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童》 第九集 抗争
2017-08-19 09:13:21  来源：柴薪gg的新浪博客  点击：  复制链接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共收容流浪儿童3万多名，成立40多所保育院，对难童进行新式教育，并一直培养难童到高中毕业能够自食其力为止。这一公益行动引起不少有识之士的关注，因为在当时社会，公费集体养育儿童还是一个新鲜事物。

　　李公朴先生曾经写文章说：即使不是为了这次抗战的爆发，我们觉得以往中国大多数儿童的生活也太坏了，大多数贫苦儿童，平时得不到良好的教养，所以目前必须唤起国民的注意，趁此机会改进儿童的养教，增进儿童的集体教育。

　　1939年的冬天，南京传出一条新闻：为建立大东亚帝国，中日小学生已经结成友好同盟，同时还连载了两国学生互访的照片，大肆宣传中国学生在日本受到隆重的欢迎，两国学生在中日两国之间已经建立起友好的桥梁等等。

　　这一新闻使重庆抗日同盟发生不小的震动，一些人提议组织民间团体到日本访问，以消除两国日积月累的仇怨，而重庆的保育院最适宜，最能引起日本国民的同情。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立即发表声明说：不知某些人是何居心，利用无知幼童达到投降之目的，全不顾中华民族之尊严，国人应该警惕。

　　12月4日，重庆新华日报积极响应，发表《加强沦陷区域的文化工作》，提出关注沦陷区和游击区儿童的抢救教育问题。

　　汪精卫在南京建立汪伪政权时，第一步就是决定修改原有国民政府的教育制度，重编学校教材。

　　1940年6月20日，汪伪政权于南京召开教育行政会议，江苏、浙江、安徽、湖北4省教育厅长参加，汪精卫提出，反共建国为一切施政方针，也是教育方针。

　　7月6日，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致函汪精卫，要求日语为江南各校的必修课。汪精卫立即电令各学校遵照执行。不久，日本秘密颁发《对支那宣传策略纲要》，其中把教育中国儿童当成主要工作之一。

　　同时，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与汪伪政权商定，对统治区的中小学老师必须进行短期培训，成绩优秀的派往日本进行深造。

　　1940年12月中旬，重庆保育总会召开常务理事会议，讨论制定关于敌占区儿童的抢救事宜，并首先通过在浙江省、江西省设立至少五所保育院的决定。

　　1940年春节过后，保育会浙江分会和江西分会立即组织妇女战地服务队，深入日军占领区，动员学校师生向国民政府占领区搬迁。

　　浙江保育院设在敌后根据地浙江碧湖天禄宫。

　　院长是28岁的李家应，中央大学教育系的毕业生，早就希望建立一所小学一试身手，但由于没有经验，她聘请地下党员严金明为她的助手。

　　学校从此成为碧湖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避风港，学校的老师大多数也由严金明来任免。

　　参加保育院工作的教职员工，无论院长教员，月薪一律10元，而当时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费用约15元，他们一日3餐和儿童一起吃，只有聘用一名医生月薪50元，理发员月薪14元，算是特殊的待遇。

　　浙江保育院比起大后方四川保育院来要艰苦得多，不仅经费难以落实，还时时处在敌人的直接威胁之中，保育院只有靠自力更生，独撑门面。

　　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师生们共同垦荒1000多亩，除种植水稻蔬菜等农作物外，还大量修建校舍，改善住宿条件，后来保育院发展成为了一所农场学校。

　　这所越办越特殊的学校，不久引起当地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注意，他们强迫李家应院长辞退思想进步的老师，见李家应不予理睬，最后通过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向李家应施压。

　　1941年5月1日,，当地国民党三青团秘密决定，要把浙江保育院的进步老师一网打尽，但第二天他们突然袭击保育院时，那些老师已经离开学校，透露这个消息的就是院长李家应。

　　5月中旬，中共地下区委安排一部分老师离开学校，到皖南地区参加了新四军，不幸的是，这批老师参加新四军不到半年，就在皖南事变中被捕了，他们被集体押运到江西关在上饶集中营，成为集中营里一批顽强的共产党员。

　　《上饶集中营》的电影，真实地再现了这批老师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1941年10月23日傍晚，这批老师同几名新四军战士夺取敌人机枪两挺，冲出了集中营，他们在武夷山区坚持斗争达半年之久。

　　这批老师的离去，对于浙江保育院来说，简直就是釜底抽薪，特别是在1942年那场突然降临的灾难面前。

　　故事得从一次空袭说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决定对日本本土进行一次空袭，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计划，组成了一支经过改装的B-25双引擎远程轰炸机编队，轰炸机由航空母舰运到日本东部海域。

　　1942年4月18日，美国轰炸机轰炸了东京、横滨、名古屋等地，轰炸机完成任务后没有全部返回航空母舰，其中有5架降落在中国浙江南部的衢州机场。

　　这是日本战争爆发以来本土第一次遭到空袭，日本国内马上向上海日军大本营施加压力。日军大本营认为，美国飞机不管从何地起飞，最后的降落地一定在中国，而中国浙江南部的机场距离日本本土最近，所以对日本本土的威胁也最大。

