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保育院妈妈
2017-08-10 09:42:59  来源：今日重庆网 红岩春秋 作者：潘惠彬  点击：  复制链接

保育院院长赵君陶(右)、教导主任徐篆(中)、

保育主任傅淑华(左)与幼儿班孩子合影

　　我出生在广东番禺，两岁时，母亲病故。父亲是一名军人，为了打日本鬼子，把我送到了香港保育院。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危在旦夕，香港保育院奉命内迁。我记得，年纪小的孩子最后撤离，由一批妇女每人挑两个箩筐，一个箩筐装一个小孩，就这样艰难地向内地转移。我们途经韶关、衡阳、桂林等地，一路躲警报，直到贵州的青岩，才安定下来。

　　我的幼年、童年都是在保育院度过的。长大后有人问我：“你是哪个保育院的?”我说：“我到过很多地方的保育院，香港、广西、贵州，仅四川就在川八院、歌乐山保育院呆过。”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如果没有保育院收留我们，如果没有保育院妈妈的关爱和照顾，可能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早就不在人世了。因此，每当我回忆在保育院的那段时光，那些熟悉的模样就会一个个浮现在眼前。

　　记得在青岩保育院时，有个年轻的女老师，大家都叫她刘姑娘。她对我很好，很照顾我，有时还给我带来父亲的消息，她说“你父亲给你寄钱和毛衣来了。”后来，刘姑娘走了，我和父亲也失去了联系。

　　在歌乐山保育院，我还是一个不懂得讲卫生、爱干净的孩子，有时甚至糊得像个花脸小猫。徐篆妈妈看到了，就把我带到院长室里，让我好好看看镜子里那个顽皮的小孩，温和地问道：“你看看，这样子好看吗?”然后，她让我把脸洗干净，再叫我照照镜子，这样一对比，我便懂得了讲究卫生的好处。那一天，徐妈妈戴着金丝眼镜，留着齐耳短发，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令人难忘。

　　刘力生妈妈是一位男性，留着光头，穿着一件长布衫。他总是笑眯眯的，给我们讲故事，教我们看书、读报和办墙报，还教我们种草莓、苞谷、四季豆等。他知识渊博，不管我们提出什么问题，总是耐心地一一回答。

　　1950年8月，我考入育才学校读初中。记得报到前，保育院还发了衣被等物给我，叮嘱我要好好学习，别随便要别人的东西。到育才学校后，同桌的男同学见我没有书，也没有笔记本，便把自己的书借给我看，并送给我笔记本。我不仅拒绝了他的好意，还在课桌上用粉笔划出了一条“三八线”。

　　保育院总务主任傅淑华妈妈不直接教课，虽然接触不多，但大家都知道，她为了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十分操劳。在我的印象里，她的衣着永远是那样的简朴。后来，在重庆解放的当天下午，她被一辆小汽车接走了，听说她是中共地下党员，被接到重庆市妇联去工作了。1952年7月，傅妈妈得了重病，刘妈妈带我去看她。那时，她已骨瘦如柴，见到我们十分高兴。她拉着我的手，亲切地问我学习和生活的情况，让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为新中国建设出力。她在病危之时仍和从前一样关心孩子，令我非常感动。

　　20世纪60年代，大学毕业后，我有一次出差到北京，顺便去看望了徐篆妈妈。当时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吃肉得用肉票，而且定量供应。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徐妈妈还请我吃饺子。徐妈妈的儿子，我们叫他徐大哥，他在保育院时是我们的音乐老师，负责教唱歌、弹风琴。再次相见，他已经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指挥了，他没有忘记我这个小朋友，让我坐到他的钢琴前，弹琴给他听。徐大哥还送给我音乐会的门票，让我去欣赏音乐。在和他们相聚的日子里，我感到十分开心。

　　到了八九十年代，我定居成都，常到重庆出差。只要去重庆，我就会去看望刘力生妈妈和傅淑华妈妈的侄儿傅大哥，和他们摆摆龙门阵，也汇报自己近期的工作和生活。

2016年3月，来自各地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院保育生相聚重庆市

求精中学校园内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纪念碑前献花、鞠躬

　　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保育院的儿童早已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这其中不乏艺术家、工程师、教授、医生，不少人还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这些都是保育院妈妈的功劳。如今，昔日的难童已雪染双鬓，保育院妈妈们早已长眠地下，但是，任凭时光流逝，我们不会忘记她们，历史更不会忘记她们。(作者 潘惠彬)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8-10 09:4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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