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宋美龄与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
2017-08-15 10:24:36  来源：wxm0216的新浪博客  点击：  复制链接

　　背景：每当听见“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这首歌，望着孩子们幸福快乐的笑脸，不由令人想到70年前抗战时期的难童。在战时陪都重庆，众多难童得到社会的庇护，还有邓颖超、宋美龄这两位终身未做母亲的女性，成为孩子们终身难忘的“邓妈妈、蒋妈妈”。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蹂躏着华北、华东大片国土。人民遭残杀，妇女受强暴，更有千千万万儿童，家破人散，挣扎在死亡线上。武汉街头，也有大批难童沿门乞讨，饥寒交迫，有的甚至倒毙在沿街墙角。

　　邓颖超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呀!她焦急地考虑，如何想方设法抢救这些难童。从上海、南京、北平来到武汉的中共秘密党员和进步人士曹孟君、徐镜平、杜君慧、安娥等，也在商讨如何抢救难童。

　　邓颖超听了曹孟君、徐镜平的意见，断然说：

　　“要把力量集中起来，组织各界人士，一起来抢救难童。”

　　邓颖超知道战区难童数量众多，抢救难童需要大量经费，房子、工作人员，必须有一位在社会上有影响而又热心、肯干的人来主持这项工作。她想到了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她知道李德全的经历。

　　李德全比邓颖超大八岁，协和女子大学毕业，曾担任北京基督教女青年总干事。1924年和冯玉祥结婚。1926年曾随冯玉祥去苏联，见过斯大林。冯玉祥下野后，1932年她曾协助冯玉祥在山东泰山脚下办了十五所学校。1936年，她又在南京成立“首都妇女学术研究会”。邓颖超深知李德全思想进步，又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她和周恩来商量，周恩来也很赞同。周恩来亲自出面，到冯玉祥家中商议，请他的夫人出来主持战时儿童保育工作，李德全慨然应允。

　　1938年1月24日，邓颖超和李德全、沈钧儒、郭沫若、蔡元培等召开了发起人会议，有一百八十三人参加。会上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筹委会。

　　正式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要得到国民党社会部批准。国民党顽固派一贯仇视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企图破坏、阻挠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邓颖超听到一些流氓、特务准备在保育院成立大会上捣乱的消息，考虑到只有请一位比李德全地位更高的人来主持大会，抢救儿童的事才能办妥。

　　她找李德全商议，建议李德全邀请宋美龄出面主持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成立大会，向宋美龄说明，保育会可作为由宋美龄当会长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委员会的直属单位开展活动。

　　李德全和沈兹九一起去请宋美龄，宋美龄果然一口答应出席成立大会。有她出面，那些特务、流氓再也不敢捣乱。国民党社会部也乖乖地批准战时儿童保育会这个团体。

　　1938年3月10日，在汉口圣罗易女中，召开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大会。邓颖超赶去参加。她欣喜地看到，到会的各界知名人士竟有七百多人，济济一堂，充分体现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威力。

　　身穿黑色丝绒旗袍的宋美龄主持大会。她很客气地和邓颖超握手，说是对邓先生“仰慕已久”，表示要“真诚合作，全力抢救难童。”宋美龄说的也不全是客套话。对于邓颖超这样一位参加过“五四”运动、有着多年革命经历的杰出妇女，她确也早就耳闻，十分敬重。邓颖超也很有礼貌地称她“蒋夫人”，并含蓄地说，不仅要以抗战精神抢救难童，还要将他们培养成为建设中国的人才。

　　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后，聘任了二百八十六位名誉理事。国民党方面有蒋介石、林森、冯玉祥、孔祥熙、孙科、宋子文、李宗仁等。共产党方面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叶挺、博古、邓颖超、康克清等。还有各界知名人士蔡元培、郭沫若、沈钧儒、胡适、茅盾、老舍、邹韬奋、晏阳初。华侨届人士陈嘉庚、胡文虎、国际友人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鹿地宜、司徒雷登等，真是及其广泛的阵容。可以说，邓颖超全力支持、推进成立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最早成立的抗日统一战线团体。