　　1942年4月30日，日军大本营调集15万部队，突然向浙江南部地区发起进攻，浙江保育院措手不及，当天夜里集合学生向大山里逃去，他们赖以生存的农场校舍被赶来的日军全部烧毁。

　　浙江保育院师生从此开始了长达2年之久的逃亡生活。在瓯江上游龙泉溪的崎岖山道上，保育院的孩子们身背行李，匆忙地赶路，他们没有目标，只要离日军越远越好，那2年里，1500多名孩子在山林里生活，在山林里完成学业。

　　1942年7月，一支日军突击队发现了浙江保育院的行踪，以为他们是国民政府要员的子弟学校，企图抓住他们要挟国民政府，开始在山林里追击他们。

　　保育院院长李家应打听到浙江西南部山区大溪住有抗日游击队，带领师生们往西南山区逃难。保育院队伍刚到大溪，日军已经跟踪而至，师生们只好向更偏远的云和县逃难。

　　他们更为艰难的时期是在1943年。

　　1月，汪精卫来到浙江杭州视察清乡工作，他提出清乡必须先清心，规定被占领地区的中小学校，一律举行思想大检讨，年幼的儿童在清乡队的欺骗下，纷纷揭发自己的父老乡亲。

　　安徽芜湖一所学校在大检讨中，被抓走123个老师和74个中学生，日军认为这些人有反日的思想倾向，所以他们先后被杀害了，浙江金华、衢州等地也经常传出学校老师被日军砍头挖心的消息。

　　在浙江南部山区流浪的浙江保育院，陷入沿途乡镇无人敢于接待的困境。重庆保育总会宣传委员沈兹九女士，联合《新华日报》、《大公报》向政府社会呼吁：救救浙赣战区的学生，动员沦陷区撤退的青年，迅速回到沦陷区去，协助保育会抢救屠刀下的儿童。

　　浙江保育院不久在中共浙江工委的帮助下，撤退到靠近武夷山区的浙江西南山区，那里曾经是中央苏区红军挺进师开辟的根据地，他们得到了乡亲们的友好接待。

　　1943年12月，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为了巩固中国占领区，日军准备从黄河北岸新乡到越南河内之间开辟一条南北贯通的大走廊，在此计划中日军投入兵力达51万人，而湘桂大战则是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中国军队有所准备，但战役一打响，还是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

　　1944年6月10日，日军下达进攻长沙的命令，18日长沙失陷，5天后日军就兵临衡阳城下，这时衡阳教养院的800名保育生还滞留在衡阳城内，此时城里乱作一团，市民纷纷向出城的唯一通道衡阳大桥跑去。

　　衡阳教养院大多数是10岁以下的儿童，仅靠30多名教职员工来带领转移，困难重重，他们寻找当地军政部门的帮助，但那些官员们理都不理就匆匆逃命去了。

　　危急中，教养院老师们立即把保育生分成26个童子军中队，每队30人，由一名老师带领，向衡阳西南约300华里的东安县城转移。

　　衡阳教养院里大一点的同学行动迅速，飞快跨过城西的衡阳大桥。

　　小同学和学校行李车由于城市交通阻塞，在第二天早晨才挤到江边，此时日军突击队已经接近衡阳大桥，一时难民队伍大乱。

　　吴南生回忆说：一队日本鬼子的突击队准备要去炸衡阳机场，在衡阳大桥两面交火了，衡阳大桥事先在铁路桥上安装了爆炸物，就把衡阳铁路桥炸了。

　　衡阳大桥被炸，宽阔的湘江成为无法逾越的天堑，老师们只好领着120名小同学到江边码头，靠正在撤退的守军帮忙，孩子们顺利坐上了军用渡轮，但渡轮刚行至江心，赶到江边的日军与对岸的国民党守军就开始激烈交火，江中的渡轮成为日军攻击的目标，很多船只中弹沉没。

　　这时，准备轰炸衡阳机场的日军飞机从天而降，对着湘江的轮船狂轰滥炸.

