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保育生生活回忆（3）
2017-08-24 10:14:19  来源：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网 作者：吴南生  点击：  复制链接

火烧独山上百病童葬火海

　　十月十日，桂柳会战失败，十一月十五日，鬼子又轻取了宜山，独山已完全暴露在日寇的兵锋之下。

　　这时独山的情况是：

　　一是铁路只通到前面几十公里的都匀，火车只能开进来，没有开出去的，因此，铁路被客货车箱塞满，而且铁路，公路部份桥梁被炸，可以说从这里到贵阳的交道已被切断。

　　二是独山本身人口并不多，但汇集到这里的难民实在是太多了。

　　三是在独山存集着大量的军火和物资，已经无法转运。为了吸取不久前日寇占领广西河池时夺走未及转移的大批军用物资的教训，驻军奉命就地处置。但是，如果处置不当，就会像对长沙实行焦土政策时造成重大伤亡。

　　十一月下旬一天，军方布告，要求独山县城内一切人员，无论是官方还是百姓，不论是本地人还是难民，必须在月底前撤出独山，以利军用物资的顺利处置。

　　已到月底规定时间，仍有像我院这样的团体未撤，部分当地群众也不愿离开，三十日晚独山戒严，从十二月一日起，全副武装的督察部队便强行催赶。直到二日上午，院里才派了几位老师带着几个大同学来医务室动员大家跟他们一起走，我家邻居吴厚生知道我在这里也来了。动员结果，只有几十个病轻的愿走，吴厚生急得要背着我走，一看同村的吴占圭也在，真使他左右为难。我只好对他说： “厚生哥：你赶快走吧，我实在走不动了，免得拖累你也走不脱，这里有占圭哥在一起，你放心好了，如果我们在这里死了，你以后和家里联系上了，转告一下我的父母说明我死的地方就行了。

　　来的老师见病人太多，有的根本无法行动，确实无法把大家带走，只好安慰我们说： “我们走了以后，你们自己要多保重，一有条件，我们一定来独山接大家。”说完便和院医带着几个轻病号和厨工一起走了。

　　要说我们是被衡阳院遗弃在独山的，也不完全正确，因为有老师来接了大家，是我们自己不走的。于是，我们就滞留在独山了。

　　吴占圭，大我五岁，考虑问题比较成熟、全面，来接我们的老师们走了以后，他就把我和新墙镇的曾洁吾带到院医住的地方和厨房看了一遍，发现院医住的房子里还有不少棉衣、棉被、裹腿和一些药品，而在厨房里只有一盆食盐、几盒火柴、一小桶做菜用的蚕豆和一点大米，他把这些东西全部装在蚕豆桶里，领着我们返回院医室。

　　吴占圭说：“我们不跟来接我们的老师们走是错了的，这里就那么一点粮食，又没有人管我们，呆着只有等死。现在我们换新棉衣，等一下把蚕豆炒熟了做干粮，明天就去追赶他们，追不上讨饭也要讨到四川去。”我们每人穿了两套棉衣，棉裤太长，就把裤脚捲在脚板下，用裹腿缠紧当棉鞋。棉衣也大，里面一件的口袋分别装一盒火柴，一包盐，用裹腿把腰部捆上紧身，外面一件当似短大衣，反正我们睡觉不脱衣服，棉被要不要无所谓。一切准备妥当后，返回厨房把蚕豆炒熟，用一条棉裤装进大部份，做好明天出发的准备。

　　我们医务室正处戒严圈外围，傍晚，来了一队纠察队(约二十余人)，见屋里有人，并在悠闲地吃着蚕豆，无不感到惊奇，其中一个当官的对我们上下打量一阵，见我们穿着军服，不论不类的样子，不解地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说：我们是振济委员会衡阳儿童教养院的难童。

　　他又问：“日寇都要打进独山了，你们为什么不走?难道不怕死吗?”

　　吴占圭说：“我们都生病了，那个大屋里还多呢，要是走得动，上午就和大家一起走了”。

　　当官的去大屋子一看，见躺着许多奄奄一息的病人，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他命令部下在厨房煮了一锅大米饭，可能是有意多煮的，剩下一大半，叫我们去吃，能够走动的都来吃了。吃完饭，天也黑了下来，那个当官的对我们说：“等一下部队要处理军用物资，非常危险，你们在这里不许乱跑，出了事没有人管你们”。说完就带着队伍走了。

　　有六、七个同学好奇地想看看“热闹”，来到比我们住处高的铁路上，面向县城望看着，不久，只见几道光线升起(信号弹)，县城内多处同时起火，越烧越大，漫延很快，不久就连成几大片，接着大火中开始爆炸。

