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童》 第五集 旅程
2017-08-17 15:05:02  来源：柴薪gg的新浪博客  点击：  复制链接

　　此时，国统区的米价飞速上扬，政府公职人员也只能依靠政府救济的低价米勉强度日。

　　重庆保育总会不得不决定暂时停止收容难童，请有能力的家庭将保育院的儿童领回抚养，面对四处流浪的难童，保育总会的妈妈们已经束手无策。

　　使保育总会这些妈妈们更加担忧的，是远隔千里之外的香港儿童保育院的命运，这时候的香港陷入日军包围，已经危在旦夕。

　　从1938年5月开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把收容的3万名难童向远离战场的边远地区疏散，当时香港为英国殖民地，是抗战初期的世外桃源，保育总会把汉口、广州的一部分难童疏散到了香港，他们在九龙元朗香港保育院生活学习。

　　这其中就有著名摄影家沙飞的子女和著名作家欧阳山草明的子女。

　　保育生王笑利回忆说：香港的保育院比起全国其他的保育院来说，那是最享福的，海外华侨、香港人募捐了很多衣服、食品，所以那里的生活条件确实是比较好的，而且老师素质挺高的，有不少新四军家属。

　　保育生欧阳代娜回忆说：我记忆当中老师都是义务来工作的，基本上没有工资，都有一种共同的爱国信念，就是要拯救这批孩子，当时她们很清楚，这些孩子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

　　香港保育院共收养内地难童600余人，香港保育分会的理事长宋庆龄、常务理事何香凝常常到保育院看望孩子们。香港保育院的经费支出，全凭宋庆龄募捐所得，与内地保育院不同的是，香港保育院还收留了十几名由上海转运过来的犹太籍难童，他们与中国保育生度过了将近一年的美好时光。1941年香港沦陷前夕，保育院把这批犹太籍难童与20名被美国华人商会领养的中国难童，一起送往美国。

　　1938年8月，邓颖超应中共南方局之命，来到香港与宋庆龄、何香凝商讨民族统一阵线问题。不久，一大批文化名人纷纷进入香港保育院担任教师，成为当时香港教育界的一大奇观。

　　香港保育院的保育生是幸运的一批，但又是不幸的一批，香港的陷落使他们经受了难以想象的磨难，但当时孩子们却一点也不知道。

　　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后，日本军舰封锁了华南沿海，香港成为一个孤岛。

　　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已经无力保护他们在中国的利益。

　　1940年3月开始，日军经常向航行在珠江上的英国船只开枪开炮，试探英国政府的中国政策，孤岛香港随时会有被日军占领的危险。

　　为了安全起见，宋庆龄与何香凝在邓颖超的建议下，决定把香港保育院的600多名难童分批向内地迁徙。

　　但问题接踵而来，怎样通过香港周围的日军封锁线呢?

　　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立即联络广东东江游击队，东江游击队立刻行动，在惠阳大亚湾开辟了转移路线，设立秘密联络站，派精干的交通员作向导。

　　香港保育院在转移中，其中有20名3岁以下的孩子，怕他们路途中发生意外，最后留在香港交给一所意大利人办的育婴堂代为抚养，后来香港光复后，这些保育生被香港保良局接收。香港保育院中有一批共产党人的后代，他们被分配在第二批撤退队伍中。

　　欧阳代娜回忆说：我是第二批撤退的，我们5位老师领着我们200名学生，最大的就是我，当时已9岁将近10岁了，最小的3岁，3岁的孩子走不动怎么办呢，就雇人挑着筐，一边一个孩子。

　　7月7日深夜，香港保育会第二批保育生200余名，坐船来到日军占领区惠阳大亚湾。拂晓前，乘日军哨兵换岗之机，小船冲进湾口，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天蒙蒙亮，在大亚湾一个叫沙鱼涌的地方靠岸。

　　一名等候多时的游击队交通员接应带路，孩子们连夜步行20里到达淡水镇。

　　游击队交通员带领200名孩子走进淡水镇，忽然发现一排伪军驻扎在镇里，并没有撤退，马上悄悄退了出来。

　　欧阳代娜回忆说：我们不敢进到那个镇子里，就在农村躲了一宿，当时是游击队，现在看来就是东江纵队的战士给我们送来稀饭，草草吃完以后，大家也不敢睡，都坐在那里，天不亮东江纵队的游击队就雇了3条船，把我们装到船上赶快送走了。

　　后来在1942年春季，东江游击队还是依靠这些交通线，曾经在沦陷中的香港救出800多名文化名人，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

　　1940年9月初，香港保育院来到湖南衡阳，孩子们欢欣鼓舞，以为来到大后方再也不用四处奔波了，但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王笑利回忆说：到了衡阳以后，一下车，没想到整个火车站上都没人，结果那里有一个车站的人，看到下来那么多孩子，简直大吃一惊。

