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都分会概况
1938年5月29日,由吴贻芳(华西神学院院长)、王枫、陆秀发起,约集范寓梅(四川省妇女指导委员会总干事)、陈翠贞、杨芳、岳宝琪、张映书、郭风鸣、石璞、顾味贞、刘云波、乐以成、李宛青、但同梅君、韩光华、向王宁萸、罗家惠以及国民党成都军政负责人的夫人在成都举行会议,正式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成都分会。与会者均为分会的理事或常务理事。6月17日,在成都市孤儿院举行分会第一次常务理事会,推选陈翠贞为秘书处主任,兰素琴为副主任;冯碧霞为设计委员会主任,朱碧辉为副主任;范寓梅为组织委员会主任;唐世兰为副主任;岳宝琪为宣传委员会主任,王枫为副主任;杨芳为保育委员会主任,陆秀为副主任;郭风呜为输送委员会主任,王瑜平为副主任;吴贻芳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刘更素为副主任。成都分会成立后,在社会各方面人士的支持下,积极筹备人力、物力、财力,克服战争时期的困难,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利用祠堂庙宇组建保育院。在成都皇城坝设立临时保育院,收容由保育总会转来的儿童。 、
成都分会临时保育院,是一个接转性质的临时机构。要使儿童们有一个安定生活,而又具备读书的环境,还必须建立几个保育院。在分会理事和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先后在乐山、郫县、简阳、新津建立了4所保育院。保育院的全称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都分会第×保育院。
成都分会从1938年5月到1946年6月撤销,8年中教养的儿童在1400人以上。
二、保育院历任院长
成都皇城坝临时保育院,又称第三保育院。院长陈翠贞,又说为郭凤鸣,后由钟昭华继任。该院接收总会输送来的儿童,并分配至分会各院。由于日军加紧了对成都、重庆等地的空袭,保育院经常跑警报,无法上课,分会遂将皇城坝保育院儿童分送简阳、新津等院,成都保育院遂告结束。
乐山保育院为成都分会第一保育院。首任院长黄达征(贞),是一位川军军官夫人,在她任职期间,由于生活水平下降,缺医少药。同学们的身体素质下降,流传院长有贪污行为。乐山县县长派警察抓走了两位老师,同学们不答应,县长又亲自带了警察来院平息事端,被同学们打跑。黄院长也被赶走了。第二任院长卢怡超,是一位法律系毕业的学生。对农业生产很在行。在这位院长的领导下,院里的劳动生产搞得很好,生活一天天得到改善,同学们的精神面貌比以前好多了。第三任院长王中惠,情况不详。
郫县保育院为成都分会第二保育院。第一任院长张云芳,任期从1938年开办起到1939年春。她是川大毕业的学生,本县人。任职期间,经常在本县和邻县的政界、商界、教育界、宗教界和民众中宣传救济儿童、教育儿童的重要意义,募集经费和物资。这位院长对儿童十分关怀,使难童们感受到新家庭的温暖,同学们也很热爱她。第二任院长陈瑾瑜,大学毕业,她与吴贻芳有亲戚关系。她的任期是从1939年春到1939年冬。在陈院长近一年的任期里,郫县保育院生活情况特别好。每天两干一稀,8人一桌。早餐一菜,午餐4菜一汤,每周一个小牙祭,(当时四川吃肉改善生活叫“打牙祭” )半月一次大牙祭,一月还要聚餐一次。陈院长在任时做了三件大事:一是每月举行一次军事训练;二是1939年夏,组织全院师生去青城山旅游,途中组织同学们进行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取得较好的效果;三是举行庆祝郫县保育院建院一周年纪念活动。总会、分会及许多名人,如冯玉祥、宋美龄、陈立夫、陶行知、萨镇冰、吴贻芳等均题词祝贺。第三任院长王俊如,任期自1939年冬至1941年春。上任后,物价上涨,发生苛扣经费等贪污行为。同学们的伙食越来越差。早餐的稀饭是清汤汤,大家都吃不饱。偶尔吃一次肉,一人只有一两片。学生自治会要求公布账目,竟遭到斥责。于是,在1941年3月的一个夜晚,爆发了打院长事件,把王院长一伙赶走了。第四任是严院长,任职时间很短,自1941年7月至9月,是吴贻芳请来代理院长的。严院长接任后积极聘请进步老师,推进院务.并向全体师生员工公开自己的办院方针,即:“三大理想”、“五项原则”、“两个方法”。三大理想是:1.精诚团结的大家庭;2.手脑并用的活的学校;3.民主化的小社会。五项原则是:1.工作第一(遇事坚守岗位工作);2.儿童第一(院务重点,一切从儿童出发);3.健康第一(诸事首先保护儿童健康);4.精神克服可能的物质困难;5.废除体罚。两方法是:1.说服教育(耐心细致的工作);2.感化教育(以身作则)。严院长把办院方针公布后,要求同学们密切配合,共同推进院务,成绩斐然。