　　邓颖超当选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常务理事。宋美龄是理事长、李德全是副理事长。

　　在讨论理事会设立的各组织机构人选时，组织委员会的候选人是邓颖超，副主任是国民党社会部妇女科负责人陈逸云。陈逸云在会上力争要国民党党员独占组织、宣传、保育三个委员会的主任职位，宣称她“有几十年组织工作经验”，竭力要把邓颖超和进步人士排挤出去。

　　邓颖超看穿陈逸云的把戏，国民党顽固派无非想垄断这个刚建立的抗日统一战线团体。她坦然表示：

　　“我们是为抗日救国，为了保护儿童而走到一起来的。我不要任何名义。只要工作需要，我一定努力去做。”

　　宋美龄多少有些西方民主思想，看到陈逸云在会上公然“抢位置”和自我标榜的表演，不觉皱眉。听了邓颖超针对陈逸云争权夺位这一番含而不露、正气凛然的话，更感到陈逸云太露骨了。她笑着说：“邓先生不计名位、一心为抢救难童服务的精神，令人钦佩，大家还是畅所欲言，充分讨论吧。”

　　李德全、史良、沈兹九、刘清扬纷纷发言。最后，会上通过：设计委员会主任史良、宣传委员会主任沈兹九、保育委员会主任曹梦君、经济委员会主任李德全、秘书处主任张蔼真。陈逸云担任组织委员会主任、黄卓群任输送委员会主任。邓颖超担任设计委员会委员。她以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行动，争取到进步力量在委员会领导人中占多数。陈逸云之流准备垄断保育会主要领导职务的打算落空了。

　　保育会成立后，立即邀请各地知名妇女成立战时儿童保育分会。短短几个月，就有广东、江西、安徽、浙江、广西、贵州、湖南、成都、陕甘宁等地成立分会，连香港和南太平洋群岛也有分会成立。

　　1938年4月4日，邓颖超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她的题词：“保育儿童是伟大的事业，不仅要救济与教育难童，尤其要以坚毅精神，培育儿童，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主人。”这是针对社会上轻视难童工作或仅仅把保育难童看作慈善事业而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对儿童保育工作的正确方针。以后，中共地下党员曹梦君、罗叔章、赵君陶、杜君慧和一些进步人士担任保育院长时，她们在工作中都努力贯彻这一正确方针。

　　保育儿童需要大量经费，主要依靠募捐。经济委员会主任李德全带头承担了五百一十一个儿童的生活费(每个儿童一年生活费为一百元)。副主任黄琪翔夫人郭秀仪承担四百四十二名儿童的生活费。蒋介石、宋美龄每人承担二百名儿童生活费。邓颖超和周恩来各捐出一个月的工资。文化、教育、金融、华侨等各界人士、国际友人、家庭妇女和小学生都踊跃捐款。“伤病之母”蒋鉴女士拿出全部家产捐给保育院。

　　抢救难童的工作开始了。邓颖超领导“武汉小学教师战地服务团”的中共党支部书记赵荻芬，动员和组织了许多教师、学生到武汉街头收容难童，在武汉最先成立了临时保育院，收容了几千名难童。

　　邓颖超直接联系的保育委员会主任、中共秘密党员曹梦君和徐镜平带领男女教师十多人，奔赴郑州、开封、徐州、和台儿庄前线，冒着敌人的炮火，抢救了几百名难童。6月，曹梦君又带领一批教师和医务人员，赶赴湖北孝感，在敌机轰炸下抢救难童。各地分会也纷纷加入抢救难童的工作中。

　　邓颖超对抢救难童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当武汉吃紧，战火迫近时，邓颖超组织、领导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努力抢救几千名难童，分批去四川。邓颖超亲自布置罗叔章到湖北、河南交界的均县抢救五六百名难童，交给她一封宋美龄亲笔写的委任状和介绍信。罗叔章赶到均县，带着男女老少六百多人，从均县溯汉水到陕南汉中，再沿嘉陵江到达重庆，辗转行程两千多里，途中遇到很多困难。邓颖超非常牵挂这批难童，连发三封电报给沿途中共党组织，请他们协助罗叔章做好难童的转运工作。

　　1938年9月，武汉濒临失守，国民政府已在陆续转移难童至陪都重庆，这时，汉口临时保育院还滞留有4100余名难童。10月20日清晨，一艘装载三百难童的船只，刚出长江口，即被日本飞机击中，三百难童血染长江，葬身江底。此事，时隔半世纪后宋美龄念念不忘，“300余难童惨遭日机炸沉，连同护送人员无一幸免，迄今虽逾50余年，每思及之心中恒感悲愤不已!”