　　见一个个黑呼呼的东西抛到半空，爆成一团团大火球往下落。吴占圭说：这是大洋油桶在爆炸。

　　有的地方在霹雳啪啦爆，团团火光向四周飞溅，还带有呼啸声。曾洁吾说：这里肯定是炮弹和子弹。

　　有个地方火大烟也大，不见爆炸，吴占圭说：那里烧的肯定是军衣，军被和粮食。

　　大火把独山的天都照亮了，爆炸使独山的地在颤抖，我们从未见过这种场面。慢慢地我们的耳朵嗡嗡响，听不见声音。火还在燃烧，爆炸的烟浪还在继续，我们的病体也难以支撑了，吴占圭拉了我们一下，指了一下医务室，做了一个睡觉的动作，我们便回到了草房，也不管独山的天会不会塌下来，睡了再说。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三日，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吴占圭用力把我和曾洁吾拉起来，一看，天已大亮，我们住的房子已经烧起来，耳朵虽还有些嗡嗡响，却听得见大屋子里微弱的呼救声和风吹火势的呼啸声，我不知所措地愣住了。吴占圭不容分说地拉着我和曾洁吾冲了出去，见周围不少持枪的日伪军，这说明日本鬼子已经占领了独山。

　　往那里走呢?我提醒说：“老师讲的遇到鬼子要横向铁路往乡下跑，我们到乡下去吧!”于是我们就往乡下走，县城里的火已熄灭，但浓烟仍在冒。而县城周围许多房屋正在燃烧，这显然是鬼子到了以后才放火烧起来的。我们走了大约四、五华里，来到一个后来才知道叫“豆芽井”的地方，这里有几间草房，里面有锅灶、碗筷、木柴，一张用草绳捆着的黄牛皮，还有两木桶牛血。“豆芽井”有井无豆芽，可能是个杀牛的地方。屋里除了几张用木头钉的床外，什么也没有。吴占圭说： “天不绝我们，这里的人逃走了，我们就在这里住下再说。”我们在有床的屋中间用砖搭了架，用沙锅取水煮牛血吃，又把床上的谷草用来围在四周，又可坐、又可睡，在吃牛血时，我才明白吴占圭要我们把火柴、食盐装在身上的用意了。

　　吃完牛血，吴占圭提醒说： “这里离县城太近，为了碰见鬼子和伪军少些麻烦，我们把穿的军棉衣改变一下。”我和曾洁吾就照着他的样子，把外面一件军棉衣翻过来，把里子粗白布扯破几处，露出棉花，用水合柴灰弄脏穿上，再把捆牛皮带血迹的草绳拴在腰上，这样就看不出是军服了。晚上煮好了牛血，因曾洁吾还在睡，只好端在一边放着等他，一会儿曾洁吾的棉裤烧着了，吴占圭忙中出错，端起牛血汤倒去，火浇熄了，可曾洁吾长着疥疮的地方又起了水泡，痛得他边哭边喊娘，吴占圭帮他慢慢把棉裤脱下来烤，他也只好忍“痛”吞声了。在这里，白天可以看见一架飞机在独山上空转圈，有时扫射一下。第三天上午，吴占圭说：我们出去看看，也好找点吃的。我说先到医务室去，看看我们藏的蚕豆还在不?

　　远远看到医务室，已是黑压压的一片废墟，走近一看，天啦!没有跑出来的病人全被烧死了，个个都被烧得黑呼呼的，呈扭曲状，有的在门边显出爬行姿态，就是没有爬出门外，很显然，他们在临死前都进行了十分痛苦的挣扎，其状惨不忍睹，只觉心惊胆颤，我们无力进行处理，只得含泪默默离开。这次死亡近百人，绝大部份为难童，也有极少数为护送难童转移而生病的老师和院工。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欠我院的第三笔血债。

　　我们离开医务室，怀着悲痛的心情，拖着沉重的双腿，低着头往豆芽井走去的途中，被菜地中一个日伪军大声叫住，在他身边已装好一大筲箕白菜，强令我们抬着跟他走，走不太远，还有一栋完整的瓦房，走近一看，有八、九个鬼子在屋檐下坐着晒太阳，一个穿长统靴的鬼子正在擦战刀。放下白菜，我们站在原地没有敢动，只是用仇恨的眼睛盯着鬼子，默默数着他们的人数。忽听那个日伪军冲着我们大喊：站在那里干什么?还不快滚。我们赶快离开了这个鬼地方。

　　在往回走的路途中，我们也抱了几颗白菜。边走吴占圭边说道;我们长大了一定去当兵打鬼子，打鬼子要先杀汉奸，没有汉奸，鬼子寸步难行，打起来也容易。

　　回到豆芽井，我们再也没有离开。天天吃牛血，感到有些变味，越来越难吃，于是就把那张黄牛皮一块块割下来，在火上把毛烧了煮白菜吃，这就好吃多了。至于吃完牛皮怎么办我们却还没有去想。

独山光复县府收留众难童

　　日本帝国主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损兵折将几十万，虽然打通了一条贯穿中国大陆至越南河内的交通线，但因各种原因，始终未能全线通车，而且为了保护交通线，牵扯和分散了大量的日本兵力，到处都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加速了它灭亡日子的到来。

