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夏,保育会经常在汉口火车站接待从各战区抢救出来的难童,但到了1939年春季,一批批10岁到15岁的中国儿童,在日军刺刀威逼下从这里登上火车,但火车开往何处人们不得而知,甚至这些儿童来自何处人们也不得而知。
据1939年保育总会资料记载,一位《扫荡报》的记者从武汉发回一篇报道:日军正从汉口向日本国内秘密运输中国儿童,以补充劳力兵员之不足。保育总会理事长宋美龄立刻委托这名记者,设法查清这些儿童来自哪个地区,运输的车次和人数,但不久这位记者不幸被俘,日军把他砍头示众。
直到60多年后的今天,有些媒体仍然继续追寻着那些失踪中国儿童的下落。
1939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责令广东、湖南省,查对抗战以来损失人员数目。湖南省保育分会不久向重庆保育总会汇报,湖南省政府在核查湘北各县人口时发现,日本军队在湘北地区收捕10岁左右儿童,抽取血液救治伤兵或运往日本充当童工,十几个县失踪儿童已达4万余人。同时,日军在临湘、岳阳等地屠杀百姓185000多人。
此报告不仅震惊了保育总会的理事们,而且引起湖南籍官兵的担忧。
在抗战中,湖南百姓有170万人参军,其中有100多万为湘北子弟。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向蒋介石介绍湖南战局时说:时下不少传言摇动军心,长此下去将士斗志堪忧,救助军属迫在眉睫。
1939年7月,保育总会筹集500万元,派遣16支小分队协助湖南保育分会奔赴洞庭湖周边乡镇收容儿童。
但一场即将爆发的大战使收容工作忽然紧迫起来。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陷后,长沙以北地区成为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对峙的最主要战区。1939年8月,为了迫使中国政府投降,日军第11军制定长沙作战方案,定于9月下旬进攻长沙,洞庭湖周边乡镇顿时出现了大批日军。
这时,湖南省军政委员会要求保育会,必须把抗日将士的子弟列为首先抢救对象,并责令地方政府依照军属登记给以协助。
当年王樟生只有7岁,父亲是国民政府湖南岳阳县县长。那一天,王樟生的父亲接到第9战区的文件,命令他做两件事,一件是把岳阳地区稻田全部放水,阻止日军机动化部队的进程;第二件就是协助保育会疏散军属子女。因为日军在5天后要发起对长沙地区的进攻。
1939年9月初的一个傍晚,岳阳临湘300名军人子女在湖南保育分会老师的带领下,5天行走了200公里来到长沙城,他们被编入湖南第二保育院。保育院老师大多数来自长沙岳麓山下的大专院校。院长齐新,教导主任李融中,从前都是长沙教会中学的高级教师,她们自愿放弃优厚待遇,来保育院义务服务,这种行为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事情。
湖南第二保育院几乎收容了湖南省北部地区军政官员的子弟,孩子们与老师们谁也想不到,他们今后将度过的是怎样一个惊心动魄的岁月。
1939年9月14日,驻扎在岳阳、临湘的日军3个师团10万余人在空军的配合下,兵分三路向长沙外围进攻。很快,长沙外围重要据点几乎全被日本军队占领。长沙市区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王樟生回忆说:一天天警报,一拉那个声音吓死人了,那个紧急警报先是拉预备警报,就是可能要来,等到拉紧急警报的时候,就呜呜非常凄惨的那个声音,老师就带上我们上到后面的山上躲在树林里面,悄悄的大家都不说话。
9月下旬的一个深夜,保育院接到紧急电话通知:明天有上百架飞机要炸长沙,保育院要赶快转移到茶陵。
院长齐新放下电话,看表已是凌晨3点钟,她立即转身拉响了电铃。
黎维新回忆说:当夜就集合,说大家东西都不要带,就带一些随身衣服吧,拿一个小包。我们就到了长沙大西门上船,15条民船浩浩荡荡。
凌晨6点,木船悄悄穿过沉睡中的长沙,沿湘江向湘潭而去。
就在同一天,在他们身后,日军3个师团渡过汨罗江,长沙已经危在旦夕,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不得不也转移到湘潭地区。
3天后,又累又饿的孩子们看到前方的湘潭城,顿时兴奋起来,李融中问齐新院长,是否上岸休整一下,没有人想到,危险在一步步逼近。