　　欧阳代娜回忆说：当时，一个铁路员工40多岁的样子，一看下车的是一群孩子，当时就批评我们老师说，这些都是新中国未来的主人翁，这个时候你们怎么还把他们带到这里来，说刚刚日本飞机轰炸，每15分钟来一次，因为当时他带的燃烧弹不够，炸完他再去装弹再来炸，所以刚刚炸完，飞机15分钟就要来了，你们赶快领着孩子跑吧。

　　王笑利回忆说：他说你们赶紧跑出去15里，所以用不着老师多下命令，大点的孩子带着小一点的孩子，8岁的孩子能牵着两个孩子，最多是六七岁的或者五六岁的孩子一口气跑了15里，跑到了一个树林里算是逃出了虎口。

　　香港保育院的孩子们又开始了长途跋涉，他们从衡阳转到桂林，又从桂林步行到贵州贵阳，那已经是寒冷的冬天了。

　　王笑利回忆说：我们的那些衣服阿姨都给我们包起来，结果衣服都被小偷偷走了，说明当时社会也贫困，社会时局混乱到这种地步。

　　这时，王笑利的妈妈王辉从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要调动到重庆工作，路过贵阳忽然听到香港保育院迁移到贵阳的消息.

　　王笑利回忆说：当时妈妈想看看那里有没有我们，所以就去了，结果正好，先找到我哥哥然后找到我，说一看我们眼睛、耳朵、鼻子、脸、肚子全都是疥疮，而且全都是身上没有衣服，孩子们都挤在一块儿取暖，坐在乱草堆里，她看到后确实很伤心，就是掉眼泪。

　　王笑利被母亲接出来后，在母亲住处看到一本《晋察冀画报》，才得知离别5年之久的父亲沙飞此时正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她看到的画报上刊载了一组父亲沙飞拍摄的照片。

　　八路军在百团大战的井陉战役中，从战火中抢救出一对日本遗孤，后来被聂荣臻司令员收养，从此，稍大些的日本小姑娘就整天跟在聂荣臻身后，依依不舍，这一动人情景被摄影家沙飞偶然发现，他不失时机地拍了下来。

　　后来日军要扫荡抗日根据地，聂荣臻司令员怕这两个日本孩子再有不测，便委托老乡，把两个孩子带到石家庄交给了日本驻军。

　　几十年后，这个日本小姑娘带着自己的后代来到中国，看望了恩人聂荣臻元帅。

　　八路军这支仁义之师，在抗战中已经在华北赢得了人心，扎稳了脚跟。而驻扎在中国大西南地区的国民党部队，却经常偷抢百姓的衣物，各地都在袭击这支扰民的军队。

　　特别是国统区各级官员贪污成风，百姓们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黄土高原上的这座古城，那时有不少民主人士纷纷奔向延安。

　　为了消除共产党对民众的广泛影响，国民党特务组织开始了追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活动，这引起中共南方局的高度重视。

　　欧阳代娜回忆说：一到重庆以后，那时候重庆已经是白色恐怖很厉害，因为刚好是皖南事变，国民党要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他就打电话给邢西萍同志，邢西萍就说电话上什么都不要讲，赶快把两个孩子带到重庆办事处，就是现在说的红岩村。

　　那时，红岩村周围布满了特务，红岩村坡上的那棵黄桷树就成为新生和死亡的分水岭。从黄桷树右面小路上坡，就是八路军办事处;从左面下坡就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当时有许多进步人士误入虎穴命丧黄泉，欧阳代娜兄妹三人这一天随父亲欧阳山也来到这里。

　　当时特别高兴，觉得那真是一个新天地，里头一律都穿灰衣服，大家都喊同志，喊我们都喊小鬼，很亲切。所以上上下下大家完全换了一种新鲜空气，感到特别新鲜。

　　中共南方局妇委书记邓颖超对她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孩子们又享受到了久违的母爱。这时候的红岩村已经住满了一批革命前辈的家属和子女，急待转移到延安。

　　欧阳代娜告诉我们：因为当时国民党和我们协商好，每个月允许我们最多是4辆车到延安去，理由是输送八路军的家属，其实这个家属当中就是因为有需要我们党的干部，撤退出来的干部，或者重要的到延安去的干部，都是通过这个方式去的，这是一条公开的途径。

　　欧阳代娜回忆说：每个人都要化装，重新编身份、编自己的关系，所以我们都临时组成了新的家庭，因为我和我的父亲的样子长得太相像，我父亲就化装成一个湖南籍的老头，当时他30岁让他化装成50岁的老人，到延安去看看儿子，儿子是八路军。

　　李大立回忆说：当时就让我母亲扮成一个护士，说是山东国民党沈鸿烈的一个秘书的女儿，把我扮成是沈鸿烈的女儿，说是让这个秘书去给沈鸿烈送孩子去，这样就是把我们，我母亲和我加到了车上，实际上就是大卡车。