　　从武汉到重庆，难童们也有没坐上船徒步往西逃难的，每个孩子都被绑上草绳，以免走丢。“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去了土地……”，一路走一路唱起这首由田汉夫人安娥创作的《保育儿童歌》。伴着歌声，一批批难童从武汉启程，走走停停，辗转数月，才到达重庆。

　　到达重庆时，难童被分批就地分配，当得知部分难童无车接送无处收容时，宋美龄带领保育会同事，亲自到码头指挥调度车辆。忙乱的场景中，宋美龄身后官太太们的高跟鞋当当作响，宋美龄回过头来说：“我们是去接孩子，要爬坡下坎，不是参加舞会，求求你们把这些孩子当成自己孩子。”

　　据一位当年的保育生回忆，那天下午，空袭警报解除后，在两路口，他看到身穿深蓝色西装裙的宋美龄从车上下来，当得知难童们要前往偏远的歌乐山保育院时，宋美龄环顾前后，转身走到马路中间，伸开双臂，拦住一辆卡车，然后登上踏板，手扶车门，大声对司机说：“我是蒋夫人，请你把我的孩子送到歌乐山去。”场景令多位难童一生未忘。

　　对邓颖超、宋美龄这两位终身未做母亲的女性，在昔日保育院难童口中，至今尊称为“邓妈妈、蒋妈妈”。1941年4月，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三姐妹在陪都重庆相聚整一月，在大量跟踪报道的社会活动中，不乏她们深入保育院、救济院、慈幼院的新闻。妇唱夫随，一次重庆地区的保育生演讲比赛，蒋介石亲临大会，宋美龄还提议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保育总会先后在重庆地区建立11所直属保育院。大后方各省的保育分会，亦在当地建立起保育组织。难童们各走蹊径，其中六百师生被转移至香港保育院。宋美龄曾主动提出，陕甘宁边区也应建立保育院，财务由保育总会拨付。邓颖超非常赞成这一提议，说：“哦!你真不愧是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理事长!”

　　保育会大量实际繁杂工作，由邓颖超和许多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承担，譬如北碚慈幼院院长周之廉，是周恩来南开大学求学时，所创办觉悟社的第三号人物。直属第三保育院院长赵君陶，是后来的李鹏总理的母亲……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先后在各地建立了五十三个分会，共抢救、教育了三万名难童，保育会工作一直坚持到抗战结束。邓颖超作为常务理事，一直关心、支持着这项事业，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

　　五十年后的1988年3月10日，在北京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大会。几百名当年的难童，如今已是新中国的作家、画家、音乐家、剧作家、导演、文教、科技工作者和党政军机关的干部。他们和当年的保育工作者一起出席了大会。他们中，有著名的画家伍必端、著名作曲家杜鸣心、著名指挥家陈贻鑫、中央乐团副团长杨秉荪、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李华瑛、中国芭蕾舞团副团长蒋祖慧等。国务院总理李鹏，当年也曾随他母亲赵君陶在保育院生活过几年。他们十分怀念保育院那些可敬可爱的院长和老师，更感谢当年组织、领导这一工作的邓妈妈。

　　1984年的2月4日是邓颖超八十大寿，宋美龄托人送来一只水晶兔，因为她还记得，邓颖超属兔。当初的难童保育生们，忘不了“邓妈妈、蒋妈妈”。1988年，已退身政坛、罕于露面的宋美龄，在台北参加台湾300多名曾在重庆生活过的保育生聚会。几乎在同时，北京举办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50周年大会，邓颖超专函致贺。人民大会堂里，已垂垂老矣的保育生们，返老还童，齐声高喊，“妈妈您好!”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8-15 10:2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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