王樟生回忆说:这个院长最有远见,她说湘江这个地方目标大,好玩是好玩,很可能是日本人轰炸的目标,她说我们不能在这里停。
黎维新回忆说:齐院长说我们正好隐蔽在那个有树的地方,我们15条船就隐避起来,说你们不准动。
王樟生回忆说:没有多久,后面就听见好大的“隆隆”的声音,都是日本飞机,果然来了,而且炸了码头。
湘潭街道上有很多老百姓就被炸死。
此时,日军11军先头部队距离湘潭只有40公里,齐新忙召集孩子们上船,船队刚刚离开,日军飞机又出现在湘潭码头。
湖南保育院的船队继续在湘江上航行,二天后,他们进入衡山,衡山风光使孩子们高兴得又唱又跳,但新的磨难在悄悄临近。
黎维新回忆说:走到衡山不远的地方,狂风大作,倾盆大雨,我们两条船,大船和小船是用一个缆绳捆在一起的,齐院长和李院长还有我们班上的女同志几个就在小船上,我们这个班上大概二三十个同学就坐在大船上,小船和大船都颠簸得很厉害。
王樟生回忆说:就要翻船的样子,他们好多人都要跳水,他们说我们会水,院长就不让他们跳,因为风浪很大。
结果就这个时候,那个船的老板娘就拿一把菜刀,要把这个绳子砍断,砍断了以后就能保住院长的船,因为她们坐的人多,如果要翻船就把小孩淹了算了。
湖南保育院船队沿湘江转入涞水航道,经过18天的艰难行程,目的地茶陵县到了。湖南第二保育院在茶陵县的霞东村安营扎寨,孩子们开始了半天学习半天劳动的生活。
10月中旬,长沙第一次保卫战刚刚结束,身上还带着硝烟的孩子家长在湖南保育分会的组织下,来到茶陵县的霞东村。当他们看到保育院老师无微不至关怀着自己的子女,十分激动,第九战区湘岳游击纵队向老师保证,誓死保卫长沙,决不会让日军再次渡过新墙河。新墙河是湖南省会长沙外围最重要的一道防线。
然而,他们的誓言后来成为遗言,194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第二次长沙大战,日军322门火炮向新墙河防线的中国守军猛烈开炮,湘岳游击纵队三分之二的将士在这一天阵亡。
这时,湖南省保育分会在湘北地区又收容了难童3000名,保育分会立即通知附近保育院来长沙接收新生,齐新和李融中在保育分会接收新生约200名。
9月27日下午,齐新和李融中带领200名保育生,刚要离开长沙,日军早渊支队渡过浏阳河,突然冲进了长沙城。城中的中国守军仓促之间立刻反击,但为时已晚,日军早渊支队已经占领长沙东北部分街道。
齐新与200名保育生陷入日军与中国守军的对抗地带。她们头顶枪弹乱飞,已经无路可逃,正在焦急中,天空突然出现美国志愿队陈纳德飞虎队的轰炸机。在被炸日军的一片混乱中,齐新和李融中带领保育生东奔西跑,在傍晚终于冲出了长沙城。
这时,城外日军第三师团先遣队发现了她们的行踪,以为她们是第九战区司令部的家属队伍,在后面紧追不舍。
齐新与保育生日夜奔跑,她们于第三天早晨跑到株洲,以为摆脱了日军的追击,在株洲火车站买米做饭,不料日军第三师团尾随而至,齐新与保育生赶紧向大山深处的茶陵县跑去,所幸日军第三师团没有再次追击,他们在株洲破坏掉主要军事设施后,撤回到长沙附近地区。
5天后,第二次长沙大会战结束。
在这次大战中,湖南第二保育院中有100余名保育生失去父亲,有67名成为孤儿。
不久,齐新对保育院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把500名保育生分为50个小家庭,每一小家庭分2名女老师担任他们的妈妈,照顾他们每天的吃饭起居。
李文辉回忆说:到了半夜,我经常起来撒尿,都知道半夜还要查实我们,轻轻地走到我们身边,看谁没有盖上被子,他还来给我们盖上辈子,所以那些老师不是父母胜似父母,真是操心。
衡山儿童教养院在半年时间里,死亡儿童700多人,不仅惊动了湖南各界人士,而且激怒了孩子们的家长,这批孩子大多数是军人子女,父母或兄长多数驻守在长沙外围湘潭防线,他们悲愤交加,要求地方政府严惩学校领导。
但此事不知何故却不了了之,使官兵们伤透了心,也为后来的一场兵变埋下了祸根。
据史料记载,在1944年6月的第四次长沙会战中,日军第116师团在攻击湘潭防线时,防守该处3个师的湖南籍守军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就逃之夭夭,就连进攻的日军也大惑不解,长沙城就这样被日军轻易包围。
6月8日,日军仅留三分之一部队攻打长沙城,主力部队继续南下,直逼衡阳一带,距离衡阳不远的湖南第二保育院危在旦夕。
黎维新回忆说:当时国民党撤退的很紧急,齐院长和李老师商量,我们孩子跟着省政府的路线走,省政府就准备撤退到汝城大山区。她们说,我们在那里可能还有一线希望,让他们拨一点粮食给我们吃。