简阳保育院院长杨芳。她是成都分会保育委员会主任,原名牟雪芳,随丈夫姓改名杨芳。留美学生,与宋美龄同学。副院长朱志芳,又名朱永方。江苏徐州人。
新津保育院第一任院长钟昭华,任期从1939年开办到同年12月1日。在职期间兼任成都分会第四保育院董事会常务理事。她慈祥和蔼,关心同学们的学习和生活。在院的时间虽不长,但给同学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钟院长调保育总会时,赠送同学们一幅横幅:“像圆圈一样,永远虚心向前”。第二任院长陈肖松,金陵女子大学毕业。她治学严谨,对同学要求严格。喜欢在早操或升、降旗时讲一段富有启发性的话。她经常“私访”,个别同学上课时搞小动作,她会突然降临身边拍拍你;有时几个同学在一起聊天,她也会突然降临;遇到调皮或犯错误同学,她会扭住你的耳朵不放,甚至实行体罚。她任院长的时间较长,从1939年12月初上任一直到1946年夏保育院撤销为止。1945年1O月1O日,国民政府颁发给她一枚“抗日战争胜利勋章”,她是全国授勋的12位保育院院长之一。
三、保育院的机构设置
院长以下一般设总务、教导、保育三个股。总务股下面设有文书、会计、财务、保管4个组。教导股的老师分为任课教师,班或级指导教师。编级情况:郫县和乐山保育院都编为一、二、三、四、五、六年级,六年级为高小毕业班。新津保育院班级称为“团”,即忠孝团(五年级)、仁爱团(四年级)、信义团(三年级)、和平团(二年级)、建国团(一年级)、胜利团(相当学前班)。每一级(团)设一名指导老师。保育股下设生活管理和医务室。主要任务是管理儿童的吃饭、穿衣、睡觉等生活。医务室有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下设两三间病房,或叫隔离室,防止疾病传染。每学期对儿童进行一次体格检查,注重儿童的营养,矫治儿童身体上的缺陷,发现病童即送成都三大联合医院治疗。
成都分会第一保育院建院时间是1938年7、8月间,因其院址设在乐山县,所以又叫乐山保育院,简称蓉一院。最初在县城江边紫云宫,1939年乐山县城遭日机轰炸,又迁至大佛寺河对面的杜家祠。由于保育院的儿童年龄大小不一,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入院不久,部分同学就毕业了。有的考进中学就读,有的选入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由于该院人数逐渐减少,保育总会于1942年发出批示:“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决定将人数不足的保育院予以合并。”分会随即撤销乐山保育院,有84名同学合并到郫县保育院,72名同学合并到新津保育院。
成都分会第二保育院,建院时间是1938年8、9月间,院址设在郫县太平寺,故又叫郫县保育院,简称蓉二院。该院1943年8月撤销,有100多名同学全部合并到新津保育院。成都分会第三保育院设在简阳县,故又叫简阳保育院,建院时间是1939年5~6月间,院址在简阳河东东溪场魁星阁旁的三溪祠,简称蓉三院。该院1944年春撤销,合并到新津保育院。
成都分会第四保育院设在新津县纯阳观,又叫新津保育院,简称蓉四院。建院时在该县设立了院董事会,由范寓梅、钟昭华、兰凤阳等分会、院老师与新津县各界人士协商,聘请新津县县长赵宗炜等5O名知名人士组成,选举赵宗炜为理事长。这个董事会在发动地方人士募捐筹措保育院经费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建院时间是1939年5月,同年9月1日正式开学行课。新津保育院是成都分会最后撤销的一所保育院。从建院到1946年夏撤销。经历7年时间,培养和教育的儿童达600名。