　　渡轮上几个会游泳的老师跳入江中，拼命游到了对岸，回头望去，江面上一大片尸体和船只的碎片，120名孩子和其他老师已经不见了踪影。

　　迁移到东安的衡阳教养院，这时加强了对保育生的安全管理，老师们发誓再也不能损失一个孩子。

　　7月9日，驻军发来通知，日军飞机可能轰炸东安县城，衡阳教养院必须尽快向广西撤退。老师们在东安寻找交通工具，但一无所获。

　　下午，孩子们发现在东安教养院停着十几辆大卡车，赶忙爬上去。东安教养院的老师和孩子们忙上来趋赶衡阳来的保育生。

　　双方大打出手，衡阳来的保育生由于人多势众，终于获得胜利，老师们无话可说，抢到交通工具就是暂时保住了生命。

　　虽然抢到了卡车,但由于人太多，大同学只好坐在车顶，没想到几个保育生却不幸在汽车颠簸中摔死了。

　　“湘桂大撤退”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中最为悲惨的事件之一，几百万名难民为了躲避战火，成群结队向贵州、云南逃去。

　　衡阳教养院的师生到达桂林，刚休息四五天，又传来日本飞机要轰炸桂林的消息，他们跑到车站爬上了开往柳州的火车。

　　那是一段死亡之旅。

　　60年过去了，仍健在的保育生对那段历险记忆犹新。

　　吴南生回忆说：从柳州开始，我们联系了两个车皮顶顶，我们小同学坐车顶了，大同学从柳州开始老师就给你布置了，明天从什么地方会合，那些大同学就是越走越少，有些根本就没到目的地，也不知道下落，我们这些小同学还坐车坐到广西的六甲，但是到那个地方，又发生了霍乱症，死了不少人，那时没有药吃，死了就埋了。

　　蒋仕建回忆说：大家一到晚上都哭，想妈想爸想家乡，哭得不得了，当时老师就给我们做游戏，讲故事，慢慢就好了。

　　保育生们两个月后到达独山，然而，此时的独山并不太平。

　　当他们还在通往独山的路上时，国民党军队就在桂林柳州会战中失败，5天后日军又轻而易举占领宜山，这时，通往四川重庆的交通要道独山完全暴露在日军的炮火之下，重庆的军民顿时一片恐慌，蒋介石也不得不在峨眉山上设立了临时指挥所。

　　独山这时囤积着大量的军火和物资，已经无法运走，国民党守军准备就地烧毁，逃到独山县城的保育生无论如何想不到，更大的灾难在一步步向他们逼近。

　　1944年12月1日，距离独山40公里处发现日军的先头部队，衡阳教养院只好把100余名生病无法行走的学生和老师，委托给独山随军医疗站，教养院的其他师生匆匆忙忙离去，向着更远的目的地重庆逃去

　　吴南生回忆说：用现在的话说，就把我们100多个老师、学生、校工就丢到独山了，过去说滞留独山，实际上是带不走就把我们丢了， 12月2日的晚上，独山处理军用物资，在独山的不同角度烧起来了，那个火慢慢集中，全独山都是大火呀，红了半边天，反过来看独山都是亮的，那个炮弹、子弹爆炸，简直惊天动地!

　　蒋仕建回忆说：独山也是很繁华的一个地方，市场很繁荣，第二天我们醒来一个人都看不到了，大家都跑了，不知道哪儿去了，局势紧张了。

　　由于6岁的吴南生重病缠身无法下床，吴长贵只好决定明天再走。

　　此时的独山到处都是日伪军，惊恐不已的几个保育生逃到一个叫豆芽井的小山村，山村里的老百姓也早已逃难，他们就躲在一个小屋里一直呆到5天后日军撤退。

　　独山的陷落使重庆门户大开，蒋介石忙从缅甸作战的中国远征军中抽调精锐部队，反击日军。

　　1944年12月8日，日军撤出独山县城，几个保育生回到随军医疗站寻找住院的同伴，可是眼前的情景让他们惊呆了。

　　吴南生回忆说：那个房子已经烧成了废墟，我们没跑出来的老师、同学、校工全都烧死了，非常惨的，其中特别是在几个门的地方，是向外爬的那些姿势，哎呀，我是边流泪边看，人的皮肤都已经腐朽了，我们也无能为力，我们在那儿哭了一场。

　　独山大火使衡阳教养院100多名师生遇难，侥幸存活的几个保育生也陷入了困境。

　　一个多月后，当3个瘦骨嶙峋的孩子站在早已到达重庆的妈妈们面前时，教养院的妈妈们已经认不得他们了。

　　当年衡阳教养院的学生花名册，在重庆张家花园，教养院老师按名册清点人数时，好多名字无人应答，800多名保育生的衡阳教养院，这时只剩300多人，500名保育生在逃难中失踪。

　　那天，全院师生大哭一场。

　　衡阳教养院在“湘桂大撤退”中的遭遇，震动了重庆保育总会。

　　保育总会于1945年初，停止了各地保育院迁徙到四川大后方的行动。作为补救措施，保育总会在进入四川的第一站万县和贵州的贵阳设立接待站，资助输送沦陷区的学生在大后方求学深造，学生考入保育中学学习的，生活费用与学习费用由保育会全部承担。

　　据1945年4月《新华日报》的一篇社论记载，江苏、浙江、安徽约有20余万中小学生从沦陷区逃向重庆大后方。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抗战其间的作为，得到国外人士的关注，特别是1945年初，美国援华会一次向保育总会拨款4200多万美元，这让全国各地的47所儿童保育院，终于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8-19 09: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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