这时湖南第二、第四保育院合并,难童已达1000多名,他们离开茶陵的第三天,日军先头部队就到达了茶陵,从当地政府树立的死难者纪念碑上看到,日军来到此地,屠杀来不及转移的百姓,但1000名保育生逃过了一劫。
1944年6月中旬,他们正沿着一条山间小河向大山深处的汝城转移,这次远行令他们终身难忘。
李文辉回忆说:那时候保育院的经费也不是说由国家固定地拨给我们,大部分都是靠着院长老师他们去募捐的,而在逃难的时候你到哪儿去募捐呢。
刘建本回忆说:当时老师都是向当地的老百姓或者向政府、或者向那时的保甲讨一点东西,大一点的孩子身上就用裤子把米塞在身上,他们走在前面就做饭,有时候还有一点米可吃,有时候米不够了就煮稀饭,后面老师带着年纪小的或者生病的孩子从后面赶来了。
湖南保育院在逃往汝城的路途中,后来有一个月无法筹集到粮食,只好给学生吃野菜树皮。
1944年的湘桂大战,以国民党军队的失败而告终,日军按照预定计划打通了横穿中国南北的铁路线,并占领贵州独山附近,打开了通往重庆的门户。这时国民政府的党政要员惊惶失措,纷纷逃离重庆,不少有钱人家漂洋过海寻找新的家园,军队的一些军官也发出了中国已亡了的论调。
有一天,一个同学问出了孩子们压抑在心中很久的一个问题。
李文辉回忆说:同学问老师,你们都说我们中国的版图要比日本大得多,我们那么大的一个国家,怎么被小日本打败了,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呀?老师说,落后就要挨打,我们要不落后不挨打,就得要富强,要富强就得靠我们每个人,也不是靠政府,就得要靠每个中国人要自强起来。
1944年9月间,湖南保育院1000余名师生长途跋涉赶到汝城。
汝城地处湘南山区,是大土匪胡凤璋的天下。
1000多名保育生在当地小学安营扎寨。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胡凤璋派人来请教员吃饭,这位声名狼藉的土匪竟这样热心,不能不令齐新疑惑。
不久,问题出来了,一天傍晚,7个男孩子在河边玩耍,一会儿不见了,经多方查找,认定是被胡凤璋的儿子骗去了。
齐新于是领着老师们一起到胡凤璋儿子的土匪窝上华寨要人,胡凤璋的儿子不知保育院到底是什么机构,放了7个孩子。
然而风波并没有就此停息。
不久后的一个深夜,汝城县政府突然发来紧急通知,据一个被捕土匪招供,晚上胡凤璋的土匪要抢保育院的孩子卖到云南。时间如此紧迫,向几十里地之外的驻军求救已不可能,齐新决定与土匪周旋到底。
她叫来教务主任李融中,俩人分头叫醒孩子们,点燃所有的煤油灯、煤气灯。
这时,田野中闪出一路火把,老师们已看得清土匪的身影。
黎维新回忆说:要求助吧,县城离我们8里路,那时通讯工具也没有,我们自己都是孩子,老师只有一个搞总务的老师是男的,全部是女老师,这怎么办?
黎维新回忆说:大家唱歌,整队站在礼堂里,一个班、一个班的老师带,不准分散,一分散土匪就容易害你了,这样,土匪一看保育院通明透亮,就以为我们早有准备,甚至有军警在这里保护我们,土匪就走了。
此事影响了1000多名孩子的成长,他们知道只有勇敢面对困难,才能战无不胜。那段时间,粮食奇缺,加之胡凤璋经常骚扰,保育院简直陷入了绝境,女生班只好在老师的带领下,靠给军队缝制衣服勉强度日。
无奈之下,李融中和齐新坐船赶到100多公里外的第九战区司令部去要粮,这时,薛岳夫人方少文却突然要求她们解散保育院。
此时的薛岳紧皱眉头,残酷的湘桂大战已经使第九战区无还手之力,薛岳说,你们就散伙吧,责任不在你们,第九战区已经无力养护这些孩子。
然而,湖南保育院却生存了下来,他们自己办起了农场,开垦土地达300多亩,并成立了服装厂。
齐新和李融中带领孩子们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8年间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齐新、李融中还给一些女孩子找到了婆家。但她们自己却错过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两人后来一直单身。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8-17 15: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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