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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重庆难童救助的综述
2017-08-14 14:33:19  来源:中国论文网 作者:肖菁  点击:  复制链接

  摘 要:全面抗战时期,难民人口中1/3以上是难童。1940年,重庆被定为国民政府的永久首都后,各类救助机构在重庆进行救助工作。仅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培养的保育生就有5160人。在抗战期间这一问题已经被提上日程,当时出版的著作有黎明等住《战时儿童教育》、马拱北住《战时儿童救济之理论与实践》等。近年来,作为难童救助一部分,重庆难童救助受到的关注也越来越高。其主要关注点主要在于办学机构、难童救助的知名人士研究等。本文在此对这些研究进行梳理。

  关键词:抗战时期;难童救助;综述

  一、难童救助机构研究

  大量难童出现不仅是难童本身有不利影响,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在全国都高呼“救救孩子”的大背景下。重庆在从政府到社会,官方到民间的机构共同支持之下,大规模有效率的难童救助行动迅速展开。

  (一)国民政府在渝的难童救助机构及政策。苏智良认为国民政府将内迁的难民定义为一种战略性得资源和具有都整理的有生力量。王利霞梳理了赈济委员会在重庆的成立过程,总计至1944年赈济委员会所属系统救济难童共计12871人,是战时的最高纪录。彭碧霞将政府成立的救助机构分成两类,地方与中央,全面与部分,在分析这些机构的特征后总结出顺应时局,结构完整的特征。[1]

  政府的难童救助举措,学者们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颁布相关法规政策:直接开办难童救助机构。

  1938年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教育被列为一条,尤其强调注重国民修养,把“注重国民修养”放在发展科学事业前面,目的是“以求其平均发展,然后心力五路乃能日即于充实,则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更引人注目的是1939年3月14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上谈到“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是就要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所以我们的教育着眼点还应该看到战后。他的作者认为对教育任务的定义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培养人才的长远任务。

  重庆市教育局长雷啸岑在《重庆市国民教育层级辅导之意义及其方法》将国民教育定为一切之根本。

  第二,直接办理难童救助机构。除上文中提到的赈济会系统下的各救助机构。重庆市警察局创立的流浪儿童教养所。

  (二)战时儿童保育会。张丽萍在硕士论文《战时儿童保育会保育事业研究-以川渝为重点考察》。该文从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历史沿革,、运行管理及工作概况、所属保育院的教育实施情况、保育事业的评价及启示四个方面,进行了区域性研究。他认为战时保育会是一个保教合一的机构。[2]

  范蕾蕾在《抗战时期的儿童保育研究-以四川和重庆为中心的考察》中从抗战前儿童保育思想源流及实践开始,梳理了保育会在四川重庆两地开展工作的情况。他认为保育会的特色在保育活动的逐渐规范性。

  对战时儿童保育会研究,张丽萍指出,集中在于某一方面或是某一人物进行的研究,缺乏全面情况的研究。如张纯的《战时儿童保育会保教模式探析》对保育会逐步总结出一套“机关家庭化、行为科学化、行政科学化、教育社会化和生活化。”[3]表示肯定。集中描写的人物集中在宋美龄论述宋美龄的有:肖如平宋美龄与战时儿童保育会,他认为宋美龄充分发挥第一夫人的作用,通过报纸等媒介,促进募捐活动,在抗战期间共抢救和保育难童近3万名,成为战时中国儿童救济事业的重要部分。[4]宋清江在新生活促进总会妇女指导中,从号召宣传,亲历亲为、选贤举能三个方面阐述了宋美龄的努力[5]。张晶晶在另眼解读宋美龄中将宋美龄为“收容北伐战争阵亡将士的子女和辛亥革命中牺牲的烈士后代,抗战胜利后更纳入了为抗日捐躯的将士遗孤”专门创办学校这一创举定义为其一身最大的成就。

  笔者任务对于保育会的行政体制也是争论点之一。张纯在战时儿童保育会儿童保育模式探析中提出“保育管理科学化”是保教模式的一大成功之处。他认为在多达3万人繁重任务下,保育会通过儿童登记卡片、专门设立研究委员会、个案纪录方式来规范保育院的行政工作。[6]张丽萍在战时保育会四川分会中,“管理存在问题,有贪污虐待像。

  对于儿童保育院工作人员,学者们分析的重点比较一致,范蕾蕾通过追溯儿童保育会成立过程,以及与新生活运动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关系,通过数据表示了妇女的地位。

  张丽萍直接将保育会定义为妇女界的救亡团体。张纯认为组成是“国共两党以及其他各党派的知识妇女组成,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后最广泛的妇女群众组织。”我们可以认为妇女在保育会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对保育会的意义中大都只谈到对儿童事业影响很大,却很少分析对妇女这一特定群体的分析,比如对他们生活技能的提高,求职技能的提高没有重点描述。

  二、社会名人办难童教育

  在抗战时期难童救助研究中,有一些数字是共识性的。如战时儿童保育会共保育难童近3万人。而抗战期间的到救助的难童约有20万左右。除了保育院救助的难童以外,近14万难童的救助是其他机构来完成的。

  李定开在抗战时期的重庆教育中在第六章中指出,抗战时期,重庆教育家云集,据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上海医学院,湘雅医学院四院校1946年统计,共有教授471人,副教授129人,加上数十所高校的教授。李定开在前言中指出,来到重庆的教育名人除了陶行知,晏阳初外,还有各达中学校的校长,大学教授,副教授以及教育部内的教育专家。他们也各持己见,但他们在抗日的统一旗帜下,进行实验。

  三、关于抗战时期难童救助研究的几点思考

  首先,难童救助研究以越来越微学届关注,相关的论著也有一些。但是缺乏经典的、有代表性和学术深度的成果。

  地方难童救助中有一些问题带继续深入。如重庆地区为例,缺乏对社会名人系统性研究,民间机构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彭红碧.抗战时期重庆难民的救济.四川师范大学[D].2005:27

  [2] 张丽萍.“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保育会事业研究-以川渝为重点考察[D].西南大学:2010,6

  [3] 张纯.战时儿童保教模式探析[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2(5):45

  [4] 肖如平.宋美龄与战时儿童保育会[J].晋阳学刊.2009(5):81

  [5] 宋清江.新生活促进总会妇女指导[D].复旦大学.2012:48

  [6]张纯.战时儿童保育会保教模式探析.教育研究与实验.[J].2012(5):45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8-14 14:3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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