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童》 第三集 疏散
2017-08-17 14:30:44  来源：柴薪gg的新浪博客  点击：  复制链接

　　怎样把这些保育生从武汉转移到四川、贵州等地，成为保育会的最大难题。

　　1938年5月，日军占领徐州后，认为只要占领武汉就能控制中国，就可以逼迫国民政府屈服。为此日军统帅部调集军队35万人、500架飞机，于6月中旬沿长江下游向武汉发起进攻，日军飞机首先对武汉三镇进行毁灭性的轰炸。

　　保育总会不得不提前开始疏散保育生的行动。

　　由于四川、贵州远离战场又有大山相隔，成为当年难民难童的避难之地。

　　但不久，保育会的疏散工作停顿下来，原因是经费严重缺乏。

　　按当时儿童最低生活标准5元计算，保育总会每月需要10万元，国民政府每月拨给保育总会只有2万元，而这些难童还需要运送到贵州、四川等大后方进行学习，运输和学校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

　　担负保育总会经济委员会主任的是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她一面向各国驻华使馆的大使夫人们请求帮助，一面联系贵州、四川慈善机构，让他们收容汉口保育院的难童。每天，李德全还带领老师们在码头或轮船上募捐。

　　保育总会当年的宣传口号是：救助难童就是支持抗战，收养难童就是为抗日将士排忧解难。

　　湖南省芷江天主教堂首先表示愿意代养50名难童，芷江处于土匪猖獗的湘西山区，路途遥远而且危险，中共地下党员刘清扬女士自告奋勇，亲自带领着50名难童前往芷江。

　　不久,美国慈善家杜宾·思克先生愿意长期担负一所保育院的经费，这就是贵州的思克职业学校，在校学生300人。

　　1938年6月，由于宋庆龄女士的大力协助，美国华人组织向保育总会捐助100万美元，暂时解决了保育总会的燃眉之急，保育总会立即组织汉口保育院的孩子们向四川、贵州方向转移。

　　保育生董之宜回忆说：我那个大侄女叫董莲清，她当时上四年级，她有些知识，她说咱们就在汉口不要再走了，再走就回不了开封、回不了河南了。所以，老师吹哨集合，别人都下楼去集合，我们都往上跑，不下楼。

　　分配到广西桂林的难童500人，他们坐火车在湖南衡阳换乘汽车，接着向广西桂林开去，一天，汽车队在全州黄沙河渡口停车，等待渡船过河，桂林山水甲天下，孩子们沉浸在向往的幸福当中，谁也想象不到，灾难在一步步逼近。

　　穆克乘坐的那辆客车忽然加速向渡口驶去，等船的人群急忙让开，惊恐地看着客车冲进了黄沙河，客车司机这时跳下车来游到岸上，眼睁睁看着满载孩子的客车慢慢沉入河中。

　　穆克回忆说：车厢一下子进水了，那时候我就喊汽车进水了，大声吆喝，还有好多小孩在那儿睡觉呢，我把那个玻璃一下子打坏了，从玻璃窗户钻出来了。

　　多亏岸上船工的救捞，这辆车上的5个孩子和一名老师获救，其余43名孩子溺水而亡。

　　后来保育院老师才想到开车的司机，但寻找时早已无影无踪。

　　人们的视线被匆匆而过的部队所吸引，这是从广西紧急调往湖北长江流域的部队，人们对武汉局势的关注早已取代了对43名溺死孩子的关心。

　　1938年6月29日，日军轻易占领长江马当防线，马当防线为长江通往武汉的第一道重要屏障，马当失守立刻引起武汉军民的恐慌。

　　7月25日，武汉的东大门江西九江也被日军占领，国民政府更加确信：武汉保卫战固不能保我土地之不失，也不期望歼灭敌人，坚持作战三至四个月，尽可能消耗日军的力量。

　　面对严峻的形势，保育总会虽然在疏散难童行动中事故不断发生，但仍然加紧了疏散难童的步伐。

　　为配合保育会的行动，8月6日这一天的《新华日报》发表了孟庆树的一篇署名文章，宣称“在敌人大肆进攻武汉，轰炸武汉的情况下，抢救武汉儿童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这位中共长江局妇女组组长呼吁人们“10日内为抢救1000个儿童而斗争!”

　　保育总会上街收容难童，她们为了解除难民的疑虑，带领保育生现身说法，遇到有病难童，先予以治病并发给馒头，但收效甚微，有些父母竟这样高声问保育院老师：你们不是把孩子拿去做抵押品再来叫我们去当兵吧?