　　十二月八日，独山光复了。

　　独山的民众回来了，十一日豆芽井的人也兴高采烈地回来了，当他们发现几个难民小孩，再看看室内外，又一时惊呆了。我们在这里几天，为了御寒，日夜没有熄火，把柴烧完了就烧床，床烧完了又折了一些房料来烧。吃了牛血不要紧，看见那张值钱的黄牛皮所剩无几，两个年轻人冒火了，要打我们。

　　吴占圭上前一个劲地认错，把我们的来龙去脉告诉他们，并说：日本鬼子烧死我们好多人啊，我们从大火中逃出，来到你们这个福地，是你们救了我们三人，我们长大以后，一定加倍报答，请饶了我们，让我们走吧。

　　两个年轻人火气未消，这时一个年长的大叔说道：这些娃儿这样小就离开了大人，被日本鬼子折腾成这个样子，怪可怜的，怪只能怪鬼子，房子修一下就行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们救了三个人，善哉，善哉，善有善报，让他们去吧。

　　我们非常感激，向他们鞠躬，吴占圭拉着我们向大叔作了一个揖，便告别了使我们得以生存的豆芽井。首先来到医务室，烧死的同伴都不见了，场地也进行了处理，我们只在这里站了一会便进了县城，一边讨饭.一边打听我们院的消息。县城已是一片灰尽，回来的人都在清理自己的房基，我们那里还讨得到饭吃。吴占圭决定我们尽快离开独山，讨饭也要讨到四川去。我们正在离开时，意外地碰上了几个同学，一起聚集在“八角亭”含泪倾诉近期的遭遇，商量着今后的打算，都主张一起沿途讨饭到陪都找院去。这时一个警察走了过来，笑咪咪地问我们： “你们是不是衡阳难民学校的难童”?

　　我回答道：我们不是“烂铜”，是振济委员会衡阳儿童教养院的学生。

　　警察说：对罗!我找的就是你们。他还自我介绍说：我是本县县政府的，知道你们有不少人被日寇烧死了，真惨!独山光复第二天，余县长就派人把他们安葬了，还要我们找散失在独山的难童，你们快跟我到县政府去吧。

　　吴占圭说：我们三个是从大火中逃出来的，昨天又到医务室去看了，这个警察先生说的是真的，大家可以跟他去。于是跟着他穿县城，走了很久，来到城郊一个大院。警察说，这里县政府的临时驻地。随即把我们带进后院一间大屋子，里面已经有了几个同学。

　　独山县先后共收留了三十七人，其中同学三十五人，老师一人(叫李岱如，同学中有两人是他的儿子)还有一个是聂文定同学的妈妈，后来我们都叫她聂婶。这些人中，从医务室逃出来的是少数，大多数是撤出独山后掉了队又返回独山的，有从后面追到独山的，还有两人是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东安儿童教养院的同学。

　　一天下午，独山县余县长(五十多岁，都尊称他余老先生)给我们训话，他说：鄙人是奉命寻找难民学校散失在独山的难童并暂时加以收留的，不久政府的振济委员会将派人来接大家。你们在我这里，稀饭有你们吃的。不过大家都看见了，倭寇败出独山，本县已是千疮百孔，一副烂摊子，事事需我督办，对你们就照顾不到，你们自己要好自为之。

　　我们十分感谢余老先生的搭救和收留，可是年轻的余太太不想让我们白吃，她每天给身体稍好一点的同学分任务，女同学给她带孩子做家务，男同学上街去卖葵瓜子，卖的钱都得交给她。而街上的人一见我们这些蓬头垢面，手上满是疥疮的“叫化子”，那里还吃得下我们的瓜子，加上当地一些同龄人捣乱，很少有人光顾，一天卖不到几个钱。因此，我们每天只能吃上两餐稀饭，还要抢。吴占圭不知从那里弄来一个盆子，他抢的饭让我们三人都吃得饱饱的。对此，聂婶看不下去了，她先找吴占圭等几个大同学商量，又自己帮厨，设法在稀饭里多加些菜，给大家分着吃，就没有抢饭的现象了。加上她对大家非常爱护，缝缝补补的，聂婶倍受大家尊敬。

　　我们在县政府期间，几个病重和有伤的同学因无药医治，先后有四个死去，每次遇到这种事，没有找县政府一点麻烦，都是同学们办理丧事，埋好后也学南岳院的办法，找一块木牌写上衡阳院某某某插在坟上。对此，县政府表示比较满意。在这里最自由、最自如的要数身体健壮的李岱如老师了，他每天带着两个儿子总是早出晚归，没几天，他们三人就不辞而别了。在独山连同聂婶在内，坚持到最后的共三十人。

　　(摘自《摇篮》2002年7月版)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8-24 10: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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