四、保育院的教育
战时儿童保育院,不是一般的慈善事业,它和国家的前途与民族解放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当年中共南方局周恩来曾指出:“儿童是社会力量的一部分,是抗日战争中一支生力军。儿童应具有救国、革命、创造新中国的理想。”这是对保育院教育最基本的概括。在抗日战争年代里,保育生没有家,保育院(校)自然就成了他们的第二家庭。保育院既是家庭。又是学校.这就是保育院和普通学校的区别。成都分会保育院的教育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
(一)爱国主义教育
保育院对儿童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灵活多样,生动活泼。保育生大多是战争硝烟里辗转来到大后方的,对于家毁人亡的滋味体会最深刻。没有国,哪里还有家呀!保育院一年级的国语课本第一课便是:“打打的,的打打,日本鬼子出兵啦!”高年级的国语、地理、历史等课程,老师都结合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讲全国军民奋勇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情形;讲抗日英雄如“南口一壮士”,“司机胡阿毛”,“台儿庄”、“平型关”大捷,“上海八百壮士”等战斗故事,讲岳飞抗击金兵,戚继光抵抗倭寇。以及文天祥的《正气歌》等,以激励儿童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学习《最后一课》时,老师结合自己的感受,讲得悲愤激昂,使同学们触景生情,热泪盈眶。在每星期一上午举行的纪念周会上,报告国内外时事,讲各个战场的形势,中国军民抗日的捷报和陕北边区的情况。上级派员或知名人士到保育院视察、参观,都要鼓励同学们热爱国家,努力学习。1943年12月,爱国将领冯玉祥到新津发动民众献金支援抗战救国时,专程到新津保育院看望全体师生,鼓励同学们“好好学习,听先生的话,做一个国家的小主人”,并赠送全院同学八个字:“忠于国家,孝于民族”。还一再叮嘱大家,一定要把这八个字装进自已的小口袋里。分会、总会的妈妈们来院视察时,也教育同学们热爱国家。这些教导给儿童们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节假日举行文艺晚会时,演唱歌颂抗日、保卫祖国的抗日歌曲,如《流亡三部曲》、《黄河大合唱》、《满江红》、《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打回老家去》、《黄河颂》、《保卫黄河》、《中华民族不会亡》、《八百壮士》、《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热血歌》、《抗敌歌》、《救国军歌》等等。其中有齐唱、轮唱、化装演唱,还有双簧、活报剧、话剧等,形式多样,十分感人。乐山、郫县、新津保育院的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走向社会,用歌唱、表演等形式向民众宣传抗日,唤醒民众。
(二)民主进步教育
由于战时儿童保育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产物,不少爱国进步人士、共产党员参与保育会、院的工作,尤其是1938年11月中共长江局迁往重庆改为中共南方局以后,派往保育院担任院长、主任、老师的共产党员日益增多,对保育院的施教方针影响很大。如乐山保育院建院初期的教导主任、总务主任、音乐老师都是地下党员。据该院同学回忆,他们常常在夜间围着教导主任张四维,听他讲《西游记》时,中间往往停下来,讲一些“苏维埃”等新鲜事,灌输进步思想。又如,1941年9月,贺哲仁聘郫县袁载春,刘惠(又名柳惠)、刘静予、周一琴等进步老师,并经过这些老师的共同努力。推进他所制定的三大办院方针。由于各院都有一些进步老师和地下党员,因而不少同学从少年时代就萌发了追求真理,响往进步的思想。