　　为了声援保育总会的行动，《新华日报》立即发表社论《救济难童问题》，文章再次提到日军在沦陷区大量收捕中国儿童运往朝鲜、台湾等地的事实，其目的就是几年后“以中国人制中国人”。《大公报》也发出呼吁：中国有儿童7000万，在近10个月内，遭敌人杀害的在百万以上，被日寇掳掠而去的在15万以上，而流离失所者至少在1000万以上，抢救难童迫在眉睫。

　　在保育总会的理事会上，曾经有过一个秘密决议，就是借用军队力量强制武汉三镇的儿童输送到大后方，但考虑负面影响可能很大，该决议从未执行过。

　　9月15日，武汉守卫部队与日军在田家镇激战。

　　田家镇距离武汉只有60公里，是长江通往武汉中最为险要的一处要塞。中国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田家镇一旦丢失，武汉将无险可守。国民政府立即下令拆迁武汉当地工厂，规定工厂不分大小，凡对军工民生有用的一律内迁，来不及拆迁者一律炸毁。

　　这时，汉口临时保育院还滞留有4100余名难童，为了尽快疏散，汉口临时保育院号召有钱人家来保育院领养孩子，但没有想到的是，这些有钱人极大伤害了孩子们的自尊心。

　　这一现象引起平民教育家陶行知的注意。

　　陶行知先生此时决定创办一所特殊的学校，这就是后来名扬世界的“育才学校”，学生主要来自保育院，后来从育才学校走出了大批的优秀人才。

　　9月29日，田家镇陷落，一扇通往武汉的大门已经被开启。

　　蒋介石迅速调遣40个师的精锐部队奔赴前线阻击日军，但武汉三镇已经无险可守。《新华日报》立即连续发表社论：武汉已经临到紧急关头，共产党员要积极帮助国民党做好保卫武汉的各项工作。

　　10月初，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的10名妇女来到保育总会主动请缨，她们得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210名难童护送到香港九龙。香港是当时的英国领地，抗战时期的世外桃源，保育总会也在那里设立了儿童保育院，专门接收广东一带的难童。

　　10天后，护送队伍与210名难童到达了广州，却不得不改变计划，由于日军在广东惠阳大亚湾登陆，广州至香港九龙的铁路已经停运，此时日军正在向广州进攻，日本飞机开始对广州城狂轰滥炸。

　　困居在广州的护送队和210名武汉难童此时进退两难，情况很危急。

　　广东保育分会当机立断，决定将武汉送来的难童和广州收容的难童共440人，连夜乘船转移到广东西部山区四会县城。

　　她们刚到四会不久，广州城失守。

　　3天后，日军马不停蹄开始向四会方向进攻，每天十几架日机飞临四会县城进行轰炸。在轰炸中，护送队和440个孩子转移到广东与广西交界处怀集避难。不料怀集也是日军进攻的目标，急得护送队四处打听，不知带着孩子到哪儿最安全。

　　广西保育分会理事长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得知消息，忙派来12辆木炭车，运载孩子们往广西宜山县转移。怀集到宜山1000多公里，广西境内崇山峻岭，他们走了一个月才到达目的地，途中有两名护送队队员劳累过度而死。

　　一个月后，这批孩子又向遥远的贵州遵义转移，因为武汉局势已经危在旦夕。

　　1938年的10月中旬，一个惊人的消息使武汉疏散难童行动变的更加紧迫。

　　日军第六师团半岛支队正沿西河泽、浠水大道向汉口进攻，他们沿途烧杀抢掠的消息，也随着逃来的难民传到武汉三镇，百姓这时得知，日军第六师团就是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的罪魁祸首。

　　三镇居民顿时惊慌起来，但想坐车坐船逃难已是不太可能，因为交通工具大都被军方征用，武汉各处码头都在抢运军事物资。

　　10月20日，汉口临时保育院门口突然挤满了拖儿带女的武汉市民，家长们都跪地乞求保育院接收儿童。

　　但保育院接收儿童，就要对儿童的生命负责，况且保育院还有500多难童等待遣散。但家长们情绪开始激动起来，纷纷质问说：你们保育会怎么到战事来了，反而不保育儿童了呢?!

　　最后，保育院院长李昆源咬咬牙同意收下了。

　　当年6岁的乔林就是这一天走进汉口保育院的院门。

　　乔林回忆说：像我就只会哭，就不让妈妈走，隔着铁栏杆相见，做母亲的心碎了，她当时不能说话，她一说话就掉眼泪，我们就哭得更厉害。

　　家长把孩子交给老师后就匆匆离去各自逃命，保育院的老师们又开始填表编队，准备逃难途中的食物药品。

　　保育院那一天接收了1000名孩子，最大的12岁，最小的几个月。李昆源火速前往汉口留守机关交涉，请求他们解决车辆船只。

　　这一天是10月22日，汉口城外张家墩发现了小股日军，他们不断向汉口城里开炮，攻入武汉北部地区的日军波田支队，能够从望远镜里清晰地看见汉口市区了。

　　第二天早晨，一批难童乘船刚刚驶出汉口港就遭遇不幸，3架日本飞机突然飞来，对准一艘满载难童的汽船又是轰炸又是扫射。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8-17 14: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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