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保育生生活回忆（2）
2017-08-24 10:11:22  来源：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网 作者：吴南生  点击：  复制链接

在南岳儿童教养院

　　赈济委员会南擞儿童教养院，位于祖国四大名山之一的衡山脚下。到一九四叁年，随着抢救难童的增加，便将塬有的难童称为“老生部”，刚抢救入院的难童称“新生部”。

　　老生部有难童叁百多人，是去前年从外地转来或从沦陷区抢救出来的，在老师们的严格管理和教育下，生活、学习都是很正常的。

　　新生部有难童四百多人，全是刚从湘北沦陷区的临湘、岳阳两县抢救出来的。由于准备不足，只好住在一座红围墙围着的大寺院内，在地板上睡通铺，寺院又大又宽，几百人住在里面，还空着许多房子，但设施简陋，生活很糟。

　　吃饭用的碗，是用楠竹节锯成的，吃饭基本过抢，小的很难抢到第二碗。寺院内有几口水井，每个井旁都有几个搬不动的大石盆，我们早晨用它洗脸，饭后用它洗碗，白天用它洗衣，晚上又用它洗脚，所以有人称它是万能宝盆。

　　这些刚刚离开了爸爸、妈妈的农村难童，特别思念亲人，心情非常烦燥，动不动就发火，经常有人吵嘴、打架，哭哭闹闹的。老师们均难童逃跑，又怕临湘、岳阳两县难童结帮打群架，总是耐心做工作，有时还用讲故事的办法解决问题。在这里做个好老师，真是不容易。

　　一九四叁年冬天来临了，对新生部的难童来说，是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简直是一场灾难，公家的衣服发不下来，随着温度逐渐下降，大家把家里带出来的衣裳全都穿上也不御寒，不少难童便裹起了棉被。衣裳换不下来，又无条件洗澡，不久，大家身上就长了虱子，而且虱子生长奇快。一遇太阳天，难童们便东一群、西一堆的脱掉衣掌捉虱子，甚至出现了捉虱子“比赛”。

　　春天到了，熬过了冬天的难童们，有些已经生病了。这时万恶的日寇又横暴肆谑，空袭南岳，在我们寺院围墙边丢下一个摔得粉碎的陶瓷罐，里面全是黑压压的一罐跳蚤。起初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有人还说：日本鬼子没有炸弹啰，只好用罐子装跳蚤来咬人啊!老师和院工赶快取来柴草，.堆在那里用火烧了很久，跳蚤还是四处跳走不少。这时有人打赌说：谁敢进去绕着屋子走一圈?有人回答：你敢我就敢!于是，两个打赌者脱了衣服就进去了，绕一圈出来后，他们身上沾着许多跳蚤，用衣服都拍打不下来，只好到井边用水冲，这一下水井里也有了跳蚤。

　　从此，新生部生病的难童就越来越多了，那两个打赌的病得最厉害，经院医诊断，像是出天花，照着天花治疗，一点效果也没有。不久就开始死人了，而且在死的时候极为痛苦，我们村一起出来的吴菊荣，死前我们就守在他身边，用小茶壶给他喂水，他痛苦得把茶壶嘴都咬碎了。

　　死人在天天增加，院方派了两个院工，专门负责安埋死去的难童。他俩抬着一副木匣子，把尸体抬到衡山一个角落，挖一个浅坑，把尸体倒进去，盖上一层薄土，插上一块写着县名、姓名的木牌，又把木匣子合手回抬第二个、第叁个。不几天，两个院工怕得传染病，竞丢下木匣子不辞而别了。

　　这时，社会各界同情难童的舆论越来越多，有的要求查明塬因，有的要求追究责任。临湘、岳阳两县政府派官员来安扶，也解决不了问题。不少家长也闻讯赶来了，有的家长发现自己的孩子死了，赶到坟地，因木牌被人抽走当柴烧了，尸体也被狗群从薄土中拖出来了，只能凄惨地在那里痛哭一场。没有死的，那怕正在生病，家长就把他们接走了。一时间，搅得新生部人心惶惶。

　　随着新生部附近群众送葬队伍的增加，这才提醒人们去思考，找塬因，不久真相终于大白，日本鬼子在南擞投下的是细菌弹，病因是跳蚤引起的，所以医治无效果。经过这场灾难，南岳儿童教养院合计剩下难童五百余人，赈济委员会于春末把全体师生员工并入衡阳儿童教养院。

向广西贵州转移

　　南崧儿童教养院并入衡阳教养院后，难童多达九百余人，住的地方很分散，我们住在一个较大的宗氏祠堂的两侧，正面有几间屋锁着，但从木格窗户中看到里面整齐地排放着灵牌。吃饭在祠堂外面的坝子里蹲着吃，生活也不好，难童情绪不稳，老师很难管理。

　　一天开饭吃的璞菜，是用桐油炒的，臭味难闻，不能入口，一些大同学借此机会，把木菜盆丢进堰塘里，饭菜四处乱倒。院方认为，油是炊事员不慎用错了，对闹事、损坏公物的人要作处理，一些同学怕受处份，就走了。