(三)劳动生产教育
成都分会所属保育院都有劳动生产教育课,既能启迪同学们的劳动观念,又能学习一定的生产技能;既能培养大家手脑并用的能力,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助保育院的经费不足,如喂猪、养鸭、种菜等。保育院本身就是一个大集体,这个集体就象一个大家庭,在乐山保育院的大门上挂了一条横幅:“我们自己创新的家”。在新津保育院的劳作房上写着“劳工神圣”四个大字。凡是生活在这个大家庭中的成员,都受到各种各样的锻炼,培养了独立生活,热爱劳动的优良品质。首先是学会整理内务,如叠被子、放洗脸盆、口盅、牙刷和碗筷,做到规范化。其次,大的儿童参加生产劳动,小的自己学洗衣服,缝补衣服,缀扣子等。
根据国民政府要求保育院所在地政府拨给保育院附近的公地补助的命令,各保育院先后建立了农业生产基地。乐山保育院在杜家祠附近开出100多亩地,院长卢怡超课余时。组织同学们下地松土、锄草、匀苗、追肥,并在去农场的路上建立一个牌坊,挂上幅对联,上联是“吃自己饭流自己汗”,下联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干”,横联:“自食其力最光荣”。该院师生吃到自己生产的蕃茄、红萝卜,感到很高兴,因为这是自己劳动的果实。新津保育院种的蕃茄,在当地算是新鲜事。同学们还在县农技推广所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帮助附近农民捕摘有螟虫的叶片,学习防治农作物病虫害知识。此外,各保育院因地制宜地设立了各种生产劳动组织,如放羊组、放鸭组、养蚕组、喂猪组、裁缝组、编织组(编书包、打草鞋)等,同学们则根据兴趣和所长报名参加。有的同学对医务有兴趣,自愿参加医务室劳动,协助医护人员给同学们搽疮换药、点眼药等。1943年保育总会副理事长李德全到新津保育院视察时,勉励同学们“自强不息”。由于保育生从小在保育院参加生产劳动,得到多方面的教育和锻炼,所以在以后漫长的人生旅途上能够克服困难,勇往直前。保育生的生活能力,适应能力,往往超过一般学校的同龄人。
(四)保育院的小学教育
保育院的难童大多数来自农村,文盲不少,即或有点文化也参差不齐。为了把他们培养成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在保育院生活安定下来后,即着手按照文化程度编年级,让儿童上课读书。对于学习成绩好的可以跳班,反之则降班。郫县保育院曾因学生文化程度不整齐,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1939年冬,王俊如院长组织了编班考试,按照每一个同学的真实成绩进行分班,使全院同学的学习成绩提高较快,在郫县各小学考核中名列前茅。该院教导主任濮济栋为了促进顽劣儿童的学习,曾举办过“顽劣儿童训练班”,谁先改正谁先“毕业”。这种方法很有效,训练班办了一个月,顽劣儿童都“毕业”了。
保育院的小学课程安排和普通小学是一样的。由于保育院既是家庭又是学校,师生没有寒暑假,所以一年有三个学期,教学任务很重。遇到寒暑假期,有些在外地上学的保育生回到院里度假,给老师代课,这对于提高学习成绩很有利。例如蓉四院的同学赵锡发、邱大祥等都回保育院教过学。保育院课时安排.一般上午的4节课和下午的第一节课,都是正课时间。下午第2节至4节课,高年级大多是劳作课,低年级唱游课要多一些。这样就能够保证有足够的读书时间。课外活动方面也是丰富多样的,有篮球、排球、跳高、跳远、跳绳、短跑、长跑、单杠、双杠等,还有踢键子、打弹子、下象棋、军棋、滚铁环、骑马打仗等游戏项目。没有钱买玻璃弹子,自己动手磨石弹子;没有象棋、军棋.用竹片、瓦片做;没有钢笔就自己创造。如乐山保育院王兴汉同学创制的竹制钢笔受到老师的表扬,还送到保育总会去展览。有的同学制作的玩具,工艺水平很高,如同学们磨的石头弹子,五颜六色.有大有小,十分精致,很有收藏价值。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8-22 1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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