君，她为儿童保育事业呕心沥血，竭尽一切地做了那么多好事、实事，她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那么美好，让我一辈子难以忘怀。

　　(作者：何延贵)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8-10 09: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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