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保育生生活回忆（4）
2017-08-24 10:28:50  来源：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网 作者：吴南生  点击：  复制链接

苦尽甜来回到妈妈的怀抱

　　一九四五年元旦过了不久，一个大雪天，振济委员会派来接我们的人已经到了独山，消息传开，身心受到摧残的同学们并没有天真的惊喜，反而呆着默默无言了，有的还流出了眼泪。这泪，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无言控诉;这泪，冲刷着我们心灵中的巨大痛苦。

　　来人到了县政府，老衡阳院的同学认得他是刘院长的哥哥，大家情不自禁地喊着刘四爹便围了上去，前面的紧紧把他抱住，后面的有拉手的，有拉大衣的，痛哭成一团，争着倾诉着自己遭遇的劫难。凡在场的人，包括警察，无不为之动容而流泪，有的同样哭出声来。

　　刘四爹也哭了。他一边抹泪一边说：孩子们，你们哭吧!哭吧!哭出来你们心里会好受些。待大家平静后，他又说：从独山紧急转移时，已无交通工具，难民众多，大家在督察部队催赶下，全院是在一片混乱中离开的。走时派了一些老师和大同学来接大家，因力量不足只带走少数人。对你们滞留在独山，振济委员会和院方都非常清楚，很是关心，日寇一退出独山，振济委员会就和独山县政府取得联系，恳请收留保护你们，后来才知不少人被日冠放火烧死了。你们能死里逃生，真不容易，大家受尽拆磨，我们都很难过，我代表刘院长向你们表示欠意和慰问。大家听他这么一讲，人群中又出现了哭声。

　　余老先生也讲了话，他说：独山撤离时，在部队督促下，民众和难民全撤了，却忽视了县城外的上百病童，使他们遭遇日寇毒手，日寇败出独山，我听到这个不幸消息，即到场察看，并下令立即妥善处理。对于散失之难童，我也派人在本县查询，先后找到三十余人。由于本县医疗设施和设备全被摧毁，无力为收留的难童检查身体和医治伤病，有四人不幸死去了，鄙人深感痛心。

　　刘四爹对余老先生在公务繁忙中妥善处理我院死难师生，又找回收留三十多名难童，表示衷心感谢。接着对我们说：要告诉你们的好消息是：先转移走的师生员工，都安全到达陪都重庆，在那里，振济委员会有好几个儿童教养院，他们都已安排妥当，部分大一些的学生，有的直接升人国立中学，有的进了工厂。振济委员会对你们已作出安排，到重庆后送你们到重庆第三儿童教养院，那是一个不错的院，到时你们就能正常生活和安心读书了。

　　从第二天起，刘四爹把身体好点的同学分成几个小组，在独山寻找同学，找了两三天，没有找到一个人，便作离开独山的准备。他请县政府的警察带路，领着我们来到被烧死师生的坟地，向他们致哀告别。

　　第二天，县政府来了辆烧杠炭的汽车。在刘四爹指挥下，我们再次向余老先生，余太太感谢收留救命之恩，向县府所有来送行的人致谢道别。二十九个同学和聂婶依次上车，这就样我们离开了永远不会忘记的独山。

　　经过一天颠簸，到了贵阳。可能振济委员会已作了安排，刘四爹宣布我们在贵阳休整几天，首先安排我们理发、洗澡，男同学全部理了光头，痛痛快快地洗尽了几个月来堆在身上的污垢，换上了里外全新的合身衣裳，有和尚领的衬衣、衬裤、棉衣、棉裤和棉背心，还有布鞋布袜和童军帽。俗话说，人是桩桩，全靠衣裳，这一洗一换，大家都变了，蓬头垢面、衣裳褴褛的“叫化子”变成了天真庄重的童子军。可以说自离开衡阳以来，大家的脸上才开始有了笑容。

　　在贵阳休整了几天，还打了几次久违的牙祭。要去重庆了，大家心情很激动，出发时每个人的手上都有了一个小包。到了汽车站，刘四爹招呼同学们上了一辆烧杠炭的汽车。这时，一件使人很不理解、很伤心的事情发生了，尊敬的刘四爹说什么也不让聂婶上车，同学们急了，全部下车跪在地上向刘四爹诉说聂婶在独山照顾大家的情况，并说车上还有空位，求他行行善，不要把他们母子折散，把聂婶带到重庆去。不管同学们怎么求情，刘四爹就是元动于衷，而且还发了火，大家只好连抬带拖把聂文定弄上车，哭着和聂婶告别。聂婶被丢在了贵阳，人为地造成了他们母子的分离，从此失去了联系。时至今日，我也没有弄清楚，也很不理解，当初刘四爹为什么不让聂婶跟我们一起到重庆去?其真正原因是什么?

　　开车后，由于丢下了聂婶，大家一直闷闷不乐地坐着。下午，车到了七十二道拐，下坡时，前轮钢板突然断裂，汽车猛一倾斜，刘四爹的右膝被碰伤，两个病较重的同学摔出座位被碰死，刘四爹抱着他们流着泪说：已经快到重庆了，没有把你们照顾好，罪过!罪过啊!便领着几个大同学在车旁的坡下把两人埋葬了。等到天黑，两个方向都无车来，这里前不靠村，后不靠店，大家只好倦缩在汽车前半部(这里有杠炭炉，温度高点)。车子出了毛病，还死了人，司机也觉过意不去，把自己带的东西拿出来让大家分着吃了一点。第二天上午等来一辆卡车，司机上前求他帮助，他不干，刘四爹才上前介绍我们的情况，并说了不少好话。他也清楚，他不帮忙自己的车也走不过去，只好和我们车的司机一起把车修好了。

　　我们终于到了重庆，到了振济委员会，许多老师和工作人员出来迎接我们，他们见了这些死里逃生的孩子，非常亲切，一个个上来分别搂住我们问寒问暖，我们则依偎在他们温暖的怀抱里，含泪诉说着坎坷和艰辛。有老师说：孩子们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幸存下来，可谓虎口余生，可庆可贺。并把重庆第三儿童教养院专程来接我们的教导主任吴绍宁老师给我们作了介绍，第二天我们就跟他到了三院。

　　我们二十七个到三院的人，是衡阳儿童教养院最后一批到达重庆的幸运者。他(她)们是：

　　曾洁吾 吴南生 陶凡武 李爱莲(女)

　　余淑萍(女) 杨汉汗 沈绍铮 黄莉芳(女)

　　吴占圭 高家兰(女) 周玉清(女) 钟四海

　　胡松长 孙家寿 刘锡贞 王婉静(女)

　　邱润兰(女) 黄士林 聂文定 李观六

　　李守成 邓瑞扬 岳端仪(女) 邱润秋

　　沈绍川 许国泰 张赣怀

　　衡阳儿童教养院经过大转移、大劫难之后，儿童情况怎样?这是有关人士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一九四五年底，湖南岳阳县旅渝同乡会印发了一本小册子，名为《三十三年敌犯长衡时逃来重庆之南嶽衡阳两教养院儿童名录》，在其并不全面的序言中写道：“溯自敌寇侵陷湘北以来，振济委员会曾派人在附近抢救儿童。其收容于衡阳南嶽两地者计约千五百人。去夏敌犯长衡，该会乃将两地儿童集中衡阳转移来川。出发时，尚有儿童八百余，甫离衡，低年级被遗弃而死于湘水之滨者一次竞达百余人，其得以抵达重庆者，不及四百矣。个中惨状不忍闻问……。”(全文完)

　　(摘自《摇篮》2002年7月版)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8-24 10:2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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