　　四月份，正当院里还有些混乱时，又传来日本鬼子进攻长沙的消息，来势凶勐，院里奉命做好向后方转移的准备。这一下混乱局面就变成了紧张气氛。

　　老师们都很忙碌，一边整顿纪律，一边组织难童编队，大的编成童子军中队，小的编成幼童军中队，每队叁十人右左。带队老师天天和我们在一起，经常给我们讲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特别是屠杀儿童的罪行，以及开始转移后应注意的事项等等。老师说，开始转移后，大家一定要听话，注意集体行动，不要乱跑。要是鬼子追上来，老师带着大家到乡下去，中国这幺大，小日本是占不完的，不能让日寇把我们劫走，等我们长大了，一定要把日寇赶出中国去，建设一个新国家。

　　六月十七日，日本鬼子对长沙发起总攻。我们转移的紧急通知也下来了，老师们一个多月的教育没有白费，大家很快把自己的东西打捆，写上名字交院里集体用船运送。为了便于照顾，最小的几个幼童军中队也随船行动。因天气热，大家只带了一床草席和换洗的衣服便出发了。

　　赈济委员会特派员(有人说他姓董，为抢救难童被日本鬼子打死了，也有人说是赈济委员会常委余心清)为我们联系安排了一些棚车，尽管车站挤满了难民，我们还是有组织、有秩序地上了车，比较顺利地到了湖南和广西交界的东安火车站。

　　七月下旬，我们离开东安向广西转移。赈济委员会特派员安排的棚车，有两个给了东安儿童教养院，而衡阳儿童教养隐因为从衡阳出发分开走造成上百个幼童军生死不明，就是不让，为了争车，两院师生打起架来，衡阳院的人多，抢占了车箱，但还是坐不下，一些大同学只能挤在车顶上。

　　到了柳州以后，我们幼童军被安排在广场的旧舞台上，大同学只得在周围难民群中露宿。

　　一天晚上，逃亡到这里的一些大学生，借用舞台，挂起很亮的汽灯举行文艺演出，我们一些老师和大同学也出了节目，除了演出活报剧，全是唱的激昂悲壮的抗日歌曲，广场内没有掌声，只有时高时低的哭泣声。演出达到高潮时，大学生们就发表抗日演说，高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回老家去!”等口号，气氛热烈，鼓舞人心。

　　当时，还有一支部队列队在前面观看，他们见民众抗日情绪很高，第二天就在广场招兵，不少难民中的青年、一些大学生和我们的一些大同学，怀着对日本鬼子的满腔仇恨，报名参了军。

　　日本鬼子侵占了长沙、衡阳以后，又集中兵力沿湘桂铁路向广西进犯，发起桂.林、柳州战役。为配合桂柳作战，广东日军也向桂柳突进，形势非常紧张。

　　进入广西以后，火车就少多了，而难民像滚雪球似的不断增加，要火车厢就十分困难了，赈济委员会特派员设法让幼童军坐上了车顶，大童子军由老师领着开始飞步行。

　　我们在一个叫六甲的小车站下了车，因院工胡伯伯病得很厉害，只好在车站附近农村找房子住了下来。胡伯伯上吐下泻，老师说是得的霍乱症，是一种传染病，叫我们不要去接近他，两叁天后，他就病故了。

　　从六甲开始，老师带着我们也开始了步行。从这里到独山，仅有一百多公里的路程，我们拖着虚弱的身子也不知走了多少日子。虽然老师给有病的同学准备了竹杖，行进中难民很多，就让大家分组牵着绳子走，但还是失去了几个同伴。一个女同学，为了照顾她有病的弟弟，经老师同意，从柳州开始随我们中队行动，步行开始后，她每天最早起床，为弟弟作好出发准备，走路时扶着弟弟。一天，大家都起了床，她还在睡，弟弟怎幺叫也不动，老师来一看，说她已经死了。她弟弟太伤心了，走着走着就摔倒在路上，再也没有爬起来。另一个同学实在走不动了，见后面有汽车开来，他离开队伍拦车，结果开来的是一辆美军中吉普，把他压死在地上，车上的美国兵还哈哈大笑哩!

　　一九四四年十月，我们终于到了独山。这时，我已经是一个骨瘦如柴、满身疥疮、精疲力尽的病人了。老师送我到医务室，到医务室实际上就是住院，要我离开几个月来共患难的老师和同学，去一个生疏的地方，心里很不安。但一到医务室，见我们村比我大几岁的吴占圭也在这里，又遇到了亲人，像有了依靠似的，心情就好多了。

　　医务室在独山县县城外，离铁路很近，叁栋草房，一栋是看病和院医住的，一栋是厨房，一栋是大病房，上百的病人中有老师、学生和院工，很多人病得不轻，由于缺医少药，营养也跟不上，不时有病人死去。赈济委员会特派员到医务室视察后，给病人解决了军用棉衣、棉被和其他物品，生活也有了改善。(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8-24 10: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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