　　从重庆到达陕北延安，虽然他们带有国民党的通行证，但还要经过重重关卡盘问检查，才能通行。

　　这批从重庆来到延安的孩子，不久都被送进延安保育院。

　　延安保育院分为幼稚部与小学部，后来小学部独立建校为保育小学，当时两所学校招收学生都要经中央组织部和边区政府民政厅审批。

　　延安保育院招生240人，一批红军将领的遗孤成为首批保育生。他们的童年几乎都有一个不幸的经历，黄义先就是其中之一。

　　这批红军将领的遗孤由中央组织部的蔡畅统一照管。特殊的童年经历造成了他们特殊的感情，他们成为战时儿童保育行动中最为特殊的群体。

　　保育生黄义先回忆说：我们保育院那时候有一个毛海英，还有一个姜智慧，从那时候感情就不一样，我就把毛海英当成是毛主席的儿子，姜智慧一定是蒋介石的儿子，坏蛋的儿子怎么跑我们保育院来了，所以阿姨一分水果和饼干的时候，我就要跑过去抢，反正不能给他吃。

　　面对这批特殊的保育生，学校的教育就形成了不同于国统区保育院的教育方式。保育院老师一般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妇女委员会选派，老师主要由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和一批老红军组成，他们非常重视培养孩子们的立场观念。

　　1938年的夏天，延安经常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保育院转移到安塞的一个小山村里，但这并没有影响教学质量，学校的教学大纲是以培养革命接班人为宗旨而设计的，所以教学课程围绕这个中心展开。

　　保育院里稍大点的孩子在小学部学习，在学习文化课的同时，老师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军事素质。由于学校住在农村，紧靠延安到直通塞外的大路，为防止坏人进入延安，学校设立岗哨查路条，遇到形迹可疑的人就押送到乡政府审查。

　　1939年9月，延安保育院为了更好培养这批革命者的后代，申请中央组织部和边区政府民政厅从安塞搬回延安，10月，保育院在靠近中央医院的李家洼安营扎寨，以方便孩子们看病就医。

　　离延安保育院不远的中央机关和边区政府十分关心孩子们的成长，一有重大活动，一定要通知保育院学生参加，保育生们常常在各种活动中聆听毛泽东及其他老革命家的精彩演讲，甚至在中共中央的七次代表大会上，前排座位上都能发现保育院保育生的身影。

　　父辈们可谓用心良苦，他们这么做是为了让保育生从小关心国家大事，让他们懂得，他们的命运是与中国革命紧紧相联系的，他们必须时刻准备着。

　　延安特殊的生活环境造就出了特殊的一代新人，他们被当时延安的军民称为红小鬼。

　　1944年5月17日，首批中外记者参观团进入延安，这是打破国民党封锁后，进入陕甘宁边区最早的中外记者，延安保育院孩子们的活泼可爱、独立自主的行为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在中外各大报纸发表文章，报道在延安保育院的所见所闻。

　　一位叫武道的路透社记者这些写道：这里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里有一群普通而又伟大的人，他们又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出一代新人。这样的环境成长起来的新人，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征服的。

　　这些关于延安保育院的报道曾经在重庆引起一时轰动，重庆保育总会也把延安保育院树立为学习的典范。

　　李大立回忆说：延安保育院的教材后来拿到重庆去展览，还得了奖，奖给我们罗斯福布，我想可能是美国布，在延安当时就算是很奢侈的了。

　　后来，这批名叫罗斯福布的美国布料，被缝制成当时流行的制服，身着这些制服的保育生顿时引来延安群众的议论。这时，从重庆回到延安开会的周恩来得知此事，严肃地批评保育院老师，他说我们培养的孩子，今后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不能让他们从小就脱离群众。

　　恰在此时，重庆文化教育界正在展开一场教育目标大讨论。有识之士们尖锐指出，国统区的中小学教育只不过是培养学生出国留洋的基础教育，与振兴国家毫无关系。1945年4月7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提出陕北的小学教育是与大众相结合，是与社会实际相结合，这应该是中国教育的新思路。这种新思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得到全面贯彻。

　　1945年春节，那是延安最热闹的节日之一，大生产运动解决了当地百姓靠天吃饭的历史。百姓们在大年初二就涌到街头扭秧歌，表达庄稼人的激动心情。

　　这一天，保育院的师生到杨家岭给毛泽东拜年。

　　毛泽东问孩子们：小朋友，你们长大了干什么呀?

　　孩子们回答：当八路军、打日本鬼子!打国民党独裁!

　　毛泽东听了笑着说：对!准备打敌人好嘛，可是那时候日本侵略者大概早就被你们的父母打倒了，你们的任务就是建设新中国。

　　旁边的周恩来怕学生听不懂，忙说：你们的任务就是盖工厂，办学校。

　　延安保育院是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中最为特殊的一所学校，她艰苦的教学环境和独特的培养方式，为新中国的建设造就出一批栋梁之材，他们至今还在怀念着这个红色的摇篮。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8-17 